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里的西安大唐不夜城，是一场流动的盛宴。不倒翁小姐姐用轻盈的舞姿画着完美的弧线，身披霓裳的仕女手捧宫灯款款而行，铠甲锃亮的士兵在城楼下站成肃穆的剪影。游客们举着手机，脸上映照着七彩的灯影，赞叹声与快门声此起彼伏：“这盛世，如你所愿。”
但如果你把镜头往下摇，摇到那些扮演“盛世”的演员脚下，你会发现另一层真相。那个下午，我坐在不夜城旁边的一家奶茶店，跟一个叫小杨的男孩聊天。他刚从甘肃一个小县城来西安三个月，在朋友圈里，他是“长安十二时辰”的守卫者，定位总是配着“梦回大唐”。而此刻，他手里的奶茶是店里最便宜的柠檬水，5块钱一杯。
“昨天演了12个小时，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小杨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工资？120块。扣掉公会的10%抽成，到手108块。”
一天108块，在西安。一碗正宗的油泼面25块，一瓶矿泉水3块，地铁单程票最低2块。算完这笔账，你突然发现，支撑起这个流光溢彩的“盛唐宇宙”的，不是诗仙李白的千金散尽，而是一群月薪三千五的年轻人，在用被压缩到分秒的时间，换一张留在这个舞台上的入场券。
这就是文旅狂欢背后的隐秘经济学——一场遍布全国的“临时工”盛宴。
薪资真相：盛世里的廉价劳动力
数字不会说谎。在横店，那个号称“中国好莱坞”的地方，最新标准是群众演员基础报酬135元/10小时。超过10小时部分按13.5元/小时计算，演员公会通常会抽取10%的服务费，实际到手约121.5元/10小时。换算成时薪，是12.15元。
而在西安，这个标准还要更低一些。据检索资料显示，西安地区群演的日薪大约100元/10小时。也就是说，时薪10元。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以西安市2024年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来对比，推测可能远高于这个数字。这意味着，一个在“盛世”舞台上扮演将军、文士、宫女的人，他每小时的劳动价值，可能还达不到一个普通服务员的法定最低时薪。
但这仅仅是基础。小杨告诉我，这份工作的“隐藏成本”远不止这些。夏天，他们要穿着厚重的戏服，在40度的高温下连续站6个小时。头套是密不透风的，汗水会从发际线一直流到下巴，滴进眼睛里都是咸的。冬天，为了造型的“飘逸”，他们可能只有一层薄纱戏服，站在零下的寒风里，手脚冻得没有知觉。
“有一次我演一个唐朝士兵，凌晨三点收工，回到租的房子里连热水都没了。”小杨说，“第二天早上七点又要集合，我连衣服都没脱，就那样躺了四个小时。”
更现实的是，他们没有劳动合同，没有社会保险。横店一份资料中写道，临时演员缺乏正式合同，因此不被视为工伤，常常只能忍痛自行前往医院处理伤情。在东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2025年的走访中，他们发现横店影视城聚集的大量灵活就业人员，普遍面临劳动关系认定模糊、合同签订率低、维权渠道不清等问题。
小杨给我看他膝盖上的疤，那是两个月前拍一场夜戏时摔的。“当时就破了皮，但导演说不能停，我就一直跪着演完那场戏。后来发炎了，我自己买药花了七十多块。没人管。”
一天120块，买断的不只是你12个小时的时间，还有你的健康、安全，以及所有作为劳动者的基本尊严。
梦想生意：用情怀兑换廉价劳动
在文旅演艺圈，有一套成熟的话语体系。他们不会说“招聘廉价劳动力”，而是说“招募艺术爱好者”；不会说“日薪120元”，而是说“提供接触演艺圈的机会”；不会说“长时间高强度工作”，而是说“体验专业演出的历练”。
小杨就是被这套话语吸引来的。他在抖音上看到一个招募视频，标题是“圆你一个演员梦！大唐不夜城招募古风演员”，画面里是穿着华美汉服的年轻人在舞台上优雅起舞，配文是“在这里，你不是群演，是历史的书写者”。
“我当时就想，这多好啊。”小杨说，“能穿古装，能演戏，还能在这么美的地方工作。工资低点就低点，就当是学东西了。”
这正是“梦想生意”的精妙之处——它将劳动报酬与情感价值进行置换。当“追求梦想”成为工作的核心叙事，接受低报酬甚至无偿工作就被合理化为一种必要的“付出”或“学费”。你的工资不是购买你劳动的市场价格，而是你为“接近梦想”所缴纳的“入场费”。
我认识的一个短剧导演说得更直白：“现在年轻人追梦成本低，给点情怀就能让他们拼命干。你跟他们谈钱？那格局就小了。我们是给他们提供平台，让他们有机会展示自己。”
在这种逻辑下，月薪三千五不是剥削，而是“行业现状”；没有合同不是漠视权益，而是“灵活就业”；高强度工作不是压榨，而是“行业常态”。那些接受这种条件的年轻人，甚至会在朋友圈里自我美化这种选择：“为梦想，再累也值得！”
但梦总有醒的时候。三个月后，小杨开始算一笔不一样的账：他的房租每个月1000元，水电费200元，吃饭每天至少40元，一个月就是1200元，交通费300元，日用品200元。这些基础开销加起来，已经超过了他月薪三千五的总收入。
“我上个月跟家里要了五百块钱。”他说这话时声音很低，“我妈问我工资不够花吗？我说够，就是暂时周转一下。”
产业透视：低成本运营的残酷密码
为什么文旅演艺产业如此依赖“临时工”经济？答案藏在它的商业模式里。
以“千古情”系列实景演出为例，检索资料显示，这类项目的普通岗位如接待员、售票员、行政文员等，综合薪资多在3000-6000元区间。但舞台上的演员，特别是普通群演，收入远低于这个水平。
