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阳明清古巷的北面有个“爱吾庐巷”，此巷在益阳却是多数人不知道，开始，我也有些奇怪，益阳不应该又这么清雅的地名，原因是“爱吾庐”这三字，要么是大文豪，要么是清高的大隐，如陶渊明《读山海经》；“仲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宋代张镃的“吾亦爱吾庐，万木纷秀挺。一一新主盟，非特时管领......”。辛弃疾的“听风听雨，吾爱吾庐”。刘禹锡《陋室铭》：“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益阳人文史上没这样的起伏跌宕文化名人，且还是在市井气旺盛的大码头明清古巷，似乎与历史环境有些不符。于是，便仔细考查了一番。
这里，不得不先说一下“刘昌盛大屋”，因“爱吾庐巷”就是他家大屋边的巷子。
“刘昌盛大屋”，是上世纪大革命后益阳永清后街的直接叫名、且彰显的大建筑，按理说，益阳建屋，就是再爱炫耀，也没这样显摆的，如果说刘昌盛是土豪炫富，先是建不起这样的大屋，其次，周边总有清白人会提醒；不要这样炫耀，乌龟有肉在肚里，财不露富。但刘昌盛又不蠢，在益阳街上公开地给自己的房屋叫名，岂不是现宝？
这里就要先说说这个人，刘昌盛的祖上是明永乐时由江西临江府峡江县迁居益阳烂泥湖，历经三百300多年，还是不发人，家族也不超过20人，但到清朝嘉庆年间，朝廷还在执行乾隆年就开始秘密执行的皇家决定；追苗赶汉。所谓追苗赶汉，就是统治者追求民族统一，天下大同的国策，是将苗族从平原一带地方“追”到山区地方镇守起来不让苗族出山，而将汉族人“赶”到原苗人居地填充，不断地拓殖西南边疆。按理说，益阳烂泥湖刘氏一族已在益阳居住数代，但“江西填湖广， 湖广填四川”的人口西迁政策从明朝朱元璋时就开始，为了具体落实迁徙移民，明朝时期制定了一项特殊的“成分”，即把外地迁到本地的人口定为“流寓”。“流寓”原本一个中性词，指在异乡日久而定居，这个日久，可追溯上千年，如益阳最早的竟然是屈原、陆贾，但明朝以后却是“移民”的定性词，清嘉庆二十三年（1817），刘昌盛的祖上辈被政府定为“赶汉”到新化和安化，益阳留一，也就是刘昌盛的祖上。刘昌盛的祖上因政策分家，自家也感觉到烂泥湖不发人，于是也同时期搬迁到泉交河朱家冲。
等到刘昌盛这一代时，他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也是戊戌变法这年出生，已经是清朝末年，刘昌盛出生在中国社会百年之巨变的关口，但他在朱家冲却只有复兴祖宗光大刘氏家族的梦，益阳，是刘氏包括分到新化、安化刘氏的祖籍，他必须起一栋大屋，可接纳每年清明和七月半来拜祖的刘氏家族，益阳县的刘氏才是安化、新化刘氏的正宗。因修族谱、定派都是这样规定的，故此刘昌盛决定起大屋，接纳刘氏宗族。
传统的益阳农耕文化有；“三十岁起屋，三十六搁板（打棺材）”，刘昌盛在三十岁准备完成这种人生家族目标时，却遇到了激烈的农民运动，减租减息和分田分地在泉交河闹得轰轰烈烈，他看到了多田地和放高利贷的大地主被楸斗、挂牌和游乡，好在他的钱积攒起来没放出去，也没起屋置物产，但田地由于烂泥湖和朱家冲两处都有，且还有新化、安化的份额，没有散财。但紧接着的又是农民运动遭到镇压，他亲眼观看了邱桂香等农运分子被游乡砍头的场面，因此，他感到起大屋光大刘氏家族的梦不能在农村实现，他那已经做好的准备只能在城区里完成。
