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星期，我终于还是踏上了去日本的飞机。

为这趟旅行，我和我那个冤种闺蜜已经拉扯了快半年。

她在电话里第N次对我咆哮：“林薇！你再不做攻略，我就自己去了！机票酒店我都订好了，你到底在磨蹭什么？”

我把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手上正费劲地调着一个潘通色卡，眼睛都快瞎了。

“急什么，”我对着空气翻了个白眼，“日本不就在那儿吗，还能长腿跑了不成？”

“我的大小姐，樱花季啊！樱花季！再晚点别说酒店了，你站着的地方都快没了！”

我叹了口气，把色卡往旁边一扔，认命地拿起手机。

其实我不是懒，也不是不想去。

就是……有点说不出来的别扭。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对日本这个邻居的情感，怎么说呢，挺复杂的。

一边是动漫、设计、那些精致到骨子里的美学，对我这个做平面设计的人来说，简直是灵感的圣地。

另一边呢？是历史，是新闻里时不时冒出来的那些破事，是老一辈人提起时那沉甸甸的眼神。

所以我心里一直有个疙瘩：他们，到底是怎么看我们的？

是网上说的那样，表面客气，心里瞧不起？还是真的像某些旅行博主吹的，素质高，有礼貌，人间天堂？

我这人，就喜欢把事儿弄个明白。

所以，我揣着一颗“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回事”的侦探之心，登上了飞往大阪的飞机。

飞机降落在关西国际机场，一股温润又干净的空气扑面而来。

我得承认，第一印象好得不像话。

整个机场安静、有序，地面光洁如新，指示牌清晰得让我这种路痴都充满了安全感。

闺蜜拖着箱子，像只快乐的哈士奇，已经冲向了地铁售票处。

我跟在后面，打量着周围。

每个人都轻声细语，脚步匆匆但井然有序。没有人推搡，没有人高声打电话。

“你看你看，素质，这就是素质！”闺蜜一脸“我说的没错吧”的表情。

我没搭腔，心里却在嘀咕：这才哪儿到哪儿，别急着下定论。

就在我准备买票的时候，被复杂的线路图和售票机搞得有点懵。

旁边一位日本老太太，头发花白，穿着得体的米色风衣，看我们一脸纠结，主动走了过来。

她不会说中文，英语也带着浓重的口音，但她就那么不厌其烦地，一边鞠躬，一边用手指着机器上的按钮，一个一个地给我们演示。

买完票，她还对我们笑了笑，又鞠了一躬，才转身离开。

闺蜜在我旁边感慨：“天哪，太友善了吧！感动！”

我心里也暖了一下。

那种感觉，就像你对一个人抱有戒心，结果他上来就给了你一颗糖。

甜的，但也让你更警惕了。

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日式服务”？一种深入骨髓的、对所有人的标准化礼貌？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的日本之行，第一回合，以一个近乎完美的印象，拉开了序幕。

到了大阪，我们住的地方在心斋桥附近，是个典型的日本小公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放下行李，第一件事，当然是冲出去觅食。

我们钻进了一条小巷子，找到一家网上评分很高的拉面店。

店面很小，只有一排吧台座位，坐了七八个人。

一个扎着头巾，看起来酷酷的中年大叔在里面忙活，热气腾腾。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欢迎光临！）

他看到我们，中气十足地喊了一声，脸上挂着那种职业的、恰到好处的微笑。

我们拘谨地坐下，指着菜单上的图片点了两碗招牌拉面。

等待的时候，我忍不住观察他。

他的动作行云流水，捞面、甩水、倒汤、码上叉烧和溏心蛋，一气呵成，充满了匠人般的专注。

面对我们这些游客，他的服务无可挑剔。

礼貌，周到，甚至在我们吃完面，准备起身时，还特意停下手里的活，对着我们九十度鞠躬。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非常感谢！）

走出店门，闺蜜又开始了她的“彩虹屁时间”。

“哇，这服务态度，海底捞都得甘拜下风！你看那大叔，多有范儿！”

我点点头，没说话。

心里却有个小小的声音在冒头。

就在我们吃面的时候，旁边来了一个日本本地的上班族。

大叔跟他打招呼的语气，明显不一样。

虽然也是客气的，但多了一丝松弛和随意，像是跟邻居唠嗑。

他们用我听不懂的日语聊了几句，两个人都笑了，是很放松的那种笑。

而对我们，他的礼貌，更像一个精致的、无可挑剔的面具。

我突然意识到，那种极致的客气，本身就是一种距离。

它把你妥帖地安放在“客人”这个位置上，为你提供完美的服务，但不让你越雷池一步。

你和我，是顾客和店主，是游客和本地人。

我们之间，隔着一碗拉面的距离，也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

这种感觉，不坏，但也不够真。

就像你收到一份包装精美的礼物，拆开层层包装纸，发现里面是个空盒子。

有点失落，又觉得自己是不是太矫情了。

人家对你客气，你还不高兴了？

我被自己这种“斗争逻辑”气得直想笑。

在京都的第二天，我们去了清水寺。

人山人海，几乎一半都是穿着和服的游客，耳边充斥着熟悉的普通话、粤语、上海话。

我跟闺蜜开玩笑：“这哪是到了日本，分明是到了南京路步行街的和服分街。”

从清水寺出来，我们顺着二年坂、三年坂往下走。

石板路两旁全是古色古香的木质小楼，挂着布帘的店铺一家挨着一家，卖着各种抹茶点心、清水烧和精致的小玩意儿。

我被一家卖陶瓷筷子架的小店吸引了。

那些筷子架，被做成各种蔬菜、猫咪、富士山的形状，小巧又可爱，充满了拙朴的手工感。

我想给我妈带一套。

店主是个上了年纪的老爷爷，穿着藏青色的作务衣，戴着老花镜，正低头用砂纸打磨着什么。

店里很安静，只有他一个人。

我走进去，拿起一个茄子形状的筷子架，想问问他这个材质能不能放进洗碗机。

我用我那点三脚猫的日语，加上手机翻译软件，磕磕巴巴地比划。

“すみません、これは…”（不好意思，这个是…）

老爷爷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我手里的东西。

他的眼神，怎么说呢，很平淡，甚至有点不耐烦。

他没接我的话，只是从鼻子里“嗯”了一声，指了指旁边的一个小牌子。

牌子上用日文和英文写着：陶瓷制品，请轻拿轻放。

没了。

我愣住了。

他的态度，和我之前遇到的所有人，截然相反。

没有微笑，没有鞠躬，甚至连一句完整的回答都没有。

那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懒得跟你多费口舌的冷漠。

我心里那股火，“蹭”地一下就上来了。

什么意思？

是觉得我买不起？还是觉得我问题多，烦人？

或者，就因为我开口说的是蹩脚的日语，长着一张中国人的脸？

我脑子里瞬间闪过无数负面新闻里对日本右翼分子的描述。

闺蜜在门口催我，我把那个筷子架“啪”地一下放回原处，声音不大，但足够表达我的不满。

我瞪了那个老爷爷一眼，转身就走。

他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继续打磨他手里的东西。

走出店