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远，广西南宁人。

2015年春节刚过，我揣着积蓄，跟着做建材贸易的表哥，一头扎进了德黑兰。那年我26岁，没结婚，觉得人生还有大把可能性。

表哥说，伊朗刚跟西方签了伊核协议，制裁要解除了，商机遍地。我没多想，买了张机票就来了。

那是2015年2月底，德黑兰还在冬末。雪山环抱下的城市灰蒙蒙的，空气干燥，海拔一千多米，呼出的气都带着白雾。

飞机降落时，空乘提醒所有女性乘客把头巾戴好。我走出机舱，第一次被要求“入境仪式”——女生统一套上黑袍，男生倒无所谓，但也被打量了几眼。

我在机场停车场看见一个伊朗男人蹲在路边，就着保温杯里的红茶吃馕。那一刻我想，这地方的人活得真瓷实。

表哥的建材生意做得很顺。伊朗人对中国商品有天然的好感——中国在西方全面封锁时，始终没有跟风制裁伊朗。

走在街上，伊朗人看到我这张东方面孔，远远就喊“你好”，然后笑眯眯地竖起大拇指。我慢慢发现，伊朗人对外国人有一种近乎天真的热情。他们没怎么被国际游客“宠坏”，看到中国人，就像看到久别重逢的朋友。

有一次我在巴扎迷路了，一个大叔硬是放下自己的摊位，带着我穿过七八条巷子找到出口。临走还塞给我一张热乎乎的馕。那馕烫手，像伊朗人的心。

但伊朗人对中国人的看法也并非全是赞美。做外贸的伊朗商人私下里跟我抱怨：“你们中国人做生意太精明了，算账特别细，一分一厘都不肯让。”

这话不假，表哥就是个典型。我们卖建材，他连零头都要争，伊朗人讲究“随性”，觉得这样太累。但这也是我们中国人在海外安身立命的根本——每一分钱都是从国内工厂的血汗里挤出来的。

来伊朗之前，我对“波斯美女”的印象全来自《一千零一夜》——面纱下的神秘眼眸，玫瑰园里的惊鸿一瞥。真正生活下来才发现，伊朗女性的美，远不止皮囊。她们在黑袍与头巾之间，开辟出属于自己的天地。

我最早认识的伊朗女性，是房东的女儿莎拉。她当时在读德黑兰大学的美术专业，每天放学回来，黑袍一脱，里面是时髦的牛仔裤和鲜艳的衬衫。

她画油画，画布上全是浓烈的色彩——大红、明黄、钴蓝，和这座灰蒙蒙的城市形成刺眼的反差。

有一次我去交房租，她正在画一幅女子肖像，画中人没有戴头巾，长发散落在肩头，眼神直勾勾地盯着画外。莎拉抬头看我一眼，说：“陈，你知道吗？伊朗女人在外面和在家里是两个世界的人。外面的世界属于规则，家里的世界属于自己。”这句话我记了很多年。

莎拉不是个例。德黑兰北部的咖啡馆里，年轻女孩们把头巾往后推，露出染成栗色的刘海，画着精致的眼线，喝着卡布奇诺聊萨特和弗洛伊德。

她们的法式美甲在端咖啡杯时若隐若现，黑袍下露出的一截脚踝纹着细小的花朵图案。

但在城市的另一端，南城的贫民区，女人们裹着黑色的恰多尔，从头到脚遮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同一座城市，同一个信仰，却是两个平行的伊朗。

说到哈桑，他是我表哥雇来的伊朗司机兼翻译，比我大五岁，留着小胡子，永远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

他大学学的是工程，但因为制裁，工厂倒闭了，只能给外国人打工。第一次见面，他握着我的手，用不太流利的英语说：“陈，你是好人，伊朗欢迎你。”

