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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赵牧野｜资深媒体人

20多年前，当某智库联合媒体体炒作“中国城市第四极——成都”的时候，很多人不以为然，或者嗤之以鼻，更可以举出很多实例，证明这是痴心妄想。但谁也没想，到20多年后的今天，当年的“妄想”在各个城市发展的维度上，逐渐成为了现实，甚至是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彼时彼刻的设想……

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成都常住人口已达2153.5万人，而北京对应的数字是为2180.0万人，两者差距仅剩26.5万人。一增一减之间，人口流向的变迁图景清晰可见：成都连续多年保持净流入，而北京则持续践行“减量发展”，人口正缓慢而可控地流出。按此趋势，最快在2026年或者到2027年，成都将很可能超越北京，成为中国常住人口“第三城”，仅次于重庆和上海——甚至有好事者指出，重庆本质是半个省，成都的名次还可以再靠前“一点儿”。

这可不仅仅是一个城市排名的更迭那么简单，这更是中国城市化进程进入新阶段、区域发展逻辑发生深刻变革的注脚与标志。

可以说成都的人口跃升，绝非偶然。这背后是过去20年来中国中西部地区普遍实施的“强省会”战略的一次集中展现。

四川作为人口大省，在重庆直辖后，亟需一个强有力的经济增长极，来带动全省发展。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举全省之力发展成都”成为了一个现实选择。这一策略的核心逻辑在于，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之下，人口与资本会自发地向回报更高的地区集中。成都凭借其省会地位、政策倾斜和相对完善的公共服务，天然地成为了四川省内人口迁徙的首选目的地。

从人口经济学视角看，成都的成功验证了“人口集聚也是自变量”的现代观点。大量年轻劳动力的涌入，首先为成都带来了显著的“人口成本红利”。数据显示，成都的平均工资水平约为东部地区的80%，甚至更低，甚至留下了“平均月薪3000多”的著名网络梗。更多的人口，更地的人口成本，使成都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尤其是电子信息、软件外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时候，具备了更强大的竞争优势。而其产业的初步集聚又创造了更多就业岗位，进一步吸引人口流入，形成一个良性的正循环。

与此同时，人口的快速集聚催生了庞大的住房与基础设施需求，推动了土地价值的提升和城市边界的扩张。无论是全国排名前列的、纵横交错的地铁网络，还是不断拓展的天府新区、东部新区，都是这种“土地财政红利”反哺城市建设的体现。更为关键的是，成都相对宽松的落户政策，让外来人口能较快地完成“市民化”，分享城市发展的红利，从而产生了强大的归属感和人口黏性，真正实现了成都城市宣传语种的那句“来了就不想走”。

但是，成都的狂飙突进的另一面，却是四川省内其他多数城市的增长乏力。当前，四川常住人口为8367万人，也就是说成都一地就占据了全省超四分之一的人口，汇聚了全省的核心资源。相关数据显示，2023年四川除成都外的20个市州中，仅有凉山、绵阳、宜宾等7个实现人口正增长，且增速普遍放缓；而南充、达州、巴中等13个市州则面临人口净流出加剧的困境。此外，近年来四川全省人口总量出现了负增长，2023年减少约6.5万人，处于净流出状态。

也就是说，这种“一城独大”的格局，是“强省会”模式硬币的另一面。在人口红利见顶、总人口进入负增长的时代，城市间对人口的竞争本质上是“零和博弈”。成都每增加一个人口，很可能意味着省内另一个地区失去一个劳动力。对于普通地级市而言，在产业能级、公共服务、发展预期上与成都存在断崖式差距，在“抢人大战”中自然处于劣势。

当然，正如那句老话“危机总是孕育着转机”。当前，传统依靠投资和房地产驱动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这倒逼其他城市必须寻找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路径。四川省内，宜宾便是一个成功案例：它通过引入宁德时代这样的链主企业，成功打造了千亿级的动力电池产业集群，形成了“动力电池之都”的鲜明标识，从而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站稳了脚跟，实现了人口的正向流入。

这也为四川省内的其他城市指明了一条道路：在成都主导的全省产业布局中，找准自身定位，发展互补型、特色化产业，才是留住人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从某种意义上将，成都即将登上人口第三城的位置，或许标志着“强省会”发展模式的巅峰，也预示着新竞争格局的开始。当前，国家政策风向已经悄然转变。2025年召开的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城市发展进入“存量阶段”，强调“内涵式发展”和“存量提质增效”，要求控制超大城市规模，遏制通过“撤县设区”进行的外延式扩张。这意味着，依靠过去那种依靠“摊大饼”吸纳人口的增长方式将受到严格限制。

从“十五五”规划纲要的表述来看，未来国家更加强调以城市群、都市圈为单位的协同发展，而非单个城市的“单打独斗”。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被定位为继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之后的“第四极”，其意义在于成都与重庆的协同，以及其对整个西部地区的辐射带动。未来的城市竞争，将不再仅仅是人口总量或者GDP的比拼，更是科技创新能力、产业链韧性、宜居品质和区域带动能力的综合较量。

当然了，对于成都而言，超越北京成为人口第三城，是过去发展策略成功的一种体现，但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将庞大的人口规模转化为更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如何在控制规模的同时实现产业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如何破解省内“虹吸”困局？如何更好地辐射带动四川以及成渝地区？这些都是成都下一个发展阶段，必须解决的问题。

总的来看，很快将发生的成都与北京的人口位次交替，是一场静默但意义深远的地理重构。它不仅是“强省会”模式在中西部地区的成功实践，也折射出中国区域经济格局从“东西差距”向“南北差异”演变的复杂脉络。更重要的是，它宣告了单纯以人口规模论英雄的城市化旧篇章正在翻页。

一个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目标、以提升全体居民福祉为最终归宿的城市化新阶段正在到来。在这个阶段，无论是选择主动“瘦身”的北京，还是在“增肌”中的成都，又或者是努力寻找特色之路的宜宾们，都需要在新的国家战略棋盘上，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与价值。人口数据的变动只是表象，其下涌动的，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底层逻辑的深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