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房谋杜断”从历史深处走向文旅前沿:

2026-04-20 23:03 旅游资讯 5 0

一、为何破题：一个亟待回答的文化命题

在陕西这片盛唐文化的核心承载地上，围绕帝王将相的文化旅游开发早已有之。然而，当我们谈论大唐文化旅游时，离不开唐太宗的雄才大略、武则天的传奇人生、李杜的诗酒风流占据着聚光灯的中心，而那位“贞观之治”的总设计师、被誉为“大唐第一良相”的房玄龄，却长期处于一种“人尽皆知却少人深究”的尴尬境地。让“房谋杜断”从历史深处走向文旅的前沿。房玄龄在陕西的文化遗存散落于陵墓碑刻之间，他的历史形象偶见于演艺舞台之上，但是围绕他的系统化文化旅游开发，至今仍然是一片有待开垦的沃土。关于“陕西大唐房玄龄文化旅游”课题破题研究，“陕西大唐房玄龄文化旅游”这一课题的提出，正是直面这一文化资源“富矿”与开发“洼地”之间的巨大落差。这里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

初唐名相房玄龄凭什么成为陕西大唐文化旅游的重要IP？其文旅开发的价值锚点究竟在哪里？现有的开发实践取得了哪些成效、存在哪些短板？在陕西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课题应当走向何处？资源盘点房玄龄在陕西留下了什么？要谈文旅开发，首先要厘清“家底”。房玄龄的文化遗产在陕西并非无迹可寻。最为核心的物质遗存，是位于咸阳市礼泉县昭陵南侧的房玄龄墓。让千年贤相“活”在当下，“陕西大唐房玄龄文化旅游”这一课题本质上是一次文化资源的重新发现与创造性转化。它的价值不仅在于为陕西文旅产业增加一个新IP、一条新线路、一个新景点，更在于通过系统性的文化深耕，让房玄龄所代表的贤相精神、治国智慧和文化品格，从历史的尘封中走出来，走进当代人的认知、体验与情感之中。这既是对历史的致敬，也是对未来的回应。当“房谋杜断”不再只是一个课本上的成语，而成为一个可触摸、可对话、可共鸣的文化旅体验时，这座遗留在陕西的千年文化富矿，才算真正被打开。

房玄龄墓作为唐太宗昭陵的陪葬墓，是昭陵陵园内数百座功臣陪葬墓中极为重要的一座，其封土呈圆锥形，至今保存相对完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原立于墓前的《房玄龄碑》由初唐书法大家褚遂良书丹，是褚遂良晚年的代表作之一，用笔瘦劲遒逸，论者多以为“褚书第一”。1975年，该碑被移入昭陵博物馆收藏，与欧阳询、唐高宗等人的书石共同构成了“昭陵碑林”的珍贵体系。

除了物质遗存，房玄龄在陕西的文化存在还体现于一种更深层的历史关联：他辅佐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的治国实践，正是以长安为舞台展开的。从渭北军门的初遇，到秦王府十余年的幕府谋划，再到贞观年间近二十年的宰辅生涯，房玄龄的生命轨迹与关中大地的历史进程深度交织。《贞观政要》中记载的“致治之本”的治国问答、“房谋杜断”的决策佳话，这些精神遗产虽然不以实物的形式留存，却构成了更具延展性的文化资源。

然而，必须清醒地看到：相较于陕西众多唐文化遗址，房玄龄相关遗存的“体量”并不占优。房玄龄墓属于昭陵陪葬墓群，缺乏独立的景区承载能力；昭陵博物馆的收藏虽然珍贵，但尚不足以支撑起一个独立的文旅目的地。这意味着，房玄龄文化旅游不能走“遗址观光”的传统路径，而必须另辟蹊径。

二、“名相公祭”:房玄龄“吏治榜样”破局路径

房玄龄文化旅游不能走“遗址观光”的传统路径，必须另辟蹊径。但蹊径何在？当我们将目光从“遗址”转向“人”本身，一个极具张力的破局方向便浮出水面——以“名相公祭”为切入点，将房玄龄从历史符号升华为吏治榜样。

