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玉珍

静心园中的石虎与石碑

海淀区增光路老虎庙附近，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校园内有一处不大的静心园，被苍松翠柏围拢着。园中有碑亭一座，亭下有碑，碑旁蹲着一尊石虎，它的头脸因饱经风霜，早已磨得漫漶不清，只剩隐约轮廓，略显萌态。总有学生倚着附近的椅子聊天、背书、探讨问题，年轻的身影晃过，影子便叠在石虎斑驳的躯干上。那一刻，时间似乎被轻轻揉出了褶皱——一边是奔赴前程、鲜活的青年，一边是静守岁月的残损古兽。

“老虎庙”这个地名，像一枚历史老人镌刻的印章，盖在这片土地上。我心中常发出好奇的疑问：“为什么这里叫老虎庙呢？难道以前这里真的有一座老虎庙吗？”

此地曾经确有老虎庙。从历史渊源与建庙缘起来看，这座老虎庙的地理位置，在明清时期是京城通往西山的交通要道。因旧时西郊山林常有虎豹出没，为护佑往来香客、行旅平安，民间在此修建庙宇用以祓禳（fú ráng）避灾，属于典型的护路祈福类小庙。

祓禳，是古时的除灾祭祀。当人们面对无法抗衡的灾祸——猛兽的利爪、肆虐的瘟疫、兵戈和铁蹄，便只能以斋戒与仪式，祈求冥冥中的庇佑。于是，历史的剪影在我脑海浮现，遥想当年，百姓去西山进香必经此地丛林，常有猛虎伤人，人们便在道旁建老虎庙护佑行人平安。往来的香客怀揣着虔诚与惶惧上路，行到此地，对着石虎焚香叩拜，祈求“平安过山”。随着北京城郭的往外延伸，荒径渐渐成了街巷，老虎庙最终遁入了传说。

关于老虎庙的具体始建年代，文献中无确切纪年，大约是在明中后期至清代。院内有碑亭与石虎，碑额篆书“啸风林”三字，我曾探着脑袋凑近细细读过碑文，是著名画家吴作人先生于1988年题写的：“西郊多山，亦多古刹，昔丛林间有虎出没，为佑香客平安，乃于出城去西山要道立虎庙以祓禳。庙已早倾圮，石虎亦久埋没，然此处仍沿称老虎庙……（20世纪）50年代，始兴楼舍，全国总工会创干校于此，石虎出土，虎头虽有漶蚀，然其造型古朴简练，神雄气厚，非近世剔透之作，殊可珍贵，今为工运学院保护妥陈，是古文物之幸。一九八八年一月作人题于花园村并志。”

实际上，老虎庙并非北京独有，而北京也不止一处老虎庙。明清至民国时期，北京形成了城内与城郊并存、功能各有侧重的老虎庙建筑体系。据1945年出版的《北平寺庙调查一览表》记载，西直门内有老虎庙，仅一间殿宇，主祀黑虎与玄坛赵公明，兼具镇宅、祈福、求财之用，是老北京“九龙二虎一统碑”民间信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海淀东升乡、朝阳西北部等地亦有名为“老虎庙”的村落与庙宇遗迹，均因庙得名、因俗而建，虽规模狭小、记载简略，却共同构成了北京地区老虎庙的完整图景。

老虎庙、黑虎庙、猫猫庙、伏虎寺……这些和虎有关的庙宇，作为中国民间广泛分布的信仰建筑，在全国各省几乎均有遗存。其建筑年代多在明清时期，功能以护路、镇山、祈平安、奉财神为主，是古代人虎共生、民间信仰与文化的重要见证。成都武侯区的一座老虎庙在民间有“老鬼庙”“老古庙”“猫猫庙”等别称，这些名称是民间对老虎的避讳。将老虎称作“猫猫”并衍生出“猫猫庙”，这是一个极有趣的语言现象，本质是人们面对无法抗衡的危险时，通过委婉称谓的表达方式，回避直面虎的心理恐惧，祈求平安、避免冲撞。

学者林硕在《虎城选址与东郊“老虎洞”》中提到“虎”字地名的形成原因，第一类就是建庙供奉。“北京湾”三面环山，森林密布，河湖纵横，多有虎、豹、狐生存其间，在史书中不乏北京多虎的记载。譬如唐代的龙华军使、剑圣裴旻曾镇守此地，“尝一日毙虎三十有一”。金代时，中都附近常有老虎出没，甚至在泰和八年（1208年）有猛虎至阳春门外（今陶然亭附近），引起恐慌。金章宗完颜璟亲临现场，“射获之”。可见旧时京城曾以猛虎为患，百姓为求平安，兴建庙宇祭祀之。

20世纪50年代，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急需培养大量人才，中华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前身），便在老虎庙选址兴建。当推土机掘开深厚的土层，那尊沉睡多年的石虎得以重见天日。新时代的建设者们，没有将这旧物粗暴地挪开，弃如敝履，而是小心翼翼、视如珍宝地将它安置在园内。而今的土地上呼啸的不是虎声，而是穿越树林的风，是图书馆里书页翻动的轻响，是自习室里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是篮球场上青年们清亮昂扬的呐喊，是教室走廊里师生相谈时的笑语。从老虎庙到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这片土地的记忆，正如地下的叠石，被一层层覆盖，又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悄悄浮现出来。从“庙”到“校”，这片土地经历过两次庄严的奠基。一次是为安抚对老虎的恐惧，一次是为培育改变社会的力量。

古时人们在这里建庙，是用信仰与仪式对抗自然的威胁；几百年后，人们在这里建校，是以知识与理性培育经世致用的人才——变的是建筑，不变的，是这片土地始终回应着人民与时代迫切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