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1年到2016年，我以边境贸易跟车员的身份，六次辗转进入朝鲜咸镜北道一个连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山村——雾隐里。那里四面环山，只有一条雨季就会被冲垮的土路与外界相连，连当地的向导都说：“那个地方，鸟都不愿落。”

第一次去，是深秋。我跟着一辆拉化肥的旧卡车，在碎石路上颠了整整一天。雾隐里比我想象的还要荒凉。二十几户人家的房子全是土坯墙，稻草屋顶烂出一个个窟窿。我到的时候，正下着雨，一个七八岁的女孩蹲在自家屋檐下写作业——她头上顶着一块塑料布，雨水顺着布角淌下来，打湿了半条裤腿。她的“作业本”是一块刨平的木板，用烧焦的木棍当笔，写满一板就用袖子擦掉，再接着写。

她叫英姬，是村里最用功的学生。我问她为什么不进屋写，她指了指屋里——原来她家只有一间屋，土炕上躺着生病的爷爷，灶台上煮着一锅野菜糊糊，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她的“文具盒”是一个空了的铁皮罐头盒，里面装着三截长短不一的木炭。

最让我心酸的是，村里没有一个人有像样的鞋。大人小孩大部分时间光着脚，冬天脚上冻出一道道血口子，用碎布条缠一缠就算完事。我随车带了几双旧胶鞋，分给孩子们时，英姬领到一双，试了又试，最后脱下来抱在怀里，小声说：“等过年再穿。”

学校是村里一间废弃的仓库，没有窗户，门也歪了。十几个孩子挤在里面，唯一的老师是初中毕业的郑叔，五十多岁，背已经驼了。他教孩子们认字，用的是地上铺的细沙，用树枝在上面写。没有粉笔，没有课本，只有他从县城带回来的一本破旧的《朝鲜语词典》，翻得都散了架。

我问郑叔，孩子们最缺什么？他沉默了很久，说：“缺……缺一顿热乎的午饭。”他说，村里家家户户吃玉米糊，盐巴都要省着用。孩子们上午上课，下午得去山上捡柴火、挖野菜。好几次，孩子饿得趴在沙盘上起不来，郑叔就让他们回家喝碗水，“喝饱了水，肚子就不叫了。”

2013年我第三次去的时候，带了一些好心人托我转交的衣物和常用药。英姬已经十岁了，个子却还像六七岁。她拉着我的手，走到村后的小山坡上，指着远处云雾缭绕的山梁说：“叔叔，我听郑叔说，翻过那些山，有火车，有电灯，有好多书。是真的吗？”

我鼻子一酸，点头说：“是真的。”

她低下头，用脚尖碾着地上的土，说：“我想去那里上学。我想当医生，回来给爷爷治病。”

那一刻，我转过身去，眼泪没忍住。

说实话，每次从雾隐里出来，回到灯火通明的城市，我心里都堵得慌。同样一片天空下，有人一顿饭花掉几百块，有人连一支铅笔都是奢侈品。这种不公，像一根刺扎在心里，拔不出来。

可是，也正是这个地方，让我看到了最朴素、最滚烫的希望。

2015年最后一次去，一切都开始变了。朝鲜当地政府修通了通往雾隐里的简易公路，虽然还是土路，但至少卡车能进来了。村里装上了几盏太阳能路灯，孩子们第一次在晚上看见了亮光。一位从平壤下派的农技员住进了村子，教大家种高产的土豆和玉米，还帮着联系了县城的供销社来收购山货。

英姬家搬进了新修的砖瓦房，虽然不大，但不再漏雨。她穿着我几年前送的胶鞋——已经补了好几回，但刷得干干净净。她考上了山那边的中学，是村里第一个。临走那天，她给郑叔鞠了一个深深的躬，哭着说：“老师，我一定好好学习，以后回来教更多的弟弟妹妹。”

郑叔抹着眼泪，笑得满脸褶子都开了。

去年，我辗转收到消息：英姬考上了平壤的一所医学院。有人捎来她的一封信，信里夹着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她穿着白大褂，站在教学楼前，笑得腼腆又明亮。她在信里写：“叔叔，我离医生梦又近了一步。等我毕业，我想回到咸镜北道，回到那些连路都不通的山村里去。我不会忘记赤脚写木炭的日子，也不会忘记——是那么多人的善意和国家的帮助，把我从泥巴地里拉了出来。”

我捧着那封信，眼眶又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