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森文先生是杭州西湖现代风景园林的奠基人，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大园林卓越的开拓者。2024年为余森文先生诞辰120周年，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兼总规划师、浙江省风景名胜区协会首任会长胡理琛特撰此文，以兹怀念。余老的人生分几个阶段，一是求学和在国民政府工作时期，二是解放后为杭州西湖风景园林事业服务17年，三是文革蒙冤12年，四是平反出狱发挥余热14年。本人1978年到浙江省建委设计处工作，正值余老平反后出任省建委顾问，在他领导下工作4年。他离休后又指导学会工作十年，我有幸聆听余老教诲共计14年。由于余森文先生不在大学任教，没有学术传承人，又由于历史的原因，他的事迹和学术成就，不为绝大多数园林界同仁所知晓。作为不是他学生的学生，我深感有责任也有义务向全国同仁介绍我所了解的余老的生平事迹。作者为余森文先生创作的肖像画建国之初，余森文先生首任杭州市建设局局长，首任杭州市园林局局长，首任杭州植物园园长；还历任浙江省建工厅副厅长，杭州市副市长。在文革之前，1949至1966年期间的17年，余老在党的领导下，呕心沥血一直主导着杭州西湖的建设和管理工作。1949年解放时的西湖，湖水淤浅，古迹破败，满目疮夷，周围一片荒山秃岭。在他主政和指导下，解放之日起即封山育林，大力绿化。1952－1958年疏峻西湖，治山理水。同时将仅3亩地的花港观鱼堆填扩建成了300亩的大园林，该园用溪流替代围墙，园内用植物材料围合空间。柳浪闻莺清除垃圾场，也改建成大园林。这两处均史无前例地开辟了服务于大众的数千平方米的大草坪。此外，还整治了苏堤、白堤、三潭印月、孤山，灵隐等等景点。清除了千余处坟墓。创建了我国首个属于城建系统的杭州植物园、以及杭州花圃苗圃等科研生产单位。经过整治的西湖重现了秀丽风姿，还其自然山水本来面目，而且焕发出现代风景园林气息。同时，余老还为杭州建立起一支国内屈指可数的风景园林技术队伍。至此，奠定了杭州西湖风景园林现代化的基础，并为全国开拓了以花港观鱼为代表的、以自然形态为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园林之先河。西湖之所以今日成为世界文化景观遗产，除了古代白居易、苏东坡等地方官员为西子湖留下的功绩，余森文先生对它的现代发展功不可没。余森文先生早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农林科，1934年留学英国，在伦敦皇家植物园从事过研究，通多国语言。他横阅中外，纵览古今，既有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基，又有丰硕的西方文化素养，在园林领域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勇敢探索者和开拓者，并在理论上提出许多隽永的社会主义园林新命题。他说“古典园林与社会主义大园林的本质区别，前者为少数人服务，后者为劳动大众服务，社会主义的大园林需要适用于劳动大众活动的大空间”。他强调“历史在前进，时代在前进，科学文化日新月异，园林建筑也应古为今用，不断推陈出新”。他还说“我们应当突破这种（古代）园林情趣的范围，代之以万紫千红具有蓬勃兴旺和豪迈乐观的气概，使园林景色郁郁葱葱”。他认为“中国园林有悠久的历史，是东方园林的杰出代表，是世界园林之母”，同时他竭力倡导要博采中西园林艺术之长，于东方园林主体之中，融合西方的造园艺术。“中国造园艺术构成一种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湖山胜景，这是世界园林所望尘莫及的”，他又指出“我们对于优秀的造园艺术遗产要有批判地继承，作为社会主义时代现实生活中进行创作的借鉴，不能生搬硬套”。余森文先生倡导向大自然学习，“我国古典园林的特点是模仿自然、效法自然，崇尚自然，一切莫不自然的美学思想源远流长，使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形成了独特的自然风格”。他反复强调要充分利用自然资源，适地适树，掌握自然山林规律，学习自然群落的优美景观，学习自然界浑雄开阔的气魄。“当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突破旧园林的门墙”，“创造具有自由宽广的植物空间，形成园内园外浑然一体的局面”。引种耐阴地被植物，做到黄土不露天。对于风景区的道路绿化，他主张不搞行列式，游步道可做到“山阴道上”之味，公路采用不规则的绿化，但要求浓荫蔽日，公路贯穿山地的道路绿化要和公路两旁的树木相一致，对于路外的景观俗者屏之，佳者收之……这些教诲对于我们从事第二自然的园林建设，拉近由于城镇化疏远了的人与自然的距离，以及建设生态文明，其意义十分深远。基于上述余老的社会主义大园林、中西融合、向大自然学习等的园林学术思想主导下，杭州西湖风景园林谱写了现代化的新乐章，这也是所谓的“杭州园林”内涵之所在。此外，余森文先生提出的植物配置六原则、植物选择和配置的九种方法、园林建筑的六个布置原则、园林建筑的类型及组合方式等等，至今读来也不失其学术和实用价值。