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崆峒？——“道源崆峒”探寻之旅之一

2026-04-18 11:06 旅游攻略 2 0

（平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柳娜）

“崆峒”一词，本身就带着天问般的玄远。当我们站在崆峒山脚下，仰头望向它的伟岸，一个问题便自然浮现，在华夏大地的万千峰峦中，何以是此山，被赋予了“道源”之名？

从自然维度上看，这是一座被光阴镌刻了亿万年的奇崛之山。它从大地深处隆起，在陇东高原铺展开一片嶙峋的风骨与苍茫的烟霞。风过时，松涛自这无底的深壑与空蒙中涌起，带着凉意与莫名的肃穆。

从文化维度上看，这是一座承载着文明初心与至高理想的精神之山。在华夏文明的懵懂时期，吸引了对终极真理的探寻目光。黄帝风尘仆仆的西行与谦卑的膝行叩问，正是在这充满天地灵性的场域中，完成了从武功到文治、从征服到求道的象征性转身。

于是，自然的“空洞”之境，与哲学的“至道”之思，在此水乳交融，浑然一体。

召唤

崆峒山坐落于甘肃平凉，为六盘山支脉，西接巍巍六盘，东望八百里秦川。主峰海拔2123米，属于罕见的高海拔丹霞地貌。在广袤浑厚的黄土高原之上，这片由紫红色岩层构成的峰林石柱，犹如大地的铮铮铁骨，傲然挺立。

其奇崛的风骨，源于数亿年的天地造化。从地质构造看，它雄踞于华北地台与贺兰—六盘山构造带的交汇处，是中国大陆东西部的重要地质分界线。山体核心是形成于白垩纪的巨厚紫红色砾岩。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历经多次构造运动的挤压与抬升，直至新生代喜马拉雅运动的剧烈撼动，岩层最终断裂、崛起，再经流水亿万年的切割雕琢与风雨剥蚀，最终塑成了顶平、身陡、麓缓的独特山形。

这里属温带半湿润大陆性气候，年均气温约8.6℃，年降水量约511毫米，多集中于夏秋。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形成了冬春干冷、夏秋雨热集中的气候。正是这种特定的水文气候，持续不断地塑造着山的轮廓与风骨。

在崆峒山的石径上攀爬，雾气从不知名的深壑里翻涌上来，先是一缕，继而成片，最后竟是浩浩荡荡的浪潮，瞬间吞没了来路与去途，淹没了所有的峰峦与苍松。唯有冰凉的铁索，脚下的石阶，是确凿的、可依凭的实在。

就在这被云雾彻底包裹的刹那，忽然懂得了“崆峒”二字的分量。古人所见的，想必正是这般“空洞同天”的景象罢？天地浑然一体，上下四方皆归于混沌，人在其中，如一粒微尘。这是一种浩大无边的、足以容纳一切哲思与追问的“空”。就在这片空蒙里，个体的得失、尘世的喧嚣，都被这苍茫的静默涤荡得轻若鸿毛；而某种关乎天道、关乎生命本源的宏大诘问，却显得前所未有的清晰而沉重。

五千年前的那位求道者，当他历经烽烟与跋涉，终于站在这片同样被云雾缭绕的奇崛山峦前时，所感受到的，或许正是同一种震撼与召唤。这山，以这份既苍凉又崇高、既实在又空灵的自然伟力，击中了文明初曙时代那颗敏感而饥渴的心灵。于是，一次改变文明气质的伟大叩问，便在这山岚雾霭中，开启了。

问道

我们的探寻，从“问道宫”开始。

清晨的磬声清越，穿透林霭，那是道人日复一日的早课。在修道者眼中，山是天地之骨，亦是通往上境的阶梯。而崆峒，自古便是人们心中连接尘世与天道最近的津梁之一。

问道宫因黄帝问道的传说而得名，其历史可追溯至唐代。据记载，宋、元、明历代皆曾奉旨敕修，香火绵延。

其原址位于崆峒山前山的月石峡口，泾河北岸的阶地之上。月石峡是崆峒山前山的一条重要峡谷，从中台南侧下行，经紫霄宫可抵达，是通往山前崆峒弹筝峡的传统通道。古人将宫观选址于此，颇具深意，此处背倚巍巍主峰，面朝蜿蜒泾河，山水环抱，环境极为幽寂，身居殿内甚至听不到泾水的涛声，正契合道家修行所追求的“藏风聚气、亲近自然”的意境。同时，这里地处前山要冲，是古代香客游人登山朝圣的主要路径起点之一，便于寻访与瞻仰。