为什么必须绕开“遗址观光”？传统文旅开发的逻辑是有什么遗址，就看什么遗址。但这套逻辑套在房玄龄身上，几乎必然碰壁。房玄龄墓位于咸阳市礼泉县昭陵南侧，属于昭陵近200座陪葬墓之一。作为单体遗址，它既缺乏秦始皇陵那样的独立体量，也不具备乾陵那样的观光吸引力——袁家村周围的昭陵陪葬墓群涵盖魏征、程咬金、李靖、尉迟敬德等诸多文臣武将，房玄龄墓在其中固然重要，却难以单独“撑起一个景区”。昭陵博物馆藏有褚遂良书丹的《房玄龄碑》，堪称“褚书第一”，珍贵是真珍贵，但仅凭一通碑，同样不足以吸引大众游客专程前往。

那么，“遗址观光”的路径走不通，并不是因为房玄龄不重要，而是因为“物”的承载力量不够。要破局就必须从“看遗址”转向“见精神”，要从房玄龄的历史形象中提炼出对当代人有触动、有共鸣的价值内核。而这一内核恰恰就在“吏治榜样”四个字上。让房玄龄公祭从宗亲记忆走向吏治仪典。事实上，房玄龄墓前并非没有公祭活动。2025年8月23日，来自韩国、马来西亚、美国及中国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20名房氏族人分乘10辆大巴，在警车开道下浩浩荡荡前往昭陵房玄龄墓区，举行了全球房氏公祭先贤房玄龄大典。墓前摆放三牲之首及水果香烛，礼炮齐鸣、锣鼓喧天，礼泉县委常委、统战部长主持仪式，县长致欢迎辞，场面隆重而热烈。这恰恰说明：公祭不是没有基础，而是有待升华。

目前，房玄龄的公祭活动内核还是“宗亲记忆”，集中在房氏族人追思家族先贤，以孝道之名行祭拜之礼。其情感真挚、场面壮观，但是文化能级止于家族层面，尚未溢出宗亲圈层，还没有形成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破题的关键在于将公祭从“宗亲活动”升级为“吏治仪典” 。同样，就在礼泉昭陵，就在房玄龄公祭之后不到一个月——2025年9月9日，第十四届海内外公祭唐汾阳王郭子仪大典在礼泉县的昭陵镇举行，海内外郭氏宗亲代表、文化研究学者齐聚现场，以“缅怀先贤、传承精神”为主题追思郭子仪的丰功伟绩。这说明礼泉县已经具有承接大型历史人物公祭活动成熟经验。房玄龄公祭完全可以参照文化学者参与这一模式，纳入礼泉县乃至陕西省的文化旅游节事体系，从“宗亲自发”走向“官方主导”，从“家族追思”走向“社会教化”。

那么，房玄龄凭什么成为“吏治榜样”？关注升级房玄龄公祭能级的前提，是房玄龄本身具备足够丰厚的精神内涵可供挖掘。而事实上，房玄龄的吏治思想与实践，正是“贞观之治”的制度基石。从选人用人上看，房玄龄把吏治问题视为治国根本，认为官吏的公平正直是治国之要道。他大力简政并省官吏，“于是所配置的文武官员总六百四十员”，以精干高效的官僚队伍支撑起贞观之治的行政运转。从为臣之道上看，唐太宗以诸葛亮的公正无私激励房玄龄，房玄龄迅速领会，表明为政以德、公平选拔人才的态度，君臣同心，上行下效。从个人品格上看，房玄龄是“贞观之治”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以高超的行政能力和“房谋杜断”的决策智慧辅佐太宗，堪称德才兼备的典范。

这些思想资源，如果仅仅停留在学术研究和宗亲内部传承的层面，无疑是巨大的浪费。它们天然具备转化为干部教育内容的潜质——选贤任能的理念对应着今天的选人用人导向，简政精官的实践对应着深化改革的时代命题，公正无私的品格对应着廉洁从政的纪律要求。陕西房玄龄文化研究院（筹）暨学术委员会已于2025年底在西安成立，由西北大学专家团队领衔，联合考古、地方志、高校等机构学者，形成了“学术研究+宗亲实践”的双轮驱动模式。这为系统提炼房玄龄吏治思想提供了学术支撑。让公祭成为现场教学的高地，明确了方向和内容，接下来就是怎么落地。礼泉县及周边地区在干部教育现场教学方面已有先例可循。近年来，陕西各地纷纷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开展廉政教育：

