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林

风雨桥于我，是刻在生命里的坐标。它不仅是连接河两岸的通道，更是承载了我整个童年记忆的容器。每当我站在风雨桥上，望着桥下早已不同往昔的河床，那些关于双石拱桥修建的日子，便会像被风吹开的书页，一页页清晰地在眼前铺展，带着泥土的芬芳、柴火的暖意，还有满溢的笑声，在心底愈发醇厚。

那时的风雨桥，早已是村里的“公共客厅”，而它的对面，双石拱桥的修建正紧锣密鼓地展开。关于搭桥修路，在那个年代，这不是某几个人的事，而是全村人的共同使命——每家每户都按人头分配了石方量和土方量，没有一个人置身事外。清晨，天还没亮透，风雨桥周围就已响起锄头挖地、锤子敲石头的声响；傍晚，夕阳把人影拉得很长，那些声响才伴着归家的脚步声渐渐淡去。

我的父亲，因做事踏实，成为建桥队伍里特殊的一员。他被村里的话事人派往上田坝，负责烧制“红毛泥”和石灰。父亲每天天不亮就背着工具出门，直到月亮挂上树梢才踏着夜色回来。有时还要整夜待在上田坝的烧窑现场，他的衣服上总沾着厚厚的窑灰，指甲缝里是洗不净的红泥色，脸上却总透着一股干劲——仿佛他烧制的不是“红毛泥”，而是能让大桥稳稳立住的底气。

我家就住在风雨桥旁边，这自然而然成了修桥队伍的临时补给站。每天家里都熙熙攘攘，来喝水、歇脚的乡亲们络绎不绝。我那时年纪小，干不了重活，便主动揽下了抱柴烧水的活儿。

除了烧水，我还会帮着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有时乡亲们把马车停在门口，我就牵着马儿去旁边的空地上，给它们添点草料、提桶水喝；有时计分的哥哥姐姐忙不过来，我就跟着他们，帮忙递递那张用来记工分的手撕标记小票。而风雨桥下面的河岸边，更是一派繁忙。为了让桥能从河这边通到河那边，每天都有七八十辆小马车来回穿梭，拉石头的马车车轮碾过地面“咯吱”作响，倒土的马车卸下泥土时扬起一阵轻尘，车夫们的吆喝声、马蹄声、车轮声，和着远处的锤石声，汇成了最热闹的建桥交响曲。

随着瓦窑口和瓦窑坡边上的泥土被一车车拉走，大桥终于迎来了合龙的日子。那天，全村的人都早早地聚集到了风雨桥周围，我也挤在人群里，踮着脚尖往桥上看。当最后一块石头被稳稳砌好，鞭炮声“噼里啪啦”地响了起来，那声音持续了好久，震得空气都在颤抖。我站在风雨桥上，看着眼前的双石拱桥，看着乡亲们的笑脸，心里也热乎乎的，满是欢喜。

桥建好后，桥下的石坝还成了我们的游泳天堂。只要天气一热，石坝里的水就成了最清凉的慰藉。那时感觉总有人在里面畅游，会游泳的人，能顺着石坝来来回回游好几趟，姿势潇洒；不会游泳的人，就待在浅水区，学着“狗刨”，溅起一阵阵水花，笑声在水面上回荡。

时光匆匆，转眼三十多年过去。双石拱桥依然横跨在河上，风雨桥也还立在原地。现在每次回到村里，我都会特意去风雨桥上走一走。站在桥上，风从耳边吹过，仿佛还能听到当年的笑声和吆喝声；看着双石拱桥，仿佛还能看到乡亲们忙碌的身影。那些日子，虽然简单，却充满了力量；虽然艰苦，却满是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