如今的问道宫建筑群，是1985年因修建崆峒水库（即弹筝湖），原址处于淹没区，而迁建至东台玄鹤洞下方的山麓。新址背倚苍崖，前眺弹筝湖，宫观依山就势而建，巧妙地融于自然。每逢春日，宫墙外桃林灼灼，与山下潋滟湖光相映成趣，已成为游人驻足打卡的风景。迁建工程精心恢复了黄帝问道大殿、混元阁等主体建筑，并将原址最为珍贵的文物，元代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所刻的《重修崆峒山大什方问道宫碑》完好迁立于此。此碑为褐砂岩质，由碑身、碑额和赑屃（形似巨龟的龙子碑座）三部分组成，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文献价值。

碑文开篇即铭刻了黄帝向广成子请教“至道”的古老传说。其核心部分，以精辟的文言阐述了道家修炼的终极理想，亦是广成子言论的珍贵记载：“窈冥昏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摇汝精，乃可长生。慎内闭外，多知为败。我守其一，以处其和。”寥寥数语，道破了清静无为、守神固精、抱元守一的养生要旨。

尤为重要的是，碑文明确记载了北宋的官方营建史实：“宋政和□年，集贤承旨，张庄奉旨重修宫宇，命京兆天宇万寿观赵法师住持。”这证实了在宋徽宗时期，朝廷曾专门下诏重修，并委派京城高道住持，将问道宫擢升为国家级的重要道教“大什方”，足见其当时所受的尊崇。

该碑是元代重修的纪事碑，详载了宋金战乱后宫观倾颓，直至元初在地方官绅与道士的主持下，历时多年重建，规模“功倍昔者”的完整历程。

站在这后世重修的殿宇中，目光抚过碑上的文字，思绪却直抵那个传说开始的清晨。仿佛看见，五千年前，那位统一了部落、身披荣光却也深陷困惑的王者，在崆峒结庐而居，铺白茅，斋戒百日，最终以谦卑姿态，完成了一次文明对天道的至诚叩问。问道宫，便是这次伟大精神事件被物化的永恒记忆。

道脉

据《庄子·在宥》等古籍记载，并结合现代史家对传说时代的理解，黄帝当时所处的，远非一个“天下大治”的完美时代，而是一个文明初辟、百端待举的深刻困境。

现代考古学，为我们理解那个传说时代，提供了宏大的历史背景。就在距离崆峒山不远的甘肃庆阳，沉睡着距今约5200-4600年的南佐遗址。这座规模宏大的都邑性聚落，以其九层台阶式的夯土宫殿核心、规整的“宫城”与“外环”结构，以及出土的精美白陶、漆器与海量祭祀用猪骨，赫然呈现出一个拥有强大组织能力、复杂礼仪系统和显著阶层分化的早期文明实体。它确凿地证明，在传说中“黄帝”所代表的那个时代，陇东高原上已崛起足以“动员千耦”、统合万民的早期国家（或酋邦）。

黄帝所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由南佐这类政治文化实体构成的、庞大、复杂而尚未统合的“早期中国”世界。

作为部落联盟的共主，他虽经阪泉、涿鹿之战，初步实现了华夏集团内部的统一与外部威胁的平息，但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他所面临的，是一个庞大而松散的新生共同体。各个部落习俗不同，人心还不齐，怎么让大家真正凝聚起来？光靠武力肯定不行。农业刚开始发展，管理这么大一片土地和人口，怎么建立长久的秩序？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战。那时候自然灾害也多，人们对于生死、天地这些根本问题充满困惑。作为领袖，黄帝既要处理具体的民生事务，还要在精神上给天下人一种指引。

