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市园林
中国传统建筑体系最重要的特征是以单体建筑的群体组合来满足复杂功能需求。相应的建筑艺术特征也就主要是通过多样化的单体建筑及院落式组合，以整体空间中各种要素内容的虚实相应、院落空间的流通变化、院落空间与各单体建筑间的烘托对比、建筑室内外空间的交融过渡、天际线的高低变化等，最终形成了空间体量的壮丽和空间形态的丰富等。其中又以园林建筑体系的空间内容与形态最为丰富多样，艺术成就最高，也成为了世界建筑艺术的典范之一。传统园林建筑体系的本质是以各种手段或具象或抽象地浓缩“天人之际”的神仙境地等，作为可为拥有者提供驻跸、朝政、起居、享乐、种植、渔猎、宗教、祭祀等目的的综合空间载体（皇家园林重“宣示”，私家园林重“标榜”）。因此其艺术成就等既有着专业的建筑学意义，又有着广泛的社会学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北京地区也是各类传统园林的聚集区，成为了与传统园林建筑体系相关的各类文化的承载地。
北京西北近郊富有天然山水风貌、宛若江南的佳境——地处玉泉山水源下游及丹稜沜湿地区域，地上地下水源极为丰富，山前地势也较为平坦，有着造园的最佳地理条件。西山层峦如黛、遥相呼应，又是造园理想的借景素材。这一地域从辽金时期便建有皇家园林，至清朝鼎盛时期，形成了北京最大最丰富的皇家园林区域，建有著名的“三山五园”（万寿山颐和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畅春园和圆明园）。而“三山五园”也成为了中国皇家园林中后期内容与形态的杰出代表。
辽太宗耶律德光于会同元年（938年）在北京建陪都后，就在城东北郊白莲潭南部建瑶屿行宫（今北海、中海区域）。这里原是高粱河水所聚的一片湿地，经疏浚成湖后于内堆岛并营造建筑等。《辽史·地理志》载：“西城巅有凉殿，东北隅有燕角楼。坊市、廨舍、寺观，盖不胜书。其外，有居庸、松亭、榆林之关，古北之口，桑乾河、高梁河、石子河、大安山、燕山，中有瑶屿。”在元初新建大都城后至清朝，由北海、中海、南海（开挖于明代）组成的太液池为主的西苑，与宫城及今景山等区域形成了城市内的皇家宫苑园林建筑体系。其“宫苑园林”特征，在元朝和明中期以前更加明显（皇宫与园林两部分联系紧密），也成为了中国古代皇家都城内的“宫苑园林”遗留至今唯一的实例。
辽、金、元、明（中期前）、清（中期前）五个朝代的多数皇帝都有在春秋季节狩猎的习惯，而离京城最近且范围最大的狩猎区，是位于北京南部近郊的今南苑及其以东地区，如漷县（现通州区东南部）、台湖（现通州区台湖镇）等地的湿地地区，再往东可以直至今天津蓟县盘山等地区。上述地区属于永定河水系下游冲击扇前缘地区，地势低洼，多古河道，泉源密布，或潴以为湖，或流注成河，草木茂盛，野生禽兽多栖居其间，又为候鸟禽类过境栖居之地。这一地区在辽之前还属于荒甸。在辽、金、元时期，这一地区较大的水面分别被称“延芳淀”“春水”“放飞泊”（辽“延芳淀”在元形成了多个“放飞泊”）。为了狩猎等方便，三朝在这一区域分别建有“神潜宫”“长春宫”“建春宫”“柳林宫”等。从明永乐时期开始，在这一地区改建“南海子”离宫苑囿，甚至把“南海子”称为“上林苑”，类比西汉长安城外的“上林苑”。今“东红门”“南红门”“西红门”“北红门”（“大红门”）地名就是来源于这座皇家御苑的四座正门。明孝宗时期大学士、首辅李东阳曾把北京著名的风景在“燕京八景”的基础上增加至“燕京十景”，赞誉这里为“南囿秋风”（另一景为“东郊时雨”）。在清康熙中期修建“畅春园”以前，重修并正式命名这座位于北京南郊的离宫御苑为“南苑”，并且是当时清廷在京城近郊唯一的一座离宫御苑性质的苑囿，在此曾经接见并招待过五世达赖喇嘛。
上述北京地区皇家园林建筑体系的分布，与北京历史水系的特征都有着最直接的关系。中国传统园林建筑体系在隋唐之后主要是以凸显山水为重要特征，优越的山水地貌和水源环境等，成为了营造园林之地的必要条件。北京的西北方向属于历史水系的流入方向，既有山地又有低洼的湿地（包括今玉渊潭）。东南方向属于历史水系的流出方向，多低洼的湿地。城内的积水潭、北海和中海为城市内的低洼湿地。因此上述地区都成为了皇家营造园林的必选之地。不仅是皇家园林，历史上北京地区私家园林的分布特点也是如此。
