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敦煌莫高窟农历四月初八浴佛节期间，当地也会举办热闹的庙会活动。这一文化传统一直流传延续至今。 吕 爱摄
“香火万家市，烟花二月时。居人空巷出，去赛海神祠”，这是南宋诗人刘克庄记录的“波罗诞”盛况。 在广州，每年南海神诞辰日，附近的庙头、双沙、南湾、鹿步和夏园村民抬着各自神像到南海神庙，祈求新一年风调雨顺、民富物丰。 许婉婕摄
中国活态遗产根植于连绵不断的五千年文明，依托广泛分布的古迹遗址和人文与自然景观，维系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基因血脉，共同描绘出立体且充满生命力的文化长卷。
2026年“国际古迹遗址日”设置活态遗产主题，为我们审视中国文化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提供了平台。
活态遗产已成为全球关注的关键议题
2026年“国际古迹遗址日”设置活态遗产主题，为我们审视中国文化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提供了平台。中国活态遗产根植于连绵不断的五千年文明，依托广泛分布的古迹遗址和人文与自然景观，维系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基因血脉，共同描绘出立体且充满生命力的文化长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是活态遗产概念的主要推动者，在保护全球非物质文化遗产事务中，经常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活态遗产、可持续发展等概念并用，强调活态遗产是由社区群体创造、维持与传递，并在代际传承中不断再创造、适应环境的实践体系。活态遗产也是世界遗产价值属性的重要方面，一项世界遗产的价值，也包括了文化景观、建筑、遗址等遗产地所涉及的农业、水利、信仰实践等要素。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对活态遗产的定义中，强调活态遗产涵盖遗产的所有维度——包括有形、无形以及自然的方面。其中，自然维度指特定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和地质多样性，包括景观、海景、水路、林地、高地、栖息地以及本土野生动植物。这种定义将物质空间、自然生态与非物质社会实践融为一体，将古建筑、遗址或自然景观视作与当地社区的生产、生活、信仰紧密相连的生命有机体。
中国文化遗产最具“活态”特征
“连续性”是理解活态遗产地的关键。活态遗产不是被动留存于当下的古老遗迹，而是创造过程延续至今的场所-社区系统。由此，活态遗产地可被界定为：以特定场所为空间范围，由核心社群在长期照料、礼俗信仰、生产生活与意义实践中持续生成并传递的遗产系统。其价值保护的要义，是在一定的边界内对其遗产表现形式与环境动态变化进行有序和持续的治理。这一概念体现出整体和动态的活态遗产观，活态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凸显着社区群体的主体性，我们必须接受遗产及其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动态变化与发展，“活”既是遗产自身的存活，更是社区的活力。
活态遗产日益受到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对活态遗产的保护已从一般意义的文化事项，拓展为涉及防灾减灾、气候变化应对、文化权益保障、旅游开发治理等多方面的综合议题。
中国广袤的地域和五千年文明演进孕育了丰富的活态遗产。在5058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60处遗产地中，绝大多数都具有活态属性。在文化遗产体系中，活态遗产属性最为突出的是历史城镇及村落、众多的农业文化遗产、水利灌溉遗产以及与人们信仰息息相关的祭祀庙宇和古迹遗址等。
蕴含于历史城镇及村落中
目前，我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处、国家历史文化名镇312处、国家历史文化名村487处。平遥古城，丽江古城，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澳门历史城区，开平碉楼与村落，“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等历史城镇村落类的世界文化遗产，仍在居住、经营、交往和地方风俗等方面保持生活连续性，原住居民在这些空间之中生生不息，保留了丰富的活态生产和生活元素。
世界遗产地“平遥古城”在其发展过程中汇集了“晋工百艺”。同济大学在平遥持续调查了包括传统金银器制作、推光漆器、戏曲艺术、传统营建、泥塑木雕、医药和饮食等30多种传统工艺，发现传统建筑工匠仍然活跃在平遥古城和周边村落。工匠们手口相传，将历经了千年发展的技艺延续至今。世界遗产地“皖南古村落”中的宏村历经数百年演变，已与其独特的水系空间紧密相连，由水口、水圳、月沼、南湖以及水园组成的完整水系，不仅解决了村民生活用水排水问题，月沼和其北侧汪氏宗族祠堂，还构成了村落空间的精神中心。“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则体现着多元文化基因在当代社区生活中的活力。源自本土的南音，来自欧洲的古典风格器乐、声乐等，都在鼓浪屿留下深厚印记。家庭音乐会仍作为许多音乐元素延续活力的方式，在家族成员中代代传承。
我国有6项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为例，包含山水格局、堤桥塔亭、题咏书写和园林营造，是在游赏、书写、纪念和城市生活中使用的文化空间，其价值跨越了物质与非物质、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界限。
蕴含于农业遗产中