所以，黄帝自己也很焦虑。他到处寻访智者、学习玄理，不只是为了自己求长生，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作为一个正在开创文明的领导者，迫切想为这个新生的“天下”找到一套根本的法则，一套能解释世界运转、能安抚人心、能确立社会规范的终极道理。他个人生命的有限性和治国平天下的宏大理想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因此，他西行崆峒山去寻找广成子“问道”，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位肩负重任的文明开创者，在权力和事业的顶峰，主动去追寻超越眼前现实的更高智慧与真理。他求的“道”，既是修养身心的生命哲学，更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大法。后世把这次旅程看得极重，认为它象征着华夏文明从用武力打天下，转向用文化和思想治理天下、安顿人心的重要转折点。

黄帝当时所见的崆峒，并非后世宫观林立的山，而是一片洪荒未凿的天地奇观，绝壁通天，松石奇诡，涧壑之间吞吐着原始而神秘的气息。正是在这宛如“空洞同天”的造化之境，他开始了层层深入的悟道历程。

他首次拜见时，仍带着治理天下的迫切之心，开口便问：“敢问至道之精，以治天下？”广成子听后并未直接回答，而是敏锐地指出黄帝的问题所在：心仍被世俗功业所扰，所问的不过是“物之残渣”。他更以“云气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为喻，暗示黄帝以强力干预的方式治理天下，已扰乱了自然的节奏，背离了“无为”的天道。这番批评如醍醐灌顶，黄帝默然退下，开始深刻反省。

黄帝于是放下帝王的身份，辟出一间静室（后来崆峒山问道宫所在之处），铺上白茅，斋戒三月，彻底摒弃了权位之心，以纯粹求道者的赤诚再次请教。这一次，他的问题转向了自身：“敢问如何修身，才能长生久视？”广成子见他心性已净，这才欣然授道。他所揭示的“至道”精髓，在于“窈窈冥冥、昏昏默默”的混沌之境，教导黄帝要“无视无听，抱神以静”，让形体自然康健；务必“清静无为”，不使精神劳摇，方能达至长生的境界。这番对话，奠定了道家内修思想的基石。

听闻至理后，为表达至诚与谦卑，黄帝以膝跪行，再次上前，恭敬稽首，恳求更深层的教诲。正是在这样的谦恭之中，传说他最终领悟了阴阳变化的玄机，贯通了治国与修身为一的至理，乃至有得授“道法”“神符”之说。他以全然敞开的生命状态，承载了至高无上的天道。

在崆峒山得闻广成子所授的“至道”真言后，轩辕黄帝将其作为治理天下的根本法则，带回了中原，其影响深远地塑造了华夏文明的精神底色。

最大的转变发生在治国理念上。黄帝领悟到，真正的治理并非依靠繁杂的政令与强力干预，而在于“清静无为”与“顺应自然”。他将从广成子处学到的“无视无听，抱神以静”的修身之理，推及于治国，实践了一种被称为“垂拱而治”的至高境界。他减少了对民生事物的直接干预，让百姓依照四时规律与本性自然生息，社会秩序反而在“无为”之中得以自然安定。这标志着华夏政治思想从依赖“武功”与“强力”，向追求“文治”与“天道”和谐的一次深刻升华。

在道家与后世的传说叙述中，黄帝时代诸多彪炳史册的文明创制，也被赋予了“得道”之后“效法自然”的深刻内涵。他命人观测天文，制定历法，是遵循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令伶伦模仿凤凰之鸣制定音律，体现了调和阴阳、通天地之气的理念；而与岐伯等讨论形成的医学思想（后世托名《黄帝内经》），更是将阴阳五行、天人相应的哲学核心融入了生命认知。这些创制被解读为领悟了宇宙根本大道后，在人间“象天法地”的伟大实践。

在道教信仰体系中，黄帝“得道”的最终成就，体现在其个人生命的圆满归宿。诸多道经记载，黄帝在晚年天下大定后，专注于修身养性，最终在荆山铸鼎成功，有黄龙自天而降，迎接他乘龙升仙。这个“鼎湖升天”的传说，成为道教“肉身成仙”信仰的早期典范。它象征着通过治身达至的最高境界，实现对有限生命的超越，这也印证了“身国同构、身国同治”的道家理想，个人的修身圆满与天下的治理成功，本源同一，皆归于“道”。

因此，黄帝“得道”后的传说，是一套完整的文化隐喻，生动诠释了“道”的智慧如何从个人内心的深刻领悟，继而为修身之法，扩而为治国之策，最终显而为文明之象。这使得黄帝在中华文化记忆中的形象，超越了“人文初祖”的创业之功，升华为一位将天道、治道与身道完美融合的“得道圣王”。

