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壤少年宫门口，团里一位大叔举着新买的单反相机，对着朝鲜导游小金说：“这台相机，一万二。”

小金正微笑着帮游客递水，听到这个数字，笑容瞬间凝固了。她盯着那台黑乎乎的机器，像在看一个来自外星球的东西。

“一万二……人民币？”她声音发紧。

大叔点点头，拍了拍相机：“爱好嘛，值。”

小金的嘴唇微微颤了一下。她低下头，掰着手指算了很久，然后抬起头，眼眶红了。

“我乡下亲戚，一家四口，一年的饭钱，也就一千多块。你这一个‘爱好’，够他们吃十年。”

全团安静了。

“为什么不吃肉？”

小金那年二十五岁，圆脸，爱笑，中文流利。她的亲戚在平安南道农村，种玉米和水稻，大部分上交，剩下的只够喝稀糊糊。一年到头，吃肉的次数屈指可数。

“我表妹今年十二岁，没吃过香蕉，没喝过牛奶。过年时她妈买了两斤五花肉，肥的炼油，瘦的切薄片，一人分两片。表妹把肉片含在嘴里，舍不得咽，含到中午，肉都白了。”

她说着，眼睛盯着那台相机，像在盯一个巨大的问号。

“你们花一万二，买一个拍照片的东西。一万二，能买几百斤猪肉，能让我表妹全家顿顿吃肉吃一年。吃肉不香吗？为什么要买个‘没用’的东西？”

大叔张了张嘴，想解释“爱好”“纪念”“艺术”，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想起自己家里三台相机，两台放在防潮箱里，一年也用不了几次。而眼前这个姑娘，她的表妹连肉都吃不上。

他忽然觉得，自己手里的相机，像一块烫手的石头。

团里有人小声说：“这是文化差异。”可这不是文化差异，这是生存差距。

在一个每天睁开眼就要为吃饱肚子而挣扎的世界里，任何“非生存必需品”都是奢侈。相机是，口红是，旅游本身也是。小金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愿意花一年的饭钱去买一个“没用的铁疙瘩”。就像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把一块肥肉含在嘴里舍不得咽。

后来，大叔做了一个决定。他把相机里当天拍的照片导出来，然后找到小金，把相机递给她：“送给你，拿去卖了，给表妹买肉吃。”

小金愣住了，拼命摇头：“不行，太贵了，我不能要。”

大叔硬塞给她：“拿着。这东西在我手里，就是个玩具。在你们手里，能换一年的肉。”

小金捧着那台相机，手在抖。她低下头，眼泪一滴一滴砸在机身上。

回国后，大叔收到小金发来的消息——托人带出来的。她说，相机托人卖了九千块，给表妹家买了三头小猪崽，剩下的钱买了大米和猪肉。表妹第一次吃到了纯白米饭，吃到了大块的肉。

“表妹问我，姐姐，中国人都这么有钱吗？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小金写道，“她说，她长大后也要去中国，也要买相机。不是为了拍照，是为了卖掉，给家里买肉。”

大叔看着这条消息，坐在沙发上，很久没动。他想起自己那台防潮箱里的另外两台相机，突然觉得，那些冰冷的机器，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有分量。

有人说，这没有对错。有人追求精神满足，有人渴望肉体温饱。可当一台相机等于十年饭钱，当一个“爱好”等于一个孩子一年的肉，这种不对等，本身就让人心酸。

小金后来再也没有带过中国团。她托人带话，说每次看到游客举着相机，她就会想起表妹吃肉时哭出来的样子。她怕自己忍不住，会在游客面前掉泪。

而那个送相机的中国大叔，从此出门只带手机拍照。不是相机买不起，是他觉得，自己没资格再把一年的肉钱，挂在脖子上晃来晃去。

鸭绿江还在流，流着两个世界的距离。一台相机，隔开的不是江，是十年饭钱，是一辈子都填不平的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