很快，他便在城区魏公庙巷的后面看中一块荒地，并且找到了县团防司令曹明阵，刘昌盛除了与曹明阵是乡亲外，还是远亲，要起大屋，自然少不了请客喝酒，曹明阵听完刘昌盛想起刘氏祠堂的梦想后，很亲情地解释；他不主张命名叫刘氏祠堂，城里不比乡下，是人多好种田的地方。尤其是要叫“祠堂”，还必须把新化、安化的两支刘姓喊来，大家商量通过，不然，这种“刘氏祠堂”自家都不会认可，更难说外人了，万一屋要起名，就起个与他想法相符的名；刘昌盛大屋。这话正对刘昌盛的味口，于是，他请曹明阵为其题字，曹明阵也只好勉为其难地应了。
刘昌盛是个性格内向、闷声发大财的人，也正因为这性格在大革命时期未受到冲撞，他早已备足了在乡下起大屋的本钱，谁知在城里建屋要比乡下便宜得多，这主要是资江发达的水运，木头可直接用木排的形式送到河边，而砖瓦，也是从兰溪叶家河送到河边，比起乡村肩挑背扛走几里路，人工就省多了，且原材料的价格也便宜些，原本以为城市的工匠价格要高于乡下，谁知城市的木匠、瓦匠都较集中，价格相互竞争，不像乡下的工匠，以为离了张屠夫便要吃和毛猪，还要做师傅板翘，其手艺技术远不如城市的工匠，因此，刘昌盛建大屋时，便把省出来的钱用于房屋的用料和精雕细刻上，大屋建成，在益阳街上眼前一新，周边的人也跟着叫“刘昌盛大屋”。这年，是民国十七年（1928），刘昌盛正好满三十岁。
第二年，刘昌盛约集新化、安化的刘氏族人百余名在“刘昌盛大屋”聚会，具体讨论四修刘氏族谱的详尽事宜，并还集体讨论通过，在大屋的南面建刘氏宗祠，作百年大计规划，内起一个大戏台，建一个可容纳600余人的大会堂，且设置座位，自然，这次规划，刘昌盛可单独完成，但考虑安化、新化两处刘氏的地位和面子，费用平摊，作为刘氏宗族的共同财产，但主要建设和监工就由刘昌盛负责了。两地指派代表商量讨论修族谱，包括刻印事宜。
刘昌盛建大屋只一年之内便完成，但建这个宗祠，却因家族内部文化、贫富、认识差异，争吵讨论，整整五年才建成，在挂牌的事情上，又因人口难得集中，新化闹土匪等原因，那时，新化安化乡村电报都未开通，故此一直拖了下来。
拖到1937年卢沟桥事件，抗战全面爆发，1938年1月，湖南省划分九个行政督察区，益阳县属第一行政督察区。由于益阳的水运发达，再加上医疗条件先进和地理位置偏僻，益阳被暂定为后方战地医院和中转处。
1938年，被选为全国抗战中执常委的冯玉祥，受总司令蒋介石委派视察西南抗战设施和保护外国友人的情况，应湖南战区总司令张治中之邀，于1938年10月26日来益阳视察，在战区人员和士兵的陪同下，全县各界齐集鹅羊池白骨塔公共体育场开欢迎大会，请冯玉祥将军演说。冯玉祥援用“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典故慷慨演讲，并用“抗敌守土之责，断不容丝毫退让”的陈词，讲明讲透了全国军民应团结一致，为民族生存，为国家复兴而坚决奋斗的道理。从而掀起了益阳民众的抗日热潮。
冯玉祥当时就居住在刘昌盛大屋，原来，大屋内建有三个小院子，就相当于今天的别墅和宾馆一样，原本是留给安化、新化刘氏的居住场所，冯玉祥住在东面的安化馆，据传，冯玉祥在此住了三晚。又据传，冯玉祥演讲完毕，回刘昌盛大屋休息时，闻到会场周围的馋人香味，忙问随行人员，随从给他买了一个，说益阳话讲是“烧红薯”，冯玉祥忙扒开，一看是白色的，粉糯而香气扑鼻，吃下一口忙夸赞；好吃！但明明是白的，怎叫红薯？应该叫胜利白，吃了打日寇肯定能胜利。“胜利白”，也是益阳唯一对烤红薯的叫法，整整叫了三十多年，一直到文革末才消失。
冯玉祥才才走的第二天，10月30日，在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从湖北沙市去长沙，途径益阳休息，也是被安排在刘昌盛大屋，当他被安排冯玉祥才住过的安化馆时，却主动退了出来，他知道冯玉祥在益阳演讲的轰动，提醒，这里要作为冯将军抗战的纪念馆保存下来。于是，退出被安排到西边的新化馆。