这一切精神叙事的源头，都被追溯至崆峒山，使其成为中华文明探寻宇宙秩序与人间治道的永恒精神坐标，其影响绵延至今。

仙山

令黄帝如此执着求访的广成子，究竟是何等存在？在《庄子》的记载中，他是“修身千二百岁”而形神不衰的“至道”化身，是洞悉宇宙与生命本质的上古真人。在后世道教的神仙谱系与民间信仰中，他更被赋予极高地位，奉为重要的上古仙真。这样一位至高无上的仙真，为何独独选择崆峒山作为其栖隐与传道的圣地？

欲解此问，或可从“崆峒”山名本身寻得端倪。今日游客登临山中心的中台，可见一块名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标识碑”的巨石，其背面镌刻的北斗七星图案与文字，正揭示了此山最初的奥义。据中国首部辞书《尔雅》记载：“北戴斗极为空桐。”意为北斗星辰正下方这片区域，古称“空桐”（即崆峒）。因此，崆峒山在华夏古老的星象观与宇宙论中，被视为“北戴斗极”之地，被认为是天帝所居的北极紫微垣在人间的投影，是接引天界精华的神圣枢纽。故而，在古人天人感应的观念里，它又被视作贯通天地的中枢纽链，是阴阳二气交融合和、人与上天相互沟通的终极道场。

正因占据了这一贯穿天人的核心灵枢，崆峒山才超越了寻常的地理概念，成为修炼者感悟天道、通达至上境界的绝佳之地，故而“海内真崆峒”特指此山，以彰显其无可替代的“道源”正统。

此外，关于山名由来，中台的解说亦指向另外两层深邃的意涵。一是因山中多有空灵洞穴，如玄鹤洞、崆峒洞，取其“空空洞洞”之意，与丹霞地貌的幽邃奇险相合；二是作为道源圣地，其名直接体现了道家“空洞”“无为”的哲学核心思想。

山中还有一脉生动的仙缘，那便是世代栖居的玄鹤。此鹤“丹顶皂身、白腹朱喙”，被奉为仙家的使者。传说黄帝问道时，便是玄鹤翔舞引领；广成子最终驾鹤仙去后，玄鹤一族仍长驻于“玄鹤洞”中，非盛世或圣人莅临而不轻现。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近代杰出的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于右任考察西北，专程登临崆峒山。当他在东台的“招鹤堂”小憩时，恰有两羽玄鹤凌空飞旋，清鸣凌霄，令在场的文化名士无不惊叹，皆视之为祥瑞神物。此情此景，让这位“一代草圣”豪兴顿生，当即挥毫，以雄浑苍劲的标准草书题写了“招鹤堂”与“紫霄宫”两方匾额。匾额跋语记下了这神奇的一刻：“闲日登临崆峒，与诸君坐而问道论释，适见两羽仙禽，飞临旋环引翔，清鸣凌霄。诸老皆曰此神物也！遂书碑立名，以志其仙景殊胜，为之铭。”这两方墨宝后被制成巨匾悬挂，被奉为“镇山之宝”。此事在当时也被《新陇日报》专题报道，传为佳话。

玄鹤的存在，被视为崆峒山为“道源真境”、蕴藏通灵仙气的印证。

广成子择居此山，黄帝问道此山，是一种必然的奔赴。崆峒山以其“北戴斗极”的宇宙坐标、“空洞无为”的哲学意象、玄鹤栖居的灵性征兆，共同构筑了一个贯通天文、地理与人文的完美“道场”。

自黄帝问道后，崆峒山成为历代帝王将相与文人墨客心向往之的朝圣之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慕黄帝事”而西巡，曾“出鸡头山（崆峒山别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亦效法先祖，“西登崆峒”。唐太宗李世民视察陇右时，亦曾临此山。他见山上佛道兴盛，即御赐明慧禅院田宅，以示尊崇与支持。