记载辽金时期北京地区私家园林的资料较少，零星记载的有辽代赵延寿的别墅、郭世珍的独秀园（位于今通州区），金代赵亨的种德园（位于今丰台区）、草三亭（位于今丰台区）、丁氏园林（位于今玉渊潭一带）、王郁的钓鱼台别墅（位于今玉渊潭一带）等；
在元朝时期，西南近郊地势低洼、草桥河流贯、泉多水盛、土腴宜花，成为了“京师养花之所”，私家园林也多汇聚于此，著名的有遂初亭、玩芳婷、瓠瓜亭、廉园、祖园等；同样，西郊今玉渊潭一带私家园林有玉潭亭、万柳堂等；东南郊有野春亭、水木清华亭、双清亭等；东郊（今朝阳门外）有漱芳亭、杏花园等。同时，皇城外积水潭周边也有小型私家园林。
在明朝时期，各种文献记载的私家园林众多。在今海淀区有著名的勺园和清华园等；在西直门外高粱河附近有郑公庄、白石庄、国花堂、齐园等；在东便门内通惠河下游分支泡子河附近有杨氏泌园、傅家东园和西园、张家园（两个）、方家园、房家园等；在积水潭周边汇集有蝦菜亭、莲花社、方相国园、漫园、湜园、杨园、刘茂才园、镜园、太师圃、英国公新园、西涯（李东阳别业）等；在西郊玉渊潭附近、月坛附近、白云观附近、前三门外（筑南外城前）、朝阳门外、左安门和右安门外凉水河沿岸等地，也是私家园林汇集之地。上述私家园林的聚集地，也同时为城内外著名的公共风景园林区。
在清朝时期，因皇家在西郊建设了“三山五园”，私家园林又更多地汇集于“三山五园”附近。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包括近现代），北京地区私家园林至今所剩无几，所以我们今天研究私家园林的各个方面内容，多以江南私家园林为范本。而北京历史上有很多私家园林非常著名，如明朝时期位于今海淀地区的米万钟勺园和武清侯李氏的清华园等，文献记载也最详细。
米万钟（字仲诏）是明朝著名的书画家，宋朝米芾后人。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开始任官，天启五年(1625年)十月进山东右布政使。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后担任太仆寺少卿理光禄寺寺丞事。其勺园位于今北京大学西门内南北地段以及未名湖一带，其本人绘制有《勺园修禊图》。明朝孙国光的《游勺园记》称：
“园入路有棹楔（笔者按：有标识内容的木桩）曰‘风烟里’。里之内，乱石磊珂齿齿，夹堤高柳荫之。折而南，有堤焉。堤上危桥云耸，先令人窥园以内之胜，若稍以游人馋想者，曰‘缨云桥’，盖佛典所谓‘缨络云色’，（集）苏子瞻（笔者按：苏轼）书额。直桥为屏墙，墙上石曰‘雀滨’，（集）黄山谷（笔者按：黄庭坚）书额。从桥折而北，额其门，曰‘文水陂’，（集）吕纯阳（笔者按：吕洞宾）乩笔书额。门以内，无之非水也。而跨水之第一屋，曰‘定舫’。舫以西，有阜隆起，松桧环立离离，寒翠倒池中，有额，曰‘松风水月’。阜陡断，为桥九曲，日‘逶迤梁’，即园主人米仲诏先生书额。逾梁而北，为‘勺海堂’，堂额吴文仲篆。堂前古石蹲焉，栝子松椅之。折而右个，为曲廊，廊表里复室皆跨水，未入园先闻响屧声（笔者按：春秋时期吴宫有“响屧廊”，吴王令西施步屧，廊虚而响，故名）。南有屋，形亦如舫，曰‘太乙叶’，盖周遭皆白莲花也。从太乙叶东南走竹间，有碑焉，曰‘林于滏’（笔者按：“林于”，竹名；“滏”，古水名）。燕京园墅得水难，得竹弥难。竹间有高楼，从万玉中涌出，曰‘翠葆楼’，楼额邹颜吉书。登斯书楼也，如写一园之照，俯看池中田田，今人作九品莲台想（笔者按：谓九品往生之行者所乘坐之莲台，略称“九莲”）。更从树隙望西山爽气，尽足供柱笏云。从楼中折而北，抵水，无梁也（笔者按：“梁”即“桥”）。但古树根络绎水湄，仍以达于太乙叶，曰‘槎桠渡’（笔者按：“槎桠”，本指树枝的分叉，也指怪石歧出的状态），亦园主人自书额。从楼而东，一径如鱼脊，拾级而上为松岗，有石笋离立，一石几峙其上。