农业遗产是人与自然长期协同进化形成的土地利用系统，“活态性”“适应性”是其显著特征，是理解“活态遗产”的典型实践范例。我国文物保护体系中有着丰富的农业遗产，展现出活态性的多样路径。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认定的104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中，中国以25项居首。“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于2013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中国首个以农耕实践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哈尼梯田依山势而建，构成了“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的空间格局。哈尼梯田在长期修筑、维护与再造中不断更新，使这一世界级文化景观始终处于“生成之中”。同样作为世界遗产的“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则展示了另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活态遗产模式。当地世居民族通过“林下茶”种植方式，使茶树在半野生环境中生长；布朗族、傣族、汉族等不同民族的村落散布其间，形成人、茶、森林和谐共生的生态关系，成为我国独具魅力的活态遗产典范。
蕴含于水利灌溉遗产中
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有许多水利灌溉遗产，其因地制宜的古代智慧、完备的工程技术体系以及水资源管理的传统习俗制度等，构成了独特的社会经济系统并在当今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功用。都江堰，将岷江水化作润泽成都平原的生命之源，造就了富庶千里的天府之国。灵渠凿成于公元前214年，沟通湘江和漓江，是中国古代跨流域水利工程的重要代表，2018年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如今仍在服务于地方农业生产。灵渠的活态性体现在地方社会持续不断的讲述和认知中。当地传说，修灵渠时有3位建渠者先后殉职。后人为感念凿渠通航的恩德，在灵渠畔建有“三将军墓”，世代祭奠。这种朴素的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活态传承。中国大运河上下2500余年，更是中华文明活态传承的象征。其活态特征体现在沿岸因河而兴的城镇村落与枕河人家的日常生活之中。清代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对扬州城河两岸茶坊酒肆的细致描绘，至今仍能在扬州人的早茶习俗中找到鲜活对应。
蕴含于祭祀庙宇中
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祭祀或地方信俗的文化、信仰空间，同样是活态遗产传承的重要载体。曲阜孔庙、孔林和孔府，位于广州市黄埔区庙头村的南海神庙，或依托长期延续的礼制、祭祀与信俗传统，或由国家祭祀逐渐演变为民间信仰，融入当今的地方信仰体系，可以概括为礼制与信俗型遗产。跨越代际延续至今的祭祀、庙会和仪式活动，不断为这些建筑空间注入现实意义。
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曲阜孔庙、孔林和孔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三孔”建筑群具有杰出艺术和景观设计价值，承载了孔子在哲学和政治理论方面的贡献。两千多年来，历代王朝对孔子的祭祀以及孔氏后裔的家祭持续不断。“祭孔大典”作为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文化仪式和儒家文化的精神象征，还具有凝聚民族认同、促进文化传承和文明对话的重要意义。
广州黄埔南海神庙是中国古代四大海神庙中唯一完整保存至今的官方庙宇，又称波罗庙，于2013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史迹。隋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下诏建南海神庙，唐代册尊南海神为广利王，唐代以后不断加封“洪圣”“昭顺”等封号。历代皇帝派员到南海神庙举行祭典活动。由于官府的定期祭祀和供奉，当地民众的海神信仰逐渐与中原文化的方位神相融合，南海神信仰在民间也得以推广，成为岭南珠江三角洲普遍的民间信仰。当地流传南海神有5个儿子，附近15个乡，每3个为一组，轮流将其供奉在各自祠堂内。这些乡村被称为“波罗庙十五乡”，并将南海神庙奉为家庙。每到南海神诞辰日，乡民将5子神像抬到南海神庙祝寿，称为“五子朝王”祭海神。由此，地方叙事、民间信仰形成了与官方祭祀传统之间的紧密联系，成为当地最为隆重的民俗节日“波罗诞”。这一民俗流传千年至今。“五子朝王”传说折射出官方祭祀如何演变为地方信仰，以及地方社会纳入国家体系的过程，南海神庙的庙宇建筑和“波罗诞庙会”共同构成了南海神庙完整的文化遗产价值。
古迹遗址中的活态文化构成