与此同时，无数文人的心灵在此山找到了共鸣与寄托。史学家司马迁青年时曾随汉武帝登临崆峒，这为他日后在《史记》中郑重记载黄帝事迹埋下了伏笔。诗仙李白高歌“世传崆峒勇，气激金风壮”；诗圣杜甫则有“防身一长剑，将欲倚崆峒”的吟咏。南宋理学家胡宏亦留下“黄帝问道此山隅，寂寞新阡草已枯”的深沉感怀。至近代，变法志士谭嗣同登临赋诗，“斗星高被众峰吞，莽荡山河剑气昏”，其诗境雄浑，仿佛已预见自己为国捐躯的壮烈。民族英雄林则徐在谪戍途中，亦写下“楼头倚剑接崆峒”的苍凉诗句，将个人命运与山河气概融为一体。此外，明代高道张三丰最终归隐于此，留下“避诏碑”的传说，更为此山增添了飘逸的仙气。

在后世漫长的时光里，这些帝王将相的探访、文人墨客的吟咏、高道隐士的修行，与无数的宫观、碑碣、摩崖石刻一起，将精深的道家义理与生动的神话叙事，融入每一处峰峦与幽谷。最终，将这座自然奇峰，营建为一座体系严整、气象恢宏的“人间道境”。

化育

山风盈袖，松涛在耳。忽然觉得，我们探寻的，或许从来不止是一座山或一段传说。我们探寻的，是一个文明在其源头处展现出的、那种令人震撼的谦卑与渴望，在拥有力量之后，依然恳切地追寻约束力量的智慧；在建立秩序之后，依然虔诚地探问秩序的源头。这种精神跋涉的起点，也因此，永远地矗立在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地图上，成为一处指引归途的坐标。

想起文化学者余秋雨写敦煌的一句话：“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看崆峒，何尝不是？我们看的，是一个文明在精神成年前夜，那场伟大的觉醒。

这场觉醒，在老子与庄子的哲思中臻于化境。尤其是《庄子·在宥》篇，将黄帝问道的传说哲学化、寓言化。通过庄子的解读，崆峒山上那次古老的对话，成为一部可被千年传阅的“精神原典”。它以黄帝自身的求道历程，为后人指引了一条清晰可见的心灵轨迹，从对权柄功业的执迷中转身，经过斋戒、独处、静思的涤荡，最终以“膝行”般的至诚，洞见了宇宙的幽邃本质与生命的本真。

这部“原典”的珍贵之处，在于它的具体与鲜活。这样一个有温度、有过程的生命故事，让后世所有关于修身养性、关于“天人合一”的思索，都能在这位始祖的身影中找到最初的印证与灵感。

老庄的思想，从此便如一条沉静而深邃的暗河，默默浸润着中国文化的土壤。它超越了一家一派的学说，演化成一种看待世界、安顿自我的生活态度与审美意趣。它成就了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那份悠然，化作了王维诗中“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禅意，更孕育了中国书画艺术中“计白当黑”、以虚衬实的无限意境。

对于一代代在儒家济世理想中奋进的士人而言，它提供了一处不可或缺的“精神后花园”，在他们仕途受挫、理想受困时，这座花园便成为他们退守、栖息的所在。在这里，他们得以暂避尘嚣，从“道法自然”中寻得一份超然，从“逍遥无待”中重获心灵的舒展。正是这份源于老庄的智慧，维系了千年以来中国士人生命姿态中“进”与“退”、“仕”与“隐”之间那份微妙的平衡。

这份古老的智慧，历经两千多年，非但没有过时，反而在今天显得尤为可贵。当现代人被快速的社会节奏和无处不在的竞争压得喘不过气时，庄子倡导的“逍遥”精神，提示了一种超越功利、追求内心自由的可能。当消费主义不断刺激欲望、制造焦虑时，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提醒，帮助我们反思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当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道法自然”的观念，正好为现代的生态环保思想提供了深厚的东方哲学根基。甚至在当代的企业管理和心理调节中，也能看到“无为而治”“澄心静虑”等智慧的影子。

正如著名道家哲学学者陈鼓应所阐释的，庄子哲学的核心是一种“生命的学问”，它关切人的存在境遇，旨在解除生命的困顿，提升人生的境界。

从崆峒山黄帝的叩问，到庄子对这次对话的哲学升华，这条思想脉络始终围绕着如何在一个充满限制的世界中，实现人的内在自由与和谐。这份源自文明源头的深刻洞察，穿越时空，依然能照亮现代人寻找精神出路与生命意义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