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水河畔的贵州仁怀市：一杯酒，一条盐路，三千年

2026-04-09 08:30 旅游攻略 1 0

清晨的茅台镇，赤水河面上飘着一层薄雾，空气里混杂着一股说不上浓烈但挥之不去的酒香。这味道不是飘在表面的，而是渗透进每一寸泥土、每一块墙砖里的。如果你在河边站一会儿，听着水流的声音，闻着这股子味道，会突然觉得——这条河、这片土地，好像一直在跟你说着什么。

这片土地叫仁怀，今天归遵义市管，县城在中枢街道。仁怀不算大，可它里头装着的东西，比很多地方都沉。

一、三千多年前，有人在这里喝过酒

仁怀最古老的故事，要从赤水河边的几块陶片讲起。

一九九四年春天，贵州省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们在仁怀城郊东门河云仙洞，清理出一处商周时期的洞穴居室遗址。在那堆泥土里，他们找出了四十多件陶器，其中大部分是酒器：大口樽、陶杯，还有形似酒瓶的盛酒器。这是贵州考古发掘中，年代最早的一批专用酒具。

这些陶器摆在那里，样子说不上精致，手工痕迹还很重。但看着它们，你就能想象出三千多年前的画面：赤水河畔，濮人——也就是今天仡佬族的先民——围坐在火塘边，有人捧出陶罐，把酒倒进陶杯里，轮流传着喝。

有意思的是，在这批陶器里，有一件素面轮制器盖，跟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盖器型非常相似。这说明什么？说明远在商周时期，古仁怀就已经跟成都平原那边有了往来。一条赤水河，不止养育了河谷两岸的人，还连接着外面的世界。这么一想，仁怀酒文化的根，实在是够深的。

二、汉武帝一句“甘美之”，让仁怀酒有了名字

时间快进到公元前一三五年，那是西汉建元六年。

汉武帝派使臣唐蒙出使南越国。在番禺——也就是今天的广州——唐蒙的宴席上出现了一种叫“枸酱”的酒。他觉得味道很特别，就问当地人这酒打哪儿来的。人家告诉他：从西北方向的牂牁江一带，也就是今天赤水河流域。

唐蒙是个有心人。他绕道鳛部，也就是仁怀这一带，专门带了些枸酱酒回长安献给汉武帝。武帝喝过之后，给出了一个评价：“甘美之”。三个字，被司马迁写进了《史记》，成了仁怀酒信史的开端。清代仁怀直隶厅同知陈熙晋有一句诗说得很妙：“汉家枸酱知何物，赚得唐蒙鳛部来。”

说实话，唐蒙带回长安的那坛枸酱酒，未必有后来茅台酒的复杂风味。但这件事的意义在于——仁怀这片土地出产的酒，第一次被中央王朝看到了，而且是被皇帝认可的。从这以后，“酒”这个字，就跟仁怀牢牢绑定在了一起。这是偶然吗？我觉得不全是。赤水河的水质、河谷的气候、当地特有的糯高粱，这些自然条件是老天爷给的，但把酒酿出来、酿好、酿出名堂，是仁怀人自己的本事。

三、宋朝的窖池，沉默地讲了近千年的话

仁怀酒文化的另一个高光时刻，藏在宋朝。

一九八四年七月，仁怀县中枢区紫云乡向阳大队的支部书记兰朝江，雨后到自家责任田转悠。在陈家田一处“烂田湾”，雨水冲开了泥土，露出了几块石缸和石窖。兰朝江不认识这些东西，就把它们重新埋了回去。

这一埋，就是三十多年。直到二〇一六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国内外专家反复考察，认定这是一处宋代晚期的酿酒窖池，被命名为“宋代官窖”。这处遗址是个长方形，通长十三米七，宽三米五，内分六个池子，用条石垒砌，石料正面还雕刻着几何图案和花卉纹饰。遗址里有石窖、石缸、晾堂，酿酒作坊的各种要素基本齐全，是目前国内同类型遗址中保存相对完整的。

站在这些石头池子前，你能想到什么？宋朝人在这里酿酒，流程跟今天的酱香酒已经很接近了。酱香酒特有的“回沙”工艺——把蒸过的高粱再蒸、再发酵，反复折腾——很可能在这个时期就已经成型。这个发现，把茅台镇的酿酒史往前推了几百年，也让仁怀作为中国酱香酒发源地的说法，有了实打实的证据。

我有时候想，那些雕花的条石、规整的窖池，它们沉默了近千年，一句话没说，却比任何文字都更有力量。它们告诉我们一件事：酿酒这件事，在仁怀不是一时的热闹，而是一代代人接力传下来的。传了多久？从商周到宋朝，再从宋朝到今天，三千多年。

四、一条河通了，一个镇旺了

仁怀的酒真正走向规模化，跟一条河的疏通有直接关系——赤水河。

乾隆十年（一七四五年），朝廷委派贵州总督张广泗主持疏浚赤水河。这事的起因，表面上是解决贵州人吃盐的问题。贵州不产盐，吃的全靠外面运进来，川盐是最大的来源。赤水河一通，川盐就能顺着水路直接到茅台村。

乾隆元年，四川巡抚黄廷桂把川盐入黔的水道划成四个口岸——“永、仁、綦、涪”四岸。仁怀的茅台镇被排在第一位，史称“仁岸”。“仁岸”承担了贵州三分之二的食盐转运任务，是当时入黔盐运中分量最重的一支。

