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是从朝鲜平安南道来的。那里没有高楼，没有汽车，连一条像样的柏油路都没有。她们当中大多数人这辈子没离开过自己出生的村子，甚至没去过平壤——尽管平壤离她们只有几百公里。

但她们在电视里见过平壤。电视上说，平壤是全世界最漂亮、最繁荣、最现代化的城市，高楼比纽约还多，地铁比莫斯科还深，没有什么地方能比得上平壤。她们信了。因为她们没有别的信息来源。

直到有一天，她们坐上了去中国的列车。

从她们家乡到新义州，只有两百多公里。可火车摇摇晃晃，走走停停，整整开了六个小时。车厢里没有空调，窗户关不严，煤灰飘进来，呛得人直咳嗽。她们没有抱怨——因为从小到大，出门就是这样。

到了新义州，再跨过鸭绿江大桥，就是中国。

列车刚驶上大桥，一个叫李恩珠的姑娘趴在车窗上，眼睛突然瞪得滚圆。她猛地拽了拽旁边金顺玉的袖子：“顺玉啊，你来看，那是什么？”

顺玉凑过去，愣住了。

鸭绿江对岸，一片她从未见过的景象扑面而来。

沿江的高楼一幢接一幢，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光。楼与楼之间是宽阔的马路，马路上密密麻麻全是汽车——红的、白的、黑的、银的，一辆接一辆，像电视里才能看到的车流。路边的人行道上，人们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手里拎着花花绿绿的袋子，脚步轻快。

恩珠的眼泪突然掉了下来。她自己都说不清为什么哭。是因为太震撼？还是因为突然意识到，电视里说的那些话，好像不太对？

顺玉也哭了。她小声说：“恩珠啊，这……这就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吧？一定比平壤还大吧？”

恩珠摇摇头。她也不知道。但她心里隐隐觉得，平壤好像没有这么多车，没有这么多高楼，没有这么多灯。

后来她们才知道，丹东在中国只是一个小城市，排在五线，全国有一百多个比它大的地方。

而她们以为，这就是中国最大的城市。

下了火车，边检。没有刁难，没有盘问，海关人员笑着说“欢迎来中国”，盖章放行。恩珠不敢相信——就这么简单？在朝鲜，出趟远门要开介绍信、要层层审批、要走好几个部门，折腾半个月都不一定批得下来。

工厂派了一辆大客车来接她们。皮质座椅，空调吹着凉风，车里有股淡淡的香味。恩珠坐下去，软得整个人陷了进去。她不敢用力，怕坐坏了。

顺玉摸了摸车窗玻璃，干干净净，没有一丝灰尘。她想起自己村里的公共汽车，玻璃碎了一半，用塑料布糊着，下雨天车里比外面还湿。

“这车……一定很贵吧？”顺玉小声问翻译。翻译笑了笑，没回答。

客车驶入丹东市区。街道两旁，商店一家挨一家——服装店、鞋店、餐馆、超市、奶茶店、手机店……招牌五颜六色，霓虹灯一闪一闪。虽然是大白天，但恩珠已经能想象到晚上这里会有多亮。

路边停满了小汽车，一辆挨一辆，像整齐排列的棋子。恩珠数了数，光是眼前这一小段路，停的车比她全村的总和还多。

最让她震惊的是立交桥。汽车从桥上开到桥下，又从桥下绕到桥上，像走迷宫一样。恩珠盯着看了很久，突然问翻译：“这桥……不会塌吗？”

翻译被逗笑了：“不会，很结实。”

恩珠没笑。她想起家乡那座木桥，去年被洪水冲垮了，到现在还没修。村里人去河对岸要多走十几里路。

到了工厂，宿舍让她们彻底破防。四人间，上下铺，铺盖是崭新的，被子上还有折痕。洗漱间里有热水器，拧开水龙头就有热水——在朝鲜，她们要烧水洗澡，一壶水全家轮流用。

最让她们不知所措的是抽水马桶。恩珠第一次上完厕所，找不到水桶，不知道怎么冲。她研究了十分钟，按了一下水箱上的按钮——“哗啦”一声，水旋转着冲下去，把她吓了一跳。

她跑出来，红着脸对顺玉说：“那个……马桶自己会冲水。不用舀水。”

顺玉进去试了试，出来的时候眼眶是红的。

中午，她们走进食堂。长长的餐台上，摆着十几道菜——红烧肉、炒鸡蛋、土豆丝、炒青菜、紫菜蛋花汤……主食区有白花花的大米饭，还有刚出笼的馒头，冒着热气，麦香味直往鼻子里钻。

“随便吃，不限量。”翻译说。

恩珠端着餐盘，手在抖。她只打了一勺米饭、一勺炒青菜、一小块鸡蛋。她不敢多拿，怕吃完了别人不够。可旁边的中国工人一碗饭堆得像小山，吃完了又去打第二碗。

顺玉打了一碗米饭，吃着吃着，眼泪掉进碗里。恩珠问她怎么了，她哽咽着说：“我妈妈……上次吃白米饭，还是去年过生日的时候。她一顿只吃了半碗，说剩下的留给弟弟。”

那天中午，她们每个人都撑得直不起腰。不是因为贪吃，是因为她们不知道，下一顿白米饭什么时候才能再吃到。

几个月后，恩珠和顺玉跟我成了朋友。有一次喝酒，恩珠喝多了，突然用生硬的中文跟我说了一句话：

“在朝鲜，我们以为平壤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来了丹东才知道，我们被骗了。丹东比平壤好一百倍。而你们说，丹东在中国只算小城市……那北京、上海，该是什么样子？我想都不敢想。”

她说完，趴在桌上哭了。顺玉在旁边，也跟着哭。

我坐在那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想告诉她们，北京有三千多万人口，地铁有二十多条线，最高的楼有五百多米。可我没说。我怕说出来，她们会更难受。

有些真相，知道了比不知道更残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