后来我才知道，他那会儿一个月工资折合不到两百美元，却要养活一家五口——妻子法蒂玛、三个孩子，还有一个年迈的母亲。

哈桑从不抱怨，至少不在我面前抱怨。他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先去馕铺排队买当天的馕，然后来公寓接我。车里永远放着一壶红茶和两个纸杯，他说伊朗人没有茶活不了。

哈桑带我去德黑兰大巴扎。那是个迷宫一样的老市场，蜿蜒的巷道里卖香料、地毯、藏红花、手工铜器，气味浓烈得让人头晕。

哈桑指着挂满天花板的波斯地毯说：“陈，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地毯永远有一个故意的瑕疵吗？因为波斯人相信，只有安拉创造的东西才是完美的，人不能僭越。”我愣住，第一次感受到这个国家的文化厚度。

他带我去吃路边摊的羊杂汤，用馕蘸着吃，满头大汗，然后靠在车座上，望着德黑兰灰蒙蒙的天，说：“陈，伊朗人活了三千年，还会继续活下去。”

2016年1月，习近平主席对伊朗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伊朗人对中国的好感达到顶点，那段时间我走在街上，几乎天天有人跟我握手合影。

中企在伊朗的项目也纷纷上马，德黑兰地铁五号线就是北方国际承建的，2015年刚贯通运营，成为德黑兰轨交网络的核心线路之一。

我在红姐的餐馆里遇见一个中国工程师，他喝了点酒，红着眼睛说：“这条地铁线，我们修了七年。伊朗人穷，但从不拖欠工资。他们尊重干活的人。”

表哥的生意越做越大，我却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留在伊朗，不走了。

表哥回国那天，哈桑开车送他去机场。回来后，哈桑问我：“陈，你为什么不走？”

我说：“我还没学会波斯语，还没吃过真正的伊朗炖菜，还没看过设拉子的粉红清真寺。怎么能走？”

哈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了：“你疯了。但伊朗欢迎疯子。”

六、制裁下的韧劲

2018年，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伊核协议，重启全面制裁。德黑兰的空气一下子变了。里亚尔暴跌，物价飞涨。哈桑沉默了很多，但从不在我面前抱怨。

倒是莎拉的变化让我意外——她开始画更多的女性肖像，画中人越来越坚毅，越来越有力量，背景里开始出现雪山和沙漠。

她说：“陈，制裁关上了国门，但关不住我们的脑子。伊朗女人被关了四十年，早就学会在笼子里飞了。”

也是那一年，我开始在红姐的“拓邦”中餐馆混日子。红姐是湖北人，2015年以陪读身份来到伊朗，先开小旅馆，后来在中伊关系升温时开了中餐馆，成为德黑兰华人圈的核心人物。

她做的水煮鱼能辣哭伊朗人，但哈桑每次来都点，一边擦眼泪一边说“好吃好吃”。

在红姐那儿，我第一次见到“华姐”——长城公寓的老板娘。长城公寓是德黑兰中国商人的聚集地，华姐每天忙前忙后，帮住客换钱、叫车、续签，是所有人的“大管家”。

有一次我签证快过期了，华姐二话不说，开车带我去移民局，用波斯语跟官员交涉了半小时，帮我拿到了延期。

回来的路上她跟我说：“在伊朗这地方，女人得比男人更能扛事。我在这儿八年了，什么没见过。”

那时在伊朗的华人约有五六百人，大家像一家人一样。红姐的餐馆有个固定节目——每周五晚上，莎拉会来教我们说波斯语。

她嫌我们发音太硬，总说：“波斯语是诗歌的语言，你们要像念诗一样念。”然后她会用波斯语念一段哈菲兹的诗，声音柔软得像融化的蜂蜜。

餐馆里安静下来，连炒菜的师傅都停下手中的锅铲。那一刻，我觉得这个国家真美——美在它用三千年的诗歌，对抗着眼前所有的艰难。

（上篇完，中篇继续——伊朗的饕餮之旅，万花筒般的风景和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