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夏天，我从丹东坐火车前往平壤。新义州出境后，火车在朝鲜境内慢悠悠地晃了五个多小时，硬座车厢颠得人骨头散架。全团二十几个人，下火车时一个个灰头土脸、腰酸背痛，有几个年纪大的直喊“受不了了”。

可当我们在平壤站台上看到接团的女导游时，所有男游客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腰也不酸了，腿也不疼了。

她姓李，朝鲜导游自我介绍时只说姓，不说全名。李导看上去二十五六岁，穿着一身粉白相间的朝鲜传统裙装——치마저고리（赤古里），脚踩一双黑色细跟高跟鞋，手里举着一面小旗子，站在灰扑扑的站台上像一朵开在废墟里的花。她皮肤白皙，五官精致，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用略带口音但流利的中文说：“欢迎你们来到平壤，我是你们的导游小李，接下来的几天由我陪大家度过。”

团里的男同胞们立刻躁动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叔第一个冲上去：“小李啊，跟叔合个影！”李导微笑着点头，站得端端正正。接着第二个、第三个……十几个男游客轮流跟她合影，她全程没有一丝不耐烦，每拍一张都重新摆好姿势、重新微笑。拍到最后，她的笑容依然灿烂，但我注意到她悄悄把重心从一只脚换到另一只脚——那双高跟鞋，她站了已经快半个小时。

接下来的四天，李导每天穿着那双高跟鞋，带我们跑平壤、开城、妙香山。平壤地铁深达一百多米，台阶上百级，她踩着高跟噔噔噔走在最前面，边走边讲解，气息平稳。团里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空手爬上去都喘，她穿着高跟鞋、举着旗子、背着装满矿泉水的包，一句累都没喊过。

有一天行程结束得晚，回酒店的大巴上，有人问她：“李导，你带团多久了？”她笑了笑说：“连续一个多月了，一天没休息。”全团哗然。有人问不累吗，她说：“累，但很开心，能遇到你们这样的客人。”她说这话时眼睛亮亮的，可眼下的乌青遮都遮不住。

第三天，她带我们去平壤的一家涉外纪念品商店。店里的商品标价用欧元，一盒人参糖十几欧，一件刺绣几十欧，对朝鲜本地人来说是天价，但中国游客觉得不算什么。团里的王大姐一口气买了三百多块钱的糖果和纪念品，李导在旁边帮她装袋，轻声说了一句：“您对朝鲜真好。”王大姐大大咧咧地说：“这有啥，国内吃顿饭的事儿。”

李导没接话。我注意到她低头整理货架时，手指轻轻摸了一下那些糖果的包装，像在摸什么珍贵的东西。

最后一天晚上，旅行即将结束。不知是谁起的头，团里二十多个人每人掏了五十块钱，凑了一千块人民币，装在一个信封里，当作小费送给李导。一位大爷把信封递给她时说：“小李啊，这几天辛苦你了，这是大家的一点心意。”

李导接过信封，打开一看，愣住了。她的嘴唇开始发抖，眼眶迅速变红，然后当着全团的面，眼泪唰地掉了下来。她赶紧用手背擦，擦完又流，流了又擦，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全团都安静了，几个大姐也开始抹眼泪。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哽咽着说了一句：“谢谢你们……这比我半年工资还多。”

车厢里死一般寂静。

半年工资，一千块人民币。平均一个月不到两百块。她在平壤最好的大学之一学了四年中文，通过了严格的导游考试，每天穿着高跟鞋走十个小时，连续工作四十多天无休——换来的是月薪一百多块钱。而团里随便一个游客，在国内一顿饭、一件衣服、一次KTV，就是她半年的血汗。

后来从当地其他渠道了解到，朝鲜涉外导游已经是金字塔尖的职业了，能接触到外国人，能获得外汇小费，能偶尔吃到游客给的零食。可即便如此，她们的真实收入依然低得令人心碎。李导说她父亲生病卧床，母亲在农场干活，弟弟还在读书，她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支柱。那一千块钱，够她父亲买几个月的药，够她弟弟交一学期的学费。

离开平壤那天，李导来送站。她又换了一身干净的传统裙装，脚上还是那双高跟鞋，笑着跟我们一一握手告别。火车开动后，她站在站台上一直挥手，直到变成一个小点。

有人忽然说：“你们注意到没有？她今天换了双鞋，鞋跟磨得歪了，用胶水粘过。”

车上没人说话。

回来的路上我想，一千块钱对中国人来说是什么？是请朋友吃一顿体面的饭，是一件打折的T恤，是一次短途自驾游的油费。对李导来说，那是她父亲半年的药，是弟弟的学费，是她自己舍不得吃一口的糖果，是她在零下十几度的冬天可能也舍不得买一件新棉衣的漫长日子。

这个世界从来不公平。有的人一出生就在蜜罐里，有的人拼尽全力只为活着。李导的笑容很甜，可那甜味底下，是化不开的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