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年的盛夏，我踏上了山西运城永济的土地，这片浸润着千年唐风古韵的热土，藏着黄河文明的厚重积淀，也藏着见证大唐盛世与民族交融的稀世瑰宝。

此行，我不仅邂逅了黄河镇河大铁牛，还登临了王之涣笔下豪情万丈的鹳雀楼，探访了《西厢记》里承载缱绻柔情的普救寺莺莺塔，每一处景致都镌刻着历史的印记，而最让我震撼与动容的，莫过于那四尊沉睡千年、一朝现世的开元铁牛，它们不仅是冶铁工艺的巅峰之作，更是大唐民族融合的不朽铁证。

永济，古称

蒲坂

，坐落于黄河中游腹地，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发祥地之一，这里曾是古蒲州旧址，在千百年前便是商贾云集、名人荟萃的繁华都会，更是扼守秦晋两地的交通咽喉。境内的蒲津渡，自古便是秦晋交通的要冲渡口，渡口之上的蒲津桥更是声名远扬，这座古桥始建于春秋时期鲁昭公元年（前 541 年），《唐六典》中明确记载 “天下河桥有三，此其一也”，寥寥数语，道尽其源远流长的历史。

作为陈氏后人，站在这片土地上，心中更添一份血脉相连的亲切感。史载，我们陈姓的血缘始祖虞舜帝，曾在此建都立业，故而陈氏祖碑上常镌刻着“蒲坂肇基源流远，颍川分流世泽长” 的撰联。

短短一联，道出了蒲坂与陈氏宗族割舍不断的渊源，也让这片土地更添一份寻根的温情。黄河水悠悠流淌，滋养着这片土地，也孕育了灿烂的文明，让蒲坂始终在历史长河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

在蒲津渡遗址，我亲眼见到了轰动海内外的

唐开元镇河大铁牛

，这份震撼，时隔多年依旧清晰如初。据导游讲解，这四尊铁牛铸造于唐开元十二年（724 年），距今已有 1200 多年历史，是国家一级珍贵文物，它们的重见天日，堪称我国文物考古史上的一大盛事。

唐初，蒲州作为京都长安与河东府联系的核心枢纽，位列当时“六大雄城” 之一，秦晋两地的往来愈发频繁，蒲津渡的交通地位愈发重要。可黄河水患时常肆虐，蒲津桥屡遭损毁，为稳固浮桥、镇住水患，唐玄宗效仿古人以牛镇水的先例，下诏命兵部尚书张说主持改建蒲津浮桥、铸造镇河铁牛。古人认为，牛为水兽、属土，“牛象坤，坤为土，土胜水”，是祥瑞之物，能以土克水、降服水怪，护佑两岸安宁。

这项工程堪称唐代国家级浩大工程，共分疏通河道积淤、加固护岸石堤、铸造地锚铁牛、改“竹缆连舟” 为 “铁索连舟” 三部分。据史料记载，开元年间全国年产铁仅 53.2 万斤，而铸造铁牛及配套铁器竟用去 17 万斤，占全国年产量的四分之一，足见工程之浩大、大唐国力之强盛。

当时共铸造八尊铁牛，两岸各置四尊，作为浮桥的地锚，夹岸稳固浮梁，奈何岁月流转、黄河改道，铁牛渐渐被滔滔河水与泥沙掩埋，消失在世人视野中，只留下 “站在城墙往下看，四个铁牛镇河湾” 的民谣，在沿河百姓口中代代相传。

关于铁牛，民间还流传着宋代怀炳和尚捞牛的传奇故事：相传黄河洪水泛滥，将铁牛冲至下游深埋泥沙中，朝廷多方能人束手无策，和尚怀炳巧用两艘装满石块的大船，以绳系牛，再搬去石块，借船的浮力将铁牛一一捞出，尽显古人的智慧。

1988 年 5 月，在永济县博物馆文物工作者的多方奔走建议下，当地政府启动铁牛发掘工作。历经一年多的实地考察、勘测定位与走访调研，终于确定铁牛埋藏位置，1989 年 3 月破土动工，7 月 31 日第一尊铁牛破土而出，至 8 月 7 日，四尊铁牛全部重见天日，千年国宝终于再现雄姿。

出土的铁牛虽历经千年风雨侵蚀、泥沙掩埋，却依旧矫角昂首、骨架壮硕，肌肉线条分明，造型栩栩如生、工艺精湛绝伦。铁牛长约 2.64 米，宽 1.65 米，高 1.32 米，与真牛大小相仿，每尊连连体铁山、铁柱重达 25 吨左右，其中一号牡牛重约 55 吨，三号犍牛重 75 吨，四号牛犊更是重达 78 吨，四尊铁牛连同铁山、铁柱等铁器，总重约 350 吨，是我国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铁器群，堪称世界冶铁铸造史上的奇迹。

