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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符亚威｜前媒体记者、现财经自媒体人

去年11月中国官方发布赴日旅行提醒后，韩国取代日本，成为了中国人出境旅游第一目的地，元旦、春节均在多个榜单位列榜首。现在，韩国又要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吸引中国游客。

近期，韩国宣布，针对中国14座城市居民，将多次往返签证有效期从现行的5年延长至最长10年，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南京、青岛、重庆、厦门、杭州、苏州、宁波、长沙、武汉。

这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厦门、杭州、苏州、宁波9城为全面放宽，其余5城仅限部分地区放宽。

放宽对中国多个城市签证，体现了韩国迫切希望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对韩国经济影响最大的国家，强化中韩合作交流是韩国提振经济要务。

对放宽签证城市的选择，则体现出精明的算计。此前，极少有国家专门针对中国特定城市放宽签证，而在同一城市中甚至专门划出特定地区，更是韩国首创。这一举措显得过于现实，甚至有地域歧视之嫌。

全面放宽签证的9座城市，恰好是202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前9的城市：上海（9.1987万元）、北京（8.909万元）、深圳（8.4945万元）、苏州（8.0796万元）、广州（8.0591万元）、杭州（8.0017万元）、南京（7.8243万元）、宁波（7.7779万元）、厦门（7.7762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人均收入不等于人均GDP。如常州人均GDP高于厦门，但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厦门，因此厦门入选，常州未入选。

可见，“收入”是韩国挑选全面放宽签证城市的唯一标准。

而在5座部分地区放宽签证的城市中，韩国也显然倾向挑选人均收入较高的区或传统的中心城区。如重庆的渝中区、江北区、九龙坡区、南岸区、渝北区、沙坪坝区、北碚区、巴南区、大渡口区。

韩国这一区分，显得带有隐性的地域歧视色彩。这种歧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地域偏见，而是一种基于经济数据的精准筛选机制，将中国城市和居民按照消费能力进行分级对待。

韩国选择了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唯一筛选标准，完全忽视了其他重要因素。

延吉作为中国朝鲜族聚居核心、赴韩探亲和旅游常年稳居前列的城市，大连作为东北赴韩门户、航班密集且游客体量巨大的城市，均未入选名单。而某些赴韩热度相对较低但经济发达的城市却得以入围，

这充分说明政策逻辑是“只想要高消费自由行、不想承担全域开放的管理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14城中，韩国选择对部分地区放开的五城（天津、青岛、武汉、长沙、重庆）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国内并非属于最靠前的梯队，但者5座城市，均跟韩国有深刻历史渊源。

历史上，青岛、天津、武汉均为韩国独立运动的重要据点。长沙与重庆更是曾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驻地。

从贸易依存度看，中国已连续22年保持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2025年中韩贸易额达3312.4亿美元，占韩国外贸总额约四分之一。更为关键的是供应链深度绑定，韩国在主要材料、零件、设备进口中，有472个品目对华依赖度超过50%，其中97个品目依赖度超过90%，几乎无法替代。

面对高利率、高物价、高汇率的“三高”压力以及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韩国经济复苏亟需外部动力。李在明政府上台后迅速调整前政府“亲美疏华”策略，正是认识到“韩国根本离不开中国市场”。签证便利化政策背后是精准的经济计算——韩国央行估算，中国团体游客每增加100万人次，可推动韩国GDP提升0.08个百分点。2025年1-11月两国人员往来超728万人次，同比增长24.7%，这种人文交流的复苏直接转化为消费动力。

然而，在签证放宽问题上，对中国不同城市和地区区别对待，并不利于中韩强化经济联系。

韩国的“精准筛选”策略可能让中国游客感到被工具化，反而影响消费意愿。

从对等原则看，中国已对韩国公民实施30天免签政策，韩国的选择性开放与之形成不对称，可能影响双边平等互惠。

最重要的是，韩国的政策将交流对象工具化为“高消费群体”，窄化了人员往来的多元性，在深层次上忽视了人文交流对经济合作的基石作用。当交流被简化为中国游客赴韩的消费行为，便难以孕育教育、文化、创新等领域的深层协作。这种“计算型”开放可能短期内拉动特定消费，却无助于培育支撑长期供应链协同与产业融合所需的民间互信与社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