“你们中国人，真的太幸运了。”

2017年秋天，平壤到开城的旅游大巴上，导游李英淑坐在我旁边，手里攥着我给她的一包蛋黄派，却没有拆开。她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忽然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以为她在客套，随口回了句：“哪里哪里，大家都不容易。”

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眶红了。那个眼神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不是羡慕，不是嫉妒，是一种近乎绝望的渴望。

“你不知道，”她说，“你根本不知道你们有多幸运。”

李英淑今年二十六岁，平壤旅游大学中文系毕业，做导游四年了。她是旅行社的骨干，中文流利，业务精湛，年年评优。她一个月工资折合人民币不到三百块。

三百块。在北京，不够一顿像样的请客；在朝鲜，是她养活一家四口的全部。

“我爸爸在工厂上班，一个月一百二十块。妈妈没有工作，在家里做泡菜拿去市场卖。弟弟在读高中。”她报这些数字的时候，语气平淡，像在念一份与己无关的报表。

我问她够不够花。她笑了，那种笑比哭还难看。

“不够也得够。我们有配给制，米、面、油、鸡蛋，每家每户按人头分。但经常不够吃，要去市场买贵的。”

“市场的东西贵多少？”

“贵十倍。”

她说这两个字的时候，咬得很重。

真正击垮她的，是团里一位大姐的手机。

那天中午在餐厅，大姐给她看手机里的照片——上海陆家嘴的夜景、北京国贸的写字楼、杭州西湖的断桥。英淑接过去，一张一张地划，起初是礼貌的赞叹，渐渐地，她不说话了。

她停在一张照片上很久很久。那是上海外滩的夜景，东方明珠塔灯火通明，黄浦江两岸的高楼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不夜城。

“这是真的吗？”她问，声音发抖。

“当然是真的，我去年拍的。”

“这些灯，每天都亮着？”

“每天都亮。”

她沉默了很久，然后把手机还给大姐，说了一声“谢谢”。我注意到她的手指在发抖。

后来她告诉我，那天晚上她失眠了。她躺在宿舍的硬板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全是那些亮着的灯。

“我不明白，”她说，“我们明明离得那么近，坐火车一天就能到。可为什么，你们的世界亮着灯，我们的世界却是黑的？”

最后一天，行程结束，我们在平壤火车站等车。英淑坐在我对面，手里还攥着那包没舍得吃的蛋黄派。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她说。

“你问。”

“你们中国人，是不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我愣了一下：“基本上吧。”

“是不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对。”

“是不是每个人都能上大学？”

“大部分可以。”

“是不是每个人都有手机？都能上网？都能看到外面的世界？”

她一连串问了五个问题，每一个都像一把刀。

“是。”我只说了一个字。

她低下头，眼泪啪嗒啪嗒掉在那包蛋黄派上。

“我们什么都没有，”她哽咽着说，“没有零食，没有高楼，没有亮着的灯。我们不能随便去别的城市，不能随便上网，不能看外面的世界。我们学了四年中文，读了那么多关于中国的书，可我连一张真实的照片都没见过，直到昨天。”

她抬起头，满脸都是泪：“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就像你一直以为自己在跑步，突然有一天你发现，别人坐的是飞机。而你，连一双好鞋都没有。”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一个字。

火车开动时，英淑站在站台上挥手。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灰点，消失在灰蒙蒙的天色里。

我坐在车窗边，手里攥着她还回来的那包蛋黄派，泪流满面。

我哭，不是因为她可怜。我哭，是因为这不公平。

同一个世界，同一片天空。有些人一出生就站在灯火通明的地方，有些人却生在黑暗里，连一盏灯都要仰望。她们不是不努力，不是不聪明，不是不想过好日子。她们只是——生错了地方。

英淑说，她馋的不是零食。她馋的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一切——亮着的灯、吃不完的食物、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自由、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的权利。

这些东西，我们生来就有。而她，连看一眼都是奢望。

后来有人问我，朝鲜人怎么看待中国。我想起英淑的话，想起她的眼泪，想起她问的那五个问题。

她不是恨我们。她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命运这么不公平。

而我也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