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家吉林过年期间，和女儿一起去了趟长白岛湿地公园。长白岛是松花江中的候鸟栖息地，常年栖居着上万只越冬候鸟，包括赤麻鸭、绿头鸭、斑嘴鸭、秋沙鸭、天鹅、鸳鸯等二十余种，平时它们在水边嬉戏觅食，偶尔也成群起飞，在江面上、在游人头顶振翅盘旋，那种遮天蔽日的场景令人惊叹，要知道这可是人口稠密的市区江段，松江两岸成片的居民楼鳞次栉比，加上特意来看鸟打卡的游客，人数当然亦以万计。大概在人观鸟时，鸟也在看人，双方彼此打量揣度，对方是否可以维持持久和平，经年累月之后，终于相看两不厌，结成和谐共生的比邻伙伴。

我身边有很多以生态文学为志业的朋友，比如英年早逝的胡冬林，他曾在长白山区一住五年半，近距离观察野生动植物如何在大山的护佑下结成以生态链为名的生命联盟。在一篇名为《鸟天堂》的散文中，他写了一个独居老人和候鸟间的感人故事：早归的候鸟被冰雪所困无法觅食，老人就把自己的口粮撒在空地上，吹响柳笛召唤候鸟，从此鸟雀们年年来此栖息。老人老了，弥留之际，候鸟们盘桓在侧，悲鸣不已，并用造巢材料为老人搭建安息之所。另一位陈凤华曾和朋友一起，自驾数千里，从长白山区一直到江西婺源，追踪国宝中华秋沙鸭的迁徙路线。

我自己对候鸟最真切的认知源自一位澳洲作家吉恩。二〇一九年我任职的吉林省作家协会与中国作协外联部合作，举办了第二届中国吉林国际生态写作计划，那次共有十个国家的十一位外国作家诗人应邀来到吉林，亲眼目睹了白山松水的秀美与雄奇。十一位作家诗人中最年长的是澳洲作家吉恩，他年近七旬，瘦瘦的，一身户外装束，背着双肩背包，脖子上挂着一台佳能微单相机，随身口袋里装着一本已经卷了边儿的笔记本，随时都会拿出来在上面记点什么。在二道白河小镇外的一个山坡下，他兴奋地招呼大家，指着不远处在一片水泽中觅食的七八只体型不大的白色小鸟，说这是白鹡鸰，“它们马上要去我的国家了。”白鹡鸰体型与灰喜鹊相仿，身体大部分是白色的，头部圆而黑，前额纯白，形似戏剧舞台上的张飞脸谱，因此俗名“张飞鸟”。正值八月下旬，吉恩说，它们每年八九月份南下，经中国东南部、南海，到东南亚，最远飞到澳洲越冬。“你看，它们现在体型较大，毛色也很漂亮，但等飞到了澳洲，经过长途消耗，它们体型会明显变小，毛色也没这么好看了，疲惫，骄傲，像大战后的英雄。”它们在澳洲会呆到次年四月，然后再启程北归。第一次有人从候鸟迁徙目的地的视角，通过迁徙前后体型的变化来描述它们的壮举，那个艰苦卓绝的过程一下被具象化了，我眼前彷彿出现了这些看似娇小的精灵在长达数周的飞行中，越过陆地、山川和海洋，穿过狂风暴雨，用体内存储的脂肪为燃料，亿万次挥动翅膀，终于完成了这史诗般的行程。

所有展开的生存史都是一部史诗：人类逐水草而居，角马在非洲马赛马拉死亡竞速，红豆杉拼命举起高大树冠，都是生命在宣示自己的意志，它们在时间与空间的广阔坐标中铺陈存在，在灾变与毁灭的轮回中不断重生，用求生的单一指令对冲所有死亡威胁，从这个角度看，对食物、阳光和水的追逐同样是庄严而又壮丽的生命历程。写到这里，我脑海里不期然出现了中国春运的宏大场景。今年春运民航发送旅客九千五百万人次，铁路发送旅客五点四亿人次，这还不包括更为庞大的自驾群体，全社会跨区域流动约九十五亿人次，而这种规模的“人类史上最大迁徙”已经持续了四十年。更值得深思的是这样的春运史和伟大的改革开放史高度重合，它们互为表里，完整地讲述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历程——社会结构的开放重构释放了中国人的生命活力，巨量的人口流动又推动了经济的活跃繁荣，这是中国人的发现之旅，也是中国人的奥德赛，他们在离乡与返乡间不断切换自己的生命状态，用打拼和忍耐成就了一个崛起的传奇。有意思的是，经济繁荣还催生了一个生活方式更为候鸟化的族群，数百万东北老人每年在故乡和海南、云南间往返，他们的迁徙显然超越了求生的简单诉求，更多样的宜居环境，更健康的养老方式，构成了他们的候鸟生活，每年南方越冬，北方避暑，丰富多彩的生命体验说明迁徙不但是一种生存选择，同时也在更高的维度上反映了生命的本质。

说回长白岛，这里之所以成为众多候鸟的越冬选择，最初源于这里的松花江是温暖的不冻江段。由于上游的丰满水电站，下泄江水带着发电机组的温度，即使在冬天的严寒中也能保持四至十摄氏度水温。这不但化育了吉林雾凇这个自然奇观，也使大批候鸟有了一个远比遥远南方更为近便的越冬选择。当然，除了自然条件之外，一个友好的社会环境至为重要，而这个环境的形成有赖于“鸟叔”任建国的坚守。从一九九六年开始，任建国就在岛上义务护鸟，他驱逐盗猎者，救助遇险鸟类，自购鸟粮在冬天投喂候鸟，在他的带动下，更多社会力量纷纷参与到爱鸟护鸟的行动中，使候鸟数量逐年增加，从几百只，一直到今天的上万只。这又道出了一个生存逻辑之上的至高法则：互助与分享才是所有生命的福祉，是隐于春华秋实、生老病死这些表象之下的无言天道，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参与建设的人间天堂。（任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