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阳如今下辖3区1市4县,常住人口超过810万,这套8个区县的格局,其实是几百年行政调整不断叠加的结果。
要看懂阜阳今天的版图,得先把目光拉长一点。
安徽全省在2022年常住人口约6120万,GDP超过4.5万亿元,在全国6000万以上人口省份里,属于“人多、增速快”的一档。阜阳在这块棋盘上的位置,是“皖北人口高地+产粮大市”,它的区划变化,背后是国家层面治理皖北的思路变化。
从清代的颍州府算起,阜阳的县域框架已经能看出雏形。
嘉庆年间,安徽下辖8府5直隶州,其中颍州府包括太和、阜阳、颍上、涡阳、蒙城等县,再加上亳州这一个散州,合计“1州6县”的组合,这在当时全省13个府州里,算是人口和农业都比较密集的一块。清代中后期安徽省整体就已经相对稳定,直到1912年前后才被新的政治力量打断。
而在更早的元代,阜阳所在的皖北并不叫安徽,而是归河南江北行省。
当时全国产生了10个行省,河南江北行省下辖12个路、7个直隶府、34个散州和182个县,南北大致以长江为界,皖北、苏北与今天的河南部分地区被捆在一起,由设在开封的行省统辖。这个格局,决定了阜阳一带长期在“中原-江淮交界”这个视角下被看待,而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江南或华东腹地。
形成“安徽”这个名字,则是清初的事。
1667年,康熙在位第6年,原来的江南省被拆分,左、右布政使司正式改为“安徽布政使”“江苏布政使”。再过将近一个世纪,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安徽与江苏的省界才基本稳定下来。那时的安徽有安庆、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庐州、凤阳、颍州8府和5个直隶州,为后来阜阳地区单独拉出来做专区,打下了行政基础。
真正把阜阳从颍州府的历史背景里“拎出来”,是在20世纪中期。
1949年以后,为便于管理战后人口密集、交通薄弱的地区,中央在安徽境内设置了皖北和皖南两个行署区;全国范围内类似的行署区还有川北、旅大等。到1952年,这种临时性设置被认为过于细碎,不利于经济恢复,于是皖北、皖南行署区被撤销,重新恢复统一的安徽省,并开始组建若干专区。
阜阳专区就是在这轮调整中登场的。
新设立的阜阳专区,一口气管了3个县级市、8个县和1个办事处,总计12个县级单位:其中有阜城、界首、亳城3个县级市,还有阜阳、太和、亳县、涡阳、蒙城、凤台、颍上、临泉8县,外加阜南办事处。对比今天的3区1市4县,这个格局明显“摊得太开”,但对当时交通和通讯条件下的“就近管理”来说,是一种现实选择。
1950年前后,阜阳专区立刻迎来一轮“收口”。
那一年,阜城、亳城两个县级市被撤销,分别并入阜阳、亳县,阜南办事处也改为正式的阜南县。三项调整直接减少了两个县级市和一个办事处,形成以10个县为主的行政框架。1953年,界首县级市被撤销,改设界首县,县级建制替代县级市,管理方式转向更“农业型”的配置。
到了1958年,全国范围内推广“大县制”思路,阜阳也难以例外。
县太多、行政层级复杂,被认为不利于集中资源搞建设,一些人口较少、财力薄弱的县面临合并与撤销。不过,阜阳的这种“瘦身”并没有长期持续。1964年,当地又从几个县的部分乡镇中抽出区域,设立了利辛县,使阜阳专区辖县增至11个,说明“压缩县数”在实际运行中遇到了治理效率和地方诉求的拉扯。
60年代末,全国专区普遍改名为地区,阜阳专区也相应变为阜阳地区。
到了1975年,在阜阳县部分乡镇基础上,新设阜阳县级市,当时阜阳地区的框架调整为1个县级市加11个县,合计12个县级单位。1977年,为强化淮南的工业城市地位,凤台县整体划入淮南市,使阜阳地区的辖域向南收缩,一部分人口和工业资源转移出去。
经济真正发生明显变化,是1978年以后。
改革开放启动之后,安徽在粮食生产上的突破,用“包产到户”这样的制度创新撬动了农村积极性。阜阳及周边地区的粮食产量快速抬升,到2022年全市粮食总产量达到533.1万吨,占全省820.02亿斤(约4100万吨)中的重要一块,猪牛羊肉产量也达49.8万吨,这类数据,决定了这片土地的“农业重心”标签始终很难被抹去。
人口则是另一条线索。
2022年阜阳常住人口超过810万,户籍人口则达到1070万,二者相差260万左右,这背后是皖北大量劳动力向长三角等地区流动的格局。即便如此,阜阳仍然是安徽第二人口大市,仅次于省会合肥,对应全省16个地级市(包括合肥、芜湖、滁州、亳州等)的排序中,其“人多地广”的特点非常突出。
在这样的背景下,行政区划的下一步调整,开始围绕“城市化”和“产业布局”转动。
1986年,阜阳地区将亳县撤县设市,成立亳州市(县级市),带有明显的区域中心抬升意味;1992年,阜阳县被撤销,并入阜阳县级市,城市本身的统一规划需求被放大。到了1996年,阜阳地区整体撤销,升格为地级市,同时阜阳县级市取消,拆分为颍州区、颍泉区、颍东区三个市辖区,城市内部结构开始以“三区联动”的方式重组。
那个时间节点上,阜阳地级市总共管3区2市7县,合计12个县级单位。
其中有亳州市、界首市两个县级市,以及利辛、颍上、太和、临泉、蒙城、涡阳、阜南7个县。相比50年代刚设专区时的构成,阜阳在行政等级上显然“升了一层”,但也隐含了一个问题:亳州等北部县市逐渐发展出相对独立的经济圈,是否继续留在阜阳名下,成为后续调整的关键。
答案在1998年被给出。
那一年,亳州市脱离阜阳地级市,改为省直管县级市,处境类似于同期的湖北天门市、河南济源市。到了2000年,亳州再度升级为地级市,阜阳市下辖的涡阳、蒙城、利辛3县整体划入亳州。这一轮调整直接把阜阳的县级单位数量压缩到“3区+1县级市+4县”的8个,基本形成现在大家熟悉的颍州、颍泉、颍东三区,界首市加临泉、太和、阜南、颍上四县的格局。
粮食、人口和区划,交织成了今天阜阳的基本画像。
2022年,全省蔬菜产量2538.1万吨、瓜果402.2万吨,阜阳贡献了蔬菜476万吨、水果96.7万吨;全省禽蛋186.7万吨,阜阳提供19万吨。这样的数据,解释了为什么阜阳始终被视作保障华东地区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的重要一环,也解释了它在行政层面很难被“拆得太碎”。
进入21世纪,阜阳又叠加了“新区时代”的一层。
高新区、经开区、城南新区陆续设立,它们多属于功能性开发区,不计入正式的县级行政单元中,却在产业招商、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承担了越来越多的任务。阜阳市2022年GDP突破3200亿元,在全省16市中排第4位,这个排名既体现了人口规模,也反映了新区与主城区叠加后的经济容量。
皖南、皖北之间在口音、饮食、建筑甚至城市气质上的差异,至今仍然明显。
阜阳作为皖北的重要节点,一边向南对接合肥、芜湖所在的长三角一体化圈,一边又要稳住自己在豫皖交界地带的粮食和人口“大后方”角色,在未来的区划和功能布局上,很可能还会有微调。
真正值得持续观察的,或许是:在810多万人口和稳定的农业基础之上,这套“3区1市4县”的框架,接下来会优先推高哪一块——城市能级、产业分工,还是与周边地市的协同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