郭沫若来益阳引起的轰动却比冯玉祥大得多，原因是冯玉祥被一群达官名贵围裹着，普通青年人难以近身。1938年年初，经省工委制定，主要是刘熙安(蔚南女中教师) 在益阳开展党的活动，并由地下党林熙春负责，在县城学门口成立“蔚南女中书籍供应社”，这样，就培养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和郭沫若文学的爱好者，在请郭沫若签字和请教问题时，就提到了冯玉祥住过的安化馆命名，郭沫若给益阳青年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24年冯玉祥与夫人李德全结婚住在张家口桥东区德胜街45号的新居就叫“爱吾庐”，目前这个“爱吾庐”已成日寇占领地。并还说了冯李结婚的趣事；冯曾问李德全为什么要嫁给他？李德全笑着答道：“是上帝怕你不为民办事，派我来监督你的”！冯听后非常满意。今冯玉祥居住的刘昌盛大屋，也可考虑命名“爱吾庐”，爱吾庐就是爱自己的家，在全面抗战国家危难之时，爱国显然是个大口号，但对老百姓来说，爱家才最现实，爱家就是“保家卫国”。
对此，益阳的这一大群进步青年和文学爱好者，纷纷要求郭沫若为爱吾庐题字，对益阳青年的这种盛情要求，郭沫若婉言推辞，却说；“爱吾庐”这个名字就算我起的，但题字我却不够格，只有两个人题字才与这相匹配，一是冯玉祥将军本人，二是国内大书法家于右任，他与于右任是好朋友，这两幅题字在抗战时期能否拿到，很难说，但保证能二取其一。
此时，进步人士胡彦球担任《益阳民报》编辑主任，他把郭沫若所讲的故事润姿润色地写了出来，并加重说明，“爱吾庐”就是老百姓的抗日救亡体现。民报刊登了郭沫若的照片，并由林熙春负责的“蔚南女中书籍供应社”组织，满街和车船码头卖报。学生工人上街抗日游行，益阳抗日的浪潮，自此日渐高涨 ......
而刘昌盛作为大屋之主，是何等聪明的人？且性格深藏不露，当时正值四十不惑之年，看到眼前这种民情阵仗，再观察国内抗日形势，联想到自己的“刘昌盛大屋”原本曹明阵所题，他虽没声张，也没人知晓，但眼下曹明阵正以抢夺国军枪支，破坏抗日罪被关押在长沙监狱，是国共两党的公敌，等待他的是砍头和清算。再者，这修好又难以挂牌的“刘氏宗祠”，在国破的当口又何以全家？于是，在民族大义的驱使下，他毅然作出了如下决定；
一、将准备作刘氏宗祠的戏台会场捐献给抗日政府，暂由益阳县政府接受代管，并将祠堂会场定名为“爱国戏院”，希望题字由县长黄治方书写，因他是书法家黄自元的嫡孙。
二、“刘昌盛大屋”更名为“吾爱吾庐”，冯玉祥将军住过的安化馆也捐献给抗日政府，暂由益阳县政府接受代管，此栋房定名为“爱吾庐”，房名题字书写由政府安排决定。
刘昌盛尽管举行了一场捐献仪式，老百姓还是不习惯叫换新招牌的“爱吾庐”，仍叫 “刘昌盛大屋”，南面的“爱国戏院”，虽然在才解放时，益阳的航运很繁忙原因，是下游建设需要大量的木材和煤炭，1955年政府依据海运的发达，在爱吾庐巷附近修建了仿苏式建筑“海员俱乐部”，把爱国戏院的200多天长靠背平板凳全搬到海员俱乐部，爱国戏院则成为仓库，尽管没有戏院的功能，但附近老百姓还是叫了几十年的“爱国戏院”。
爱吾庐巷虽然从1939年起就命名，1941年县长王秉丞修整十五里麻石街时，曾专门拓宽修下水道，施工报表上也叫“爱吾庐巷”，但真正巷口挂牌定名则是在1946年，原因是抗日战争的影响，直到日寇投降光复后才建设，据说是冯玉祥委托其本家好友求的字，字虽说是于右任大笔，可就像芭蕾舞到益阳演出一样，没几人认识也没人夸赞，但“爱吾庐巷”一直叫到明清古巷的拆迁和恢复。
作者 | 邓亚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