又蛇行下，折而北，为水榭，榭盖头以茅，正与定舫直，而不相通。榭下水仅碧藻沈泓，禁莲叶不得躏入，盖鱼龙潼潘所都处也。自是返自曲廊，别有耳室，其上一线漏明，如天井岩，梯而上，临然平台，不知其下有屋，屋下复有莲花承之也。从台而下，皆曲廊，如螺行水面，以达于最后一堂，堂前与勺海堂直，仍是莲花水隔之，相望咫尺不得通。启堂后北窗，则稻畦千顷，不复有缭垣焉（笔者按：园外借景）。此中听布谷鸟声与农歌互答，顾安得先生遂归而老其农于斯乎？自是返至勺海堂，左个为水榭，榭东小堤，度一亭，亭内为泉一泓，昔西岳十丈莲生玉井，此则井乃藏莲花中，亦奇亦哉！从亭折而南，为‘濯月池’，池在屋中，池形与窗楞形，比如偃月然。池南为浴室，额其气楼曰‘蒸云’，仍与定舫直，而不相通，然种种不相通处，又皆莲花水百脉灌注而蔑（笔者按：即“蔑”，无）不通也。莲花水上皆荫以柳线，黄鹂声未曙来枕上，迄夕不停歌，何尝改江南韵语也？大抵园之堂、若楼、若亭、若榭、若斋舫，虑无不若岛屿之大海水者（笔者按：如海中仙岛中的建筑），无廊不响屧，无室不浮玉（笔者按：传说仙人居住的地方），无径不泛槎（笔者按：亦作“泛查”，乘木筏登天的出入口），将海淀中固宜有勺园耶？园以内，水无非莲，园以外，西山亦复岳莲，其胜!”[1]
勺园规模约百亩（详后），其中山（假山与置石）、水、建筑、构筑物、植物等园林要素内容无不具备，组景手法曲折盘桓，园林风格清雅恬淡，“文人园”特点与效果不输规模相近的江南私家园林。米万钟爱石成癖，时称“友石先生”，他一生去过很多地方，收藏了大量奇石。对每一块奇石都细心观察，画貌题赞，整理成《绢本画石长卷》。传说米万钟曾在北京房山发现了一块超大奇石并欲将其运回勺园，为此不惜财力，雇用百余人开山铺路、掘井以待严冬泼水成冰，又打制多轮大车等。启运时用四十余匹骡马拉石滑行，七天才将巨石拖出深山，再驱车五日抵达良乡。此时的米万钟已经倾家荡产，且因他不肯攀附魏忠贤，恰在此时遭陷害获罪丢官，因此无力把此奇石运回勺园，遂被弃在路旁。当地乡民认为此石不吉利，称其为“败家石”，从此无人问津，他还写了一篇《石出山记》记载此事始末。一百多年后，乾隆去西陵祭祖时发现了这块奇石，甚是喜爱，便命人将奇石运回正在修建的清漪园乐寿堂前，并命名为“青芝岫”。
武清侯李伟是嘉靖皇帝朱厚熜的岳父，身份显赫。其清华园临近勺园，但规模巨大，富丽恢弘。《帝京景物略·卷五·西城外》云：
“巴沟自青龙桥，东南入于淀。淀南五里丹陵沜（pàn，同“畔”）。沜南陂者六，达白石桥，与高梁水并。沜而西，广可舟矣，武清侯李皇亲园之。方十里，正中‘挹海堂’。堂北亭，置‘清雅’二字，明肃太后手书也。亭一望牡丹，石间之，芍药间之，濒于水则已。飞桥而汀，桥下金鲫，长者五尺，锦片片花影中，惊则火流，饵则霞起。汀而北，一望又荷蕖，望尽而山，剑铓螺矗，巧诡于山，假山也。维假山，则又自然真山也。山水之际，高楼斯起，楼之上斯台，平看香山，俯看玉泉，两高斯亲，峙若承睫。园中水程十数里，舟莫或不达，屿石百座，槛莫或不周。灵壁、太湖、锦川百计，乔木千计，竹万计，花亿万计，阴莫或不接。园东西相直，米太仆勺园，百亩耳......”[2]
《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七十九·国朝苑囿》引明孙国敉撰《燕都游览志》对此也记述也颇详，其中有：
“武清侯别业，额曰‘清华园’，广十里，园中牡丹多异种，以绿蝴蝶为最，开时足称花海。西北水中起高楼五楹，楼上复起一台，俯瞰玉泉诸山。”
再引清吴邦庆的《泽农吟稿》也说：“武清侯海淀别业引西山之泉汇为巨浸，缭垣约十里，水居其半。叠石为山，岩洞幽居。渠可运舟，跨以双桥。堤旁俱植花果，牡丹以千汁，芍药以万计。京国第一名园也。”
又引明工部郎中高道素的《明水轩日记》说：“清华园前后重湖，一望漾渺，在都下为名园第一。若以水论，江淮以北亦当第一也。”[3]
从这些相近的记录来看，武清侯的清华园不论其规模还是奢华程度等，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后期实属少有的个案。明末宰辅叶向高对勺园和清华园的评价为：“李园壮丽，米园曲折；米园不俗，李园不酸。”[4]