驻足铁牛旁，目光所及，最令人动容的莫过于铁牛身侧的

牵牛铁人

，这四尊铁人，正是开元铁牛成为民族融合铁证的核心所在。

《开元铁牛铭》中记载：“铁牛各有牧人站立一侧，分为几个民族，分别是汉族、维吾尔、羌族等，或作先牵，或作回叱，其面目色意各宛然。”四尊铁人身高约 1.9 米，神态各异、服饰鲜明，分别代表着不同民族：一号铁人身材健硕、鼻翼宽大，头戴小帽、身着特色衣袍，是维吾尔族先民；二号铁人昂首挺胸、体格彪悍，头戴束帽，尽显蒙古族先民的豪迈；三号铁人头梳小辫盘于头顶，身着藏式服饰，是藏族先民；四号铁人则为汉族，头戴相公帽，曲肱握拳，神态儒雅。

四尊不同民族的铁人，并肩立于铁牛之侧，姿态自然和谐，没有丝毫疏离感，生动还原了大唐盛世各民族和睦相处、往来密切的美好景象。在唐代，虽各民族称谓与如今略有不同，藏族称吐蕃、维吾尔族称回鹘，但这组铁人，无疑是唐朝开明民族政策、四海一家理念的具象化体现。大唐以开放包容的胸襟，接纳各民族，促进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让多民族在这片土地上共生共荣，而开元铁牛与铁人，便是这一盛世图景的永恒定格，是千年前民族大融合最真实、最有力的铁证。

细细端详汉族牧人铁人，其服饰更是藏着令人惊叹的文化密码。这位汉人铁人身着一件

大翻领风衣

，款式与现代西服极为相似，领口设计、衣袍剪裁，尽显西式服饰的风格特点。若以此为据，西方服饰的设计源头，或许能追溯至千年前的大唐，这件“唐人西服”，比欧洲西服的出现早了千余年，彻底打破了西服源于西方的固有认知。

这一独特的服饰设计，绝非偶然，而是大唐文化开放、兼容并蓄的有力证明。盛唐时期，中外交流、民族交融空前繁盛，中原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外来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不仅体现在民族往来、经济交流上，更渗透到服饰、工艺、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件大翻领服饰，正是文化交融的鲜活产物，既有着中原服饰的底蕴，又吸纳了异域服饰的特色，彰显着大唐文化的多元与包容，也让我们看到，千年前的中华大地，早已走在文化创新与交融的前沿。

如今，蒲津渡河桥早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中，唯有开元铁牛、铁人等铁质文物，静静伫立在黄河故道，诉说着大唐的盛世荣光。这些铸品，是冶金、铸造、雕塑工艺的完美融合，将实用功能与艺术价值集于一身，无论是历史底蕴、设计巧思，还是冶炼工艺、铸造水准，都是“破天荒” 的创世之作。

从实用角度看，铁牛作为浮桥地锚，稳固铁索、连通两岸，助力秦晋两地交通往来，推动了区域经济文化发展；从文化角度看，牛镇黄河的理念，承载着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治理水患的智慧；从民族角度看，多民族铁人相伴左右，是大唐多民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彰显着 “四海一家” 的盛世气度。

开元铁牛的铸造，依托的是开元盛世的繁荣国力，是经济富足、社会稳定、国富民强的真实写照。唐玄宗举全国之力修建蒲津桥、铸造铁牛，不仅是为了治理水患、便利交通，更彰显着大唐一统、各民族同心的大国气象。这尊尊铁牛，历经千年沧桑，依旧威风凛凛，它们是黄河文明的不朽丰碑，是大唐工艺的巅峰见证，更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崇尚团结、包容共济的历史铁证。

此次永济之行，在鹳雀楼俯瞰黄河奔流，在普救寺感悟古典柔情，更在开元铁牛前读懂了历史的厚重与民族交融的深意。黄河水奔腾不息，民族情绵延千年，开元铁牛以钢铁之躯，定格了盛唐的包容与强盛，也让我们永远铭记，民族团结、文化包容，始终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绵延发展的不竭动力。

作者简介

陈国友，河南省唐河县人，1982年参加工作，先后教过书，从政数十年，曾担任副镇长、副书记、局长、党委书记、党政部门负责人。2015年转岗后先后在昆山台湾致公党沃华资本集团任总裁办主任、中和农信唐河分支机构主任、燃气公司副总经理，企业人事行政中心主任。现居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