这是因为，大型文旅演艺项目遵循着一种特定的成本逻辑：固定成本要尽可能少，可变成本要灵活可控。演员，特别是群众演员，是最容易被“可变”的部分。
旅游有淡旺季，演出场次需要随时调整。今天可能有两场，明天可能只有一场。如果养一支庞大的固定演员团队，人力成本将是天文数字。而采用“临时工”模式，剧组可以根据需求随时招募、随时解散，按天计费，按场结算，极大压缩了固定人力成本。
这种模式在横店已经运转多年。横店注册群演超过10万人，但日均需求仅2000-3000人。这意味着，90%以上的群演处于“闲置”状态，只有10%的人在特定时间被需要。对于项目方来说，他们无需为那90%的“闲置时间”支付任何费用，只需要在需要的时刻，用100-200元的价格，“租用”他们12个小时的劳动力。
更残酷的是，这种模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最上游是文旅项目方、影视剧组，他们发布需求；中间是演员工会、劳务中介，他们负责招募和管理；最下游才是小杨这样的群演。每一层都要分走一部分利润，到最底层时，已所剩无几。
检索资料显示，横店影视城演员公会会从群演的日薪中抽取10%的服务费。而一些非正规的“现金群”，中介的抽成可能更高。小杨告诉我，有些群头会从每个演员的工资里再抽走10-20元，“说是辛苦费”。
在这个链条里，小杨这样的群演处于绝对弱势。他们没有议价能力，不敢提要求，生怕被列入“黑名单”，从此接不到戏。他们接受所有不合理的工作条件，因为“你不干，后面还有大把人等着干”。
系统性缺失：当临时成为常态
文旅演艺产业的“临时工经济”，不仅仅是一种用工模式，更是一种系统性的权益保障缺失。
首先是法律层面的模糊。什么是“群众演员”？他们与雇主之间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如果发生工伤，应该适用什么法律？这些问题至今没有明确的答案。检索资料显示，影视行业劳动纠纷的复杂性涉及群众演员群体，其劳动用工普遍面临劳动关系认定模糊、合同签订率低、维权渠道不清等问题。
其次是无处不在的灰色地带。据相关资料描述，横店现有两个接戏的渠道，一个是横店影视城演员公会管理下的“公会群”，另一个是自发形成的“现金群”。在“现金群”中，支付方式简便迅速，工资通过微信转账直接结算，但这也意味着完全脱离了监管和保障。
第三是组织的缺位。理论上，演员工会应该为演员维权，但现实中，很多演员工会本身就参与利润分成，成为利益共同体的一环。小杨说：“公会管我们要抽成，但出了事，他们会帮我们吗？我不知道。”
第四也是最根本的——职业通道的封闭。一个普通群演，干一天是120块，干十年还是120块。除非你有特殊技能或机遇，否则你几乎不可能从“群演”变成“特约演员”，更不用说成为真正的演员。你永远是一个可以被随时替换的“背景板”。
这种系统性缺失不是偶然，而是产业模式的必然产物。当低成本、高灵活性成为文旅演艺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时，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就成为了首先要被牺牲的成本。
盛世背景板前的沉默叩问
离开西安的前一天，我又去了一次大唐不夜城。晚上八点，演出达到高潮。几百名演员在广场上列队，灯光璀璨，音乐恢弘。游客们围得水泄不通，手机屏幕连成一片光海。
我在人群里看到了小杨。他穿着厚重的铠甲，站在队伍的最后排，脸上化着浓妆。灯光打在他身上，金色的铠甲反射着刺眼的光。他站得笔直，表情肃穆，像一个真正的唐朝士兵。
但我知道，再过两个小时，当游客散尽，灯光熄灭，他会脱下那身铠甲，换回自己的T恤和牛仔裤，然后挤上最后一班地铁，回到那个月租1000元、没有空调的出租屋。明天早上七点，他还要准时出现在这里，重复今天的一切。
支撑这个“盛世”的，不是李白的诗句，不是杨贵妃的霓裳，而是无数个小杨们，用每天108块的工资，换来的12个小时的“盛世幻象”。
我们都在参与这场交易。游客用门票钱买一场梦，项目方用廉价劳动力卖一场梦，而小杨们，用青春和健康，换一张进入这个梦境的临时门票。只是，当梦醒来时，有的人收获了朋友圈的九张照片，有的人收获了财务报表上的漂亮数字，而小杨们，可能只收获了一身疲惫和一张空荡荡的工资卡。
这盛世，真的如你所愿吗？还是说，它只是建立在无数廉价劳动力基础上的，一场精心设计的幻觉？
而那些在幻觉里扮演“盛世”的人们，他们自己的“盛世”，又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但我知道，下次当我在任何一座城市看到类似的文旅演出时，我都会忍不住想：台上那些光鲜亮丽的演员，他们下台后，要坐多远的车，才能回到那个可能连热水都不够的出租屋？他们的工资，够不够他们在这个城市里，体面地活下去？
当“追求梦想”成为压榨劳动者的完美借口，当“情怀”被明码标价成廉价劳动力，我们或许该停下来问问：文旅产业的繁荣，究竟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是一个个被过度透支的青春，还是一种更可持续、更尊重劳动者的发展模式？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比任何一场盛大的演出，都更能定义我们所谓的“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