私家园林是社会文化重要的的空间载体之一，与以往历史上特别隋唐两宋时期的传统一样，从辽金至明清，北京地区的私家园林有很多是向公众开放的。《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九十五·郊坰西五》引《明一统志》描述今玉渊潭之地：“元时郡人丁氏故池，柳堤环抱，景气萧爽，沙禽水鸟多翔集其间，为游赏佳丽之所。元人游此，赓和极一时之盛。”[5]所谓“赓和”，就是续用他人原韵或题意唱和。可见在“丁氏故池”，经常接待包含文人雅士等在内的大众的游园活动。
《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四·内城北城》引清词人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载：“元时海子（笔者按：积水潭）岸有‘万春园’。进士登第恩荣宴后，会同年于此。宋显夫诗所云：‘临水亭台似曲江也’。”文中所说万春园可能在今什刹海东岸“近火神庙后亭云”。[6]
“临水亭台似曲江也”所引的典故是指唐朝盛极一时的“曲江饮宴”，以中和节（二月朔日）、上巳节（三月三日）、重阳节（九月九日）、每月晦日（阴历每月最后一日，月亮隐而不现）、京城官吏伏假和“曲江关宴”最为繁华。每逢上述时期，百官和百姓游宴曲江池，进入曲江观光的人流如潮，车水马龙，络绎不绝。如杜甫《丽人行》称：“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盍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曲江饮宴中的规模最大的盛会是从唐中宗李显神龙年间兴起的“曲江关宴”，这是专门为新科及第的进士们在曲江池举行的游宴。古代科举考试分乡试、会试、殿试三阶段。生员（秀才）每三年一次齐聚省城，参加“乡试”，考中者称“举人”。各地举人们在隔年春天齐聚京城礼部，参加“会试”，考中者称“进士”或“贡士”。同年，进士齐聚朝堂，参加由皇帝或钦命大臣代理主持“殿试”（由武则天创制）。在唐朝，“进士及第”后还要参加吏部的“关试”，合格后才能得到官职。“曲江关宴”的布宴时间就在当年的“关试”之后，布宴地点在曲江畔的“杏园”（与孔子“杏坛授徒”的传说有关），故又称“杏园关宴”。此时正值上巳之际，气候宜人，春光明媚，杏花初开，又是三年才举行一次，格外难逢。能够参加“曲江关宴”，是文人学子们一生中极为风光快意的事情。
元朝时期继承了唐曲江宴的文化活动，地点选择在积水潭沿岸的万春园也有着必然性。因为积水潭地区风景优美，不仅是私家园林汇集之地，其广阔的范围更是大都城内最著名的公共风景园林区。并且漕运船只从北运河循通惠河下游直达积水潭，也使得其周边地区异常繁华，成为了大都商业和各类文化最重要的汇集区。并且其文化底蕴在元朝以后时期也一直传承延续着。例如，生于明朝正统年间的大学士李东阳，年幼时曾生活在积水潭畔，其故居就是积水潭北岸的西涯（李东阳别业）。儿时的美好记忆，使他在一生中都对这一地区倾注了深厚的感情，在其《怀麓堂集》中收录了与这一地区相关的众多诗词，既有涉及如桔槔亭、杨柳湾、稻田、菜园、莲池、洗马池、响闸、钟鼓楼、慈恩寺、广福观及西山等远近景物的，也有借景生情以表达人生感悟的。这也是中国古代传统园林，可作为寄托文人士大夫等思想情怀之重要载体的社会学意义的特殊价值。描写景物的如《西山》云：“磐石傍幽溪，群峰坐回首。静爱白云来，蒼苔湿衣久。”在“燕京八景”中有“西山晴雪”，今什刹海银锭桥附近东西一线，正是在城内欣赏“西山晴雪”的最佳之处，《西山》，可能正是李东阳在这一范围的某处久望西山后推敲出来的诗句。李东阳经常在这一带盘桓的时间不仅有白天，还有夜晚。如《响闸》云：“春涛夜忽至，汩汩溪流满。津吏沙上来，坐看青草短。”李东阳借景表达人生感悟的诗句，如晚年所写《重游西涯次韵方石》：“流水平堤柳绕垣，重来又隔几寒暄。轻鸥似解随人意，老马犹能识寺门。千载高情彭泽社，百年幽事杜陵村。王郎亦有携琴兴，聊共清风石上尊。”又如《又宿海子西涯旧邻》：“匹马缘溪却度桥，荜门疏树影萧萧。东陵旧路元相接，北郭幽期岂待招。满地月明如白昼，一灯人语共清宵。悠悠二十年前事，都向春风梦里消。”从这两首诗句中所表达出的隐隐惆怅，与古代很多文人士大夫一生在“仕与不仕”（“待招”）中徘徊的内心纠结如出一辙，并且在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具有典型的代表性。[7]