盐来了，人跟着就来了。运盐的船工、贩盐的商人、开店的掌柜，把茅台镇变得热闹起来。清代遵义籍诗人郑珍有一句诗，把这种景象描得很传神：“蜀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仁怀直隶厅同知陈熙晋也写过类似的画面：“村店人声沸，茅台一宿过；家唯储酒卖，船只载盐多。”

我读到这些诗句的时候，总会想一个问题：盐运和酿酒，这两件事放在茅台镇，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表面上看，盐是生活必需品，酒是消费品，盐比酒刚需。但仔细想想，盐运把四面八方的人聚到了茅台镇，人聚到一起就要吃饭、就要喝酒。酒的需求大了，酿酒的自然就多了。反过来，酒的名声大了，又吸引了更多人来买酒、运酒。盐和酒，两条线交织在一起，互相成就，谁也离不开谁。

更让我感慨的是，在这条河的疏通过程中，还有一个普通人的故事。米粮渡的渡工吴登举，以全家十余人性命担保，领着大家凿石开滩。河道通了之后，他被授予六品官衔。后来那片地方改名叫“吴公岩”，沿用至今。一个渡船的人，没背景没资源，靠的是胆量和信誉。他让我觉得，历史上的大事件，从来不只是大人物的舞台，更是无数普通人用命拼出来的。

五、三家烧房，一段传奇

到了清末民初，茅台镇的酿酒业进入了真正的繁荣期。当时名气最大的三家烧房——“成义”“荣和”“恒兴”，分别对应着“华茅”“王茅”“赖茅”三个品牌。

“成义烧房”的创办人是华联辉。他祖籍江西临川，定居在遵义团溪，几代人都做盐生意。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他在茅台镇创办了“成裕烧坊”，后来改名“成义烧房”。他酿酒，起初是为了满足家里人对茅台老味道的怀念，后来盐运生意越做越大，酒也跟着名声远扬。华联辉酿的酒，人称“华茅”。

“荣和烧房”的创办人是王立夫。他的祖父王振发在道光年间就开了“天和盐号”和“天和烧房”，一边卖盐一边酿酒。王立夫这一代，跟石荣霄、孙全太合办了“荣太和烧坊”，后来改名“荣和烧房”。王家的酒通过自家的盐业渠道卖到四川，名气不小，王立夫在茅台镇被称为“王半街”。

“恒兴烧坊”的来历不太一样。它的前身是周秉衡创办的“衡昌烧坊”，后来被赖永初全资收购，改名为“恒兴烧坊”。赖永初是贵州黄平人，从学徒做起，一步步成为贵州的商业巨子。他给自家产的酒定名为“赖茅”，还注册了商标，在报纸上打广告，是三家烧房里商业化程度最高的一家。

这三家烧房，三种风格：华联辉偏儒雅，王立夫是世家传承，赖永初更像个现代企业家。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把根扎在了茅台镇，都把心思花在了酿酒这件事上。他们之间既有合作，也有竞争。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两家烧房送展的茅台酒一起拿了金奖，回来之后还闹了一场“归属官司”，最后是贵州省长刘显世出面裁定，两家都有权使用金奖。

这种竞争关系，在今天看来其实挺珍贵的。有竞争才有进步，有对手才不敢懈怠。茅台酒的品质能一直保持在高水平，跟这几家烧房之间的良性竞争不无关系。

六、一种信念：等着老天赏酒

说了这么多历史，其实我想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仁怀人，是怎么把酒这件事做到极致的？

我觉得，答案藏在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习俗里——重阳祭水。

每年农历九月九，茅台镇的酿酒人会举行“祭水”仪式。这不是表演，而是酿酒人心里的信仰。他们认为，重阳节前后的赤水河水质最好，最适合“下沙”——也就是新一年酿酒周期的开始。这个习俗从明代传下来，数百年没断过。二零二五年一月，被正式列入贵州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第一次听说这个习俗的时候，我其实不太理解。但后来想想，仁怀的酱香酒，酿造周期长达一年，期间要经过两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这是他们常说的“一二九八七”工艺。每一个步骤都跟节气、温度、湿度密切相关，错过一个节点，一年的功夫就白费了。

这种生产方式，跟靠天吃饭的农业其实没什么区别。老天爷赏脸，这年的酒就好；老天爷不赏脸，就等着。在讲究效率、什么都想快的今天，这种“慢工出细活”的耐心，显得尤为可贵。仁怀人用几百年时间摸索出了这个规律，又用几百年时间守住了这个规律。这种对自然的敬畏和对传统的坚守，比酿酒技术本身更打动我。

七、今天的仁怀，续写昨天的故事

说了这么多历史，也提几句今天。这些年，茅台镇重阳祭水习俗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山乡被贵州省苗学会授予“西苗故里”的称号，每年农历六月六，苗族同胞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祭祀始祖蚩尤。这些民俗活动在今天仍然延续着，成了仁怀当代文化的一部分。

八、写在最后

写到这里，我脑子里总浮现一个画面：赤水河的水，从上游流下来，穿过茅台镇，继续往东走。它已经流了几千年，还要再流几千年。河水带不走的是什么呢？

我想，是仁怀人骨子里那种“守得住”的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