渭南市潼关县依托汉代杨震廉洁文化教育基地，将“暮夜却金”“四知拒贿”的典故转化为沉浸式教育场景，吸引省内外大量党员干部前来参观学习；各地党政机关赴海瑞墓、方志敏烈士陵园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已成常态，献花默哀、参观展览、重温誓词构成标准流程。这说明，“历史人物纪念地+干部教育现场教学”的模式在制度上、操作上都是成熟的。

房玄龄文旅破局可以这样设计：将公祭活动适当嵌入干部教育体系。每年在房玄龄忌辰（农历七月廿四，约公历8月）前后举办“大唐贤相房玄龄吏治精神公祭大典”，由礼泉县政府主办，面向全省乃至全国党政机关开放参祭名额。公祭仪式设置敬献花篮、宣读祭文、集体行礼等环节，保持庄重肃穆的仪式感；同时在墓区周边配套举办“贞观吏治”主题展览、“房玄龄廉政思想”学术研讨会，形成“一祭两翼”的活动格局，并将房玄龄墓打造为干部教育现场教学点。

房玄龄文旅破局可以与陕西省委党校、各地市委党校合作，将昭陵房玄龄墓区纳入干部教育培训的“现场教学基地”名录。教学内容围绕房玄龄吏治思想的三个维度展开：选贤任能的用人理念（对应选人用人制度）、简政精官的行政策略（对应机构改革与效能建设）、公正无私的品格修养（对应廉洁自律教育）。可邀请陕西房玄龄文化研究院的学者现场授课，让学员在瞻仰先贤墓冢的同时，面对名臣名相完成一次精神洗礼。

当公祭从宗亲记忆升华为吏治仪典，房玄龄文旅的破局便水到渠成。 “名相公祭”不是终点，而是一个起点——它让千年前的那位贤相从历史深处走出来，站在今天的干部面前，成为一座可以仰望、可以触摸、可以内化的精神地标。而这，恰恰是“遗址观光”永远无法抵达的深度。这样将公祭活动与文旅消费有机联动。干部教育是“引流入口”，但不能只有教育没有消费。公祭大典期间，可以联动礼泉袁家村、烟霞镇等乡村旅游节点，推出“贤相文化+田园采摘”组合产品。礼泉县本就是著名的水果产区，“礼泉金秋御果采摘季”已有品牌基础，袁家村关中民俗体验也极为成熟。干部学员白天在房玄龄墓前受教，晚间可体验乡村民宿，品尝地道烙面，购买御果特产——教育触动内心，消费拉动经济，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重丰收。

况且，仪式感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不妨设想一个场景：秋日的昭陵脚下，来自某个单位的一批中青年干部列队于房玄龄墓前。没有锣鼓喧天的喧闹，也没有秧歌彩球的喜庆，有的只是素雅的白菊、庄严的祭文和肃穆的默哀。他们在讲解员的引导下了解这位贤相如何以“公平正直”为吏治之本，如何在“房谋杜断”中成就一代盛世。随后，邀请几位学者在公祭现场讲授《从房玄龄看贞观之治的用人智慧》，学员们或沉思、或笔记、或低声交流。祭拜之后，引导他们走进袁家村，亲手采摘一篮时令水果，在关中美食中放松身心，也将这段独特的“吏治朝圣”之旅记在心中、带回岗位。

这个场景并不遥远。它所需要的，只是一次观念的突破——房玄龄的墓，不只是家族的墓，更是天下的墓；祭拜房玄龄，不只是宗亲的事，更是所有为政者的事。

三、“借力使力” : 大唐文化全域旅游发展风口

2023年，大唐不夜城推出“盛唐密盒”，由演员扮演房玄龄和杜如晦，通过脱口秀式快问快答的方式，随机邀请游客上台参与历史文化知识问答。“房谋杜断”组合配合默契、幽默风趣，与游客的互动“爆梗”不断，很快通过互联网产生裂变效应，成为现象级文旅产品。节目的核心魅力在于：它没有让观众“仰视”历史人物，而是让房玄龄和杜如晦以亲切、诙谐的方式“穿越”到当下，与游客平等对话。房玄龄和杜如晦的扮演者还被授予“西安文明旅游推广大使”称号，实现了IP的社会价值延伸。“盛唐密盒”的成功至少说明了三点：第一，房玄龄“房谋杜断”的历史形象具有极强的群众认知基础；第二，以互动演艺的方式活化历史人物，是打开年轻消费市场的有效路径；第三，房玄龄IP具有与现代传播手段深度结合的潜力。