总之，北京历史水系对北京地区历史文化的很多方面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并且其某些方面一直延续至今。不仅如此，北京历史水系特别是大运河（包括通惠河，为大运河北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曾在数百年的时间跨度内给北京地区带来过经济的极大繁荣。这类内容在元朝黄仲文的《大都赋》中有着精彩的描述：
“乃辟东渠，登我漕运，凿潞河之垠堮，注天海之淸润，延六十里潴以九堰。自汴以北者，挽河而输；自淮以南者，帆海而进。国不知匮，民不知困，使天下之旅，重可轻而远可近。扬波之橹，多于东溟之鱼；驰风之樯，繁于南山之。......
若乃城闉之外，则文明（按：即今崇文门）为舳舮之津，丽正（按：即今前门）为衣冠之海，顺城（按：即今宣武门）为南商之薮，平则（按：即今阜成门）为西贾之派。天生地产，鬼宝神爱，人造物化，山奇海怪，不求而自至，不集而自萃。是以我都之人，室无白丁，巷无浪辈。累赢于毫毛，运意于蓰倍，一日之间，一夜之内，重谷数百、交凑闤闠，初不计乎。人之肩与驴之背，虽川流云合，无鞅而来，而随消随散，不知其何在。......
华区锦市，聚四海之珍异；歌棚舞榭、造九州之穠芬。招提拟乎宸居，廛肆主于宫门，酤户何烨烨哉！......屠千首以终朝，酿万石而一旬。”[8]
[1]陈从周、蒋启霆（选编）.园综[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另外，《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七十九·国朝苑囿》中引（明）孙国敉著《燕都游览志》有相近的描述。（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年2月：1019-1020.
[2]（明）刘炯、于奕正：帝京景物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320-321.
[3]（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年2月：1316.
[4]（明）刘炯、于奕正：帝京景物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321.
[5]（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年2月:1594.
[6]（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年2月：873.
[7]（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年2月：878.
[8]（元）周南瑞：《天下同文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参考书目：
（1）侯仁之等：北京历史地图集[M].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文津出版社，2013年9月.
（2）赵玉春：园林建筑体系文化艺术史论[M].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21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