还有一类活态遗产，看似是静态历史遗迹，实则有着丰富的活态内涵，不仅包含了遗址或自然景观，与当地社区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其蕴含的信仰、民俗和生活传统等活态文化，也是其遗产价值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敦煌莫高窟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连续建造一千多年，经历了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等朝代，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莫高窟是1987年我国首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之一。文献记载，莫高窟作为社会化的佛教文化场所，历史上举办的斋会、燃灯、礼拜等活动均有大量民众参加。佛教传入中国后，一些宗教节日逐渐演变成中国传统庙会。开凿于北周时期的第290窟《九龙灌顶》壁画、藏经洞唐代绢画《佛陀诞生图之九龙灌顶》以及第76窟的树下诞生瑞祥壁画，都描绘了莫高窟一年一度的四月初八浴佛节。这一传统至清代依然在延续。《敦煌县志》也记载：“夏四月八日，千佛洞菩萨胜会，士女前三日进香，至日尤盛。”周边民众不辞路途遥远，或步行或赶马车来到莫高窟进香拜佛，祈愿国泰民安。庙会除了在莫高窟九层楼前“烧头香”，还要进入莫高窟第96窟弥勒大像处，绕着大佛基座通道转3圈。绕佛通道也象征各种“关”，绕过之后可获吉祥如意，俗称“钻关”。庙会还是当地居民交流和商贸沟通的场所。20世纪40年代敦煌艺术研究所建立之后，敦煌庙会就吸引了常书鸿等人，他们开始向赶庙会的人们讲解莫高窟的历史艺术价值，劝说大家不要在石窟中烧火煮饭。我们从常书鸿《莫高窟庙会》《敦煌四月初八庙会》两幅油画作品中，就能感受到他描绘的庙会场景。时至今日，敦煌研究院在每年四月初八浴佛节当天，面向敦煌市民开放大佛殿(96窟莫高窟标志性建筑九层楼)、卧佛殿(第148窟)和娘娘殿(第138窟)3个重要唐代造像洞窟，并“破例”打开大佛殿里背后通道，民众可以排队绕行3圈，在围栏外烧香拜佛。浴佛节已成为当地最为重要的民间群众性文化活动和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长城同样是我国首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是我国现存体量最大、分布地域最广的文化遗产。根据国家文物局《长城保护报告》，明长城分布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总长度即达到8851.8千米。长城既是人类历史上宏伟壮丽的建筑奇迹和无与伦比的历史文化景观，也可理解为活态的文化遗产。
现在，明长城1272座关、堡中的绝大多数仍是人们祖祖辈辈生活的村落家园，村民与长城史迹共生共存，村落中保存着当地人的集体记忆和叙事传说。许多传说、技艺和地方民俗信仰节庆都已列入国家或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相当多内容与长城有关，甘肃河西地区流传的明代大将冯胜修建嘉峪关的“选址建关”“定城砖”“冰道运石”“山羊驮砖”等故事，山西晋北流传着与长城有关的“广武传说”“杀虎口传说”等。长城沿线多地常见的“二鬼摔跤”或“二鞑子摔跤”，融合了蒙古族、满族与汉族民间竞技杂耍技艺。河北“万全打棍”有多种棍棒形式与棍法，其刚劲勇猛的风格与长城边关要塞的地域属性形成历史呼应。另外，北京“延庆火勺”、山西“原平锅魁”等传统食品，具有便于携带、存储时间久且不易变质的特征；又因冷热均可食用，是历史时期主要行军干粮，流传至今成为非遗美食。河北“蔚县青砂器”、山西“平定砂器”都有300余年历史，是当时长城戍卒日常生活的必需品。长城沿线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了长城文化活态的重要部分。其活态价值，体现在沿线居民仍然以传说、技艺、饮食、器用和地方节俗的形式不断建立自身与长城的关联。
正是这些依然活在民间社会中的内容，使长城不仅是伟大的工程，更是一条至今仍有记忆、有温度、有地方生活支撑的活态文化带。
在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中理解活态遗产
活态遗产是自古有序传承的，依托于当地民众，与人们的生产、节日活动和精神信仰共同演变，构成了社区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的核心骨架。活态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必须关注当地社区的利益，并防止其在现代化洪流中消亡或变味。
活态遗产的延续离不开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及人与自然长期形成的协调关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让我们得以深入理解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对于那些深度融入环境、生产与社区生活的活态遗产而言，要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其山形水系格局、生态体系与生活环境，使物质遗存、地方智慧、日常生活与文化认同继续保持有机管理。这是夯实国家文化之基，满足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的内在要求，体现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的属性，也是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文化故事的使命。
(作者单位：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确定2026年“国际古迹遗址日”主题为：冲突与灾害背景下活态遗产的应急响应。这一主题可从两个方面去理解：在空间框架下，宏大的全球背景与微观的社会活动相结合，将与生产生活相关的遗产实践置于国际冲突和灾害框架之中去考量；在时间框架下，短时段的防灾减灾与长周期的活态传承相结合，凸显人、社区、传统知识体系等活态要素在灾害预防与灾后恢复中的角色。
2026年10月，第22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大会将在马来西亚举办。大会将以“活态遗产：尊重·提升·接纳·伙伴关系”为总议题，呼吁在全球化多变的世界中采取包容、尊重的遗产管理方法。
宋新潮 燕海鸣 陈雨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