但“盛唐密盒”的成功恰恰映照出当前房玄龄文旅开发的局限性。从空间上看，房玄龄的文化表达高度集中于大唐不夜城这一城市商业文旅场景，尚未向其真正“安身立命”之地——礼泉县昭陵区域延伸，形成了“城市热、遗址冷”的格局。从内容上看，现有开发更多停留在“符号化借用”层面：房玄龄被简化为一个有趣的“古人”形象，他作为一代名相的治国智慧、作为“房谋杜断”核心人物的决策思维、作为“良相典范”的人格魅力，尚未得到系统性的挖掘和展示。简言之，“房玄龄”的热闹之下，是“房玄龄文化”的某种缺席。从政策坐标来看时代机遇与方向指引，陕西大唐房玄龄文化旅游的开发正当其时。

近年来，陕西省委、省政府将文旅产业作为重要战略性产业持续推进。2025年，陕西省委十四届八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意见》，部署文化强省建设重点任务。2026年，陕西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深化‘三秦四季’等品牌培育，做优文物、非遗、诗词等主题游”，并持续深化“文旅+百业”“百业+文旅”融合，推出包括数字文旅、国潮汉服、旅游演艺、微短剧等在内的多领域专项政策。尤为关键的是，陕西的唐文化旅游正在经历从“观光型”向“体验型”的深刻转型。乾陵在2024年成功创建国家5A级景区后，正以“文旅+数字”等五大融合发展方向构建综合体验体系；西安正在系统推进“唐诗之都”建设，通过演艺活化、科技赋能与场景再造，构建“可看、可听、可触、可参与”的沉浸式文化体验体系；2026年，大唐芙蓉园《大唐追梦》、西安城墙《梦长安》等标杆演艺项目相继焕新复演。

这些政策导向与产业趋势共同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房玄龄文化旅游的开发，不应是另起炉灶的“从零开始”，而应是顺势而为的“借力使力” ——依托陕西唐文化全域旅游的既有框架，借助沉浸式、互动式、数字化的发展风口，找到房玄龄IP的差异化表达路径。基于以上分析，“陕西大唐房玄龄文化旅游”课题的破题方向，应从“有什么、缺什么、怎么做”三个维度展开思考：

第一，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房玄龄的文化价值远不止于“房谋杜断”四字。他是贞观之治制度框架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从选贤任能到法律修订，从史学编撰到边疆政策，他的政治智慧至今仍有启示意义。课题应系统梳理房玄龄的治国思想、政治品格和历史遗产，将“房玄龄文化”从一句口号转化为可传播、可体验、可转化的内容体系。

第二，空间布局的有机衔接。当前，房玄龄的文化表达在大唐不夜城与昭陵墓区之间缺乏有效联动。课题应探索“城市展示+遗址致敬”的双核联动模式——西安承担IP活化与市场引流的角色，礼泉昭陵区域承担文化溯源与纪念体验的功能，通过旅游线路串联、数字平台打通、节事活动联动等方式，让游客在“看热闹”之后愿意“去现场”。

第三，体验方式的迭代升级。 “盛唐密盒”的成功已经证明，互动演艺是激活房玄龄IP的有效手段。下一步，应进一步探索多元化的体验形态：在昭陵区域，可否结合房玄龄墓与昭陵博物馆的资源，开发以“房谋杜断”决策思维为主题的研学课程？可否利用数字孪生技术，重现房玄龄在长安的治国场景？可否以微短剧、动漫等新载体，讲述房玄龄与唐太宗的君臣故事？这些都需要课题进行系统性的创意设计和可行性评估。

第四，品牌体系的系统构建。一个成熟的文化旅游IP，离不开清晰的品牌定位和持续的内容运营。课题应着力构建“房玄龄文化”的品牌体系，包括学术研究支撑、文化符号设计、传播内容生产、文旅产品开发等多个层面。2025年，陕西房玄龄文化研究院（筹）暨学术委员会已在西安成立，这为课题的学术支撑提供了良好开端。房氏宗亲每年在礼泉昭陵房玄龄墓区的公祭活动，也为课题注入了民间文化传承的鲜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