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王祠与赵抃祠

作者：叶美峰

近期，历史大剧《太平年》热播，以细腻笔触再现五代乱世中吴越钱氏“纳土归宋”的关键抉择，让这段以苍生为重、以统一为念的和平统一史实重回大众视野。荧屏之上，钱弘俶弃王权、安百姓的抉择令人动容；荧屏之外，北宋名臣赵抃以一生清操与仁政，为这段“太平”史实写下接续与注解。

一

赵抃，字阅道，号知非子，衢州西安人，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重臣，与包拯同列《宋史》，被苏轼赞为“邦之司直，民之父师”，是二十四史中唯一以“铁面御史”入传的官员。史载其一生清廉自持，入蜀为官不携眷属，唯以琴鹤自随，清风盈袖、正气满襟；为官四十五载，五任御史，弹劾不避权贵，纠劾贪腐、匡正朝纲，却始终怀仁厚之心，刚正而不苛酷，严法而恤民生。这种“时出猛整、严而不残”的品格，正是古代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范，也与他后来感念钱氏归宋、奏建表忠观密切相关。

熙宁十年（1077），赵抃再知杭州，见吴越钱氏诸先王坟庙芜废不治、祠宇倾颓，深念钱氏三代五王保境安民、纳土归宋，使一方免于兵戈、百姓安享太平，其功不可泯没。他以地方长官身份专疏上奏，备陈钱氏“顺天应人、以民为本”之大义，恳请朝廷修葺坟庙、崇祀功德，并请以龙山妙音院废址改建专祠，用以彰显忠顺、安抚民心、垂范后世。奏疏上达，宋神宗嘉其远见，准奏改赐院额为表忠观，即后世钱王祠前身；朝廷命钱氏后裔奉祠守墓，以香火永祀，使归宋义举与太平初心代代不坠。赵抃又延请苏轼撰文书丹，成《表忠观碑》，将奏议原文与朝廷诏旨勒之于石，既记钱氏之功，亦载崇祀之由，成为一段以文存史、以史育人的佳话。

这一举措，充分展现了赵抃以史为鉴、以民为本的政治远见。在他眼中，钱氏归宋，不是失国之屈，而是顺天应人、护佑一方的大义；太平之世，不仅在于疆域一统，更在于铭记那些为苍生避祸、为天下谋安的先行者。赵抃英名光耀千秋，不仅在自身清廉刚正，更在能识大义、扬善功，将个人操守与国家统一、民生福祉融为一体。荧屏里《太平年》演绎的是乱世归心的抉择，荧屏外赵抃以奏疏与行动守护太平基业，二者跨越百年，同守以民为本、以和为贵的初心。

二

赵抃与钱氏，一为北宋廉吏典范，一为五代归义明君，看似时空相隔、身份迥异，却在“太平”二字上精神相通。钱氏以“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为家训，乱世中保境安民，盛世前归土纳宋，换江南百年安宁；赵抃以“吾志如此江清白”为信条，朝堂上直言敢谏，地方上兴利除弊，晚年仍不忘彰扬归宋之功，让和平统一的德政流芳后世。将衢州赵抃祠与杭州钱王祠并观，正是看见这种跨越时空的精神传承：钱氏以抉择开太平之基，赵抃以气节守太平之世，一祠在衢、一祠在杭，一颂清廉、一颂归义，共同构筑忠、清、仁、和的精神底色。

回望历史，《太平年》让我们看见乱世之中，个体与政权如何在家国大义与苍生福祉间做出抉择；而赵抃的故事，则让我们懂得，太平盛世的维系，既需要顺应大势的格局，更需要坚守初心的品格。赵抃英名不朽，在于其“清、贤、政、言”兼备，集君子之德与能臣之干于一身；两处祠宇相望，在于其精神同频，皆以天下为念、以百姓为心。从钱氏纳土归宋，到赵抃奏建表忠观、勒碑传世，再到今日两祠凭吊不绝、故事流传，不变的是中国人对和平统一的向往、对清廉仁政的尊崇、对天下太平的追求。

千年风雨过，英名照汗青。虽然时过境迁，但赵抃“一琴一鹤”的清风、钱氏“纳土归宋”的大义，早已融入中华历史的精神血脉。衢州赵抃祠里，天下“第一流人”的匾额依旧高悬；杭州钱王祠中，《表忠观碑》的文字依旧铿锵。二者相映，诉说着同一个道理：太平之世，在于人心向背；不朽之名，在于德业千秋。赵抃之德，钱氏之功，与《太平年》所颂之精神，终将跨越岁月，在新时代继续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让清廉守正、以和为贵、天下一统的信念，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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