余森文先生的园林学术思想不胜枚举内容十分丰富，是留给我国园林学界的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余森文先生治学严谨、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他的学术思想是经过理论-实践-再理论的科学发展过程。他虽无巨著，但是他是真正实践了如同习近平同志所提倡的“将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学者。余森文先生不仅是园林专家，同时也是教育家、政治家。他在中山大学西语系任过教，在同济大学任过教导长。从学生时代起，他就追求真理投身革命。1935年他经过苏联履行公务时曾发表“社会主义好的”言论，被登载于《中央日报》。在国民政府任高官期间坚持传播革命思想，掩护和营救过许多共产党人。他1949年初在白色恐怖下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还对保护钱塘江大桥、解放杭州做出了重大贡献。虽然历经波折，但他始终坚持革命信念，1992年他接到离休通知时，告知我组织上把他的革命生涯从1936年算起，他那兴奋之情难以言表。在他平反之后，说起修复西湖建设西湖的成绩他总是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余老晚年仍尽其所能为浙江省风景园林事业发挥余热：1981年在桐庐考察溶洞时，不顾70多高龄，仍徒手抓住绳索下到洞底亲自考察；1981年，我陪同他视察曲院风荷旁的郭庄，当时那里是公安看守所，他督促政府尽快搬迁恢复景点；1982年他为新安江水库取名为“千岛湖”；1983年我陪同他出席在武夷山召开的中国园林学会和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风景环境专委会学术年会上，他不顾盛夏闷热的天气连夜赶写次日发言，即后来发表于浙江日报的《关于开辟黄山-千岛湖-杭州黄金旅游线的建议》；1983年他率队对普陀山进行规划建设综合考察，对普陀山文革劫后的修复提出了全面的系统的意见，撰写了长篇考察报告。1983年他举荐香樟为杭州市树、桂花为市花，使得而今杭州盛夏能披上浓浓绿荫、初秋能沉醉于幽幽桂香；1984年余老为浙江省园林学会创刊《园林与名胜》（现《风景名胜》）杂志，并且亲自撰写发刊词……平反之后，余老迫切追回文革逝去的年华，决心为后辈留下毕生潜心研究的学术心得，笔耕不辍，他的《园林植物的配置艺术》一文是他经典的篇章之一。《园林建筑艺术的继承与创新》更是他在不能亲自执笔的情况下口述，请人记录的最后一篇论文，可见他争分夺秒，笔耕到最后一刻。1988年他又亲自将一生积累的文稿整理成册，亲自拖着病体由我陪同请老同事沙孟海先生题写书名《余森文园林绿化论文集》。遗憾的是当时由于省学会经济条件所限，只是内部发行两百本。2016年当我参观苏州园林博物馆时，发现专家名录中竟然没有余森文先生大名，深为触动。于是，在2017年初，我建议省学会将余老的论文集正式出版发行。余老论文字里行间浸润着对杭州西湖深沉的爱，承载着对后辈园林人的拳拳之心。余森文先生刚正不阿，光明磊落，一身正气，他绝不随波逐流，认为正确的就坚持，错误的就反对。上世纪50年代他理解当时省委领导说要把杭州建成“东方的日内瓦”的好意，当80年代媒体再提出这个口号时，他实事求是地认为：从风景角度，西湖远比日内瓦好多了，已经不适宜再提。当改革开放初期个别领导打着思想解放的旗号，频出破坏西湖的言行，坚持建高层，甚至想将世贸中心大楼建成高于保俶山的摩天大楼。余森文先生顶着被批为“经验主义、封建主义、自然主义”的压力，奔走呼号，或于报刊，或于会议，或者上书，与省内外专家一道旗帜鲜明地站出来保护西湖，1986年《从杭州城市景观设计看西湖高层建筑》一文即是鲜明地表达了他对于保护西湖的坚持。余森文先生深恶腐败，可称公务人员的楷模。他履行工务只谈工作事业技术，从无套话空话，工作宴席上滴酒不沾，从未听到过他有半句官位高低、得失大小之类的俗言媚语。生命至终仍住60多平方米的无阳台的公寓住宅，家里除了卧床不起的病妻和墙上一幅广东梅州中学同窗林风眠先生的《白鹭图》之外，一贫如洗。他对组织唯一的要求是把他的骨灰埋在杭州植物园大树下。谢世前一周，双目失明卧于病榻上的余老仍然记忆清晰异常，谈笑风生，还开玩笑地对我说自己要出差去“九泉”了，还背了一首《红楼梦》的诗，“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余森文先生一生传奇、一生坎坷，然而一生精彩、一生无憾。他是我国园林学界的骄傲。今天隆重纪念他，我们应该饮水不忘掘井人，希望有关园林博物馆、教科书上有他的应有之地。我们要了解他、记得他、学习他的学术思想和高尚品格。守正创新，续写建设美丽中国，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风景园林的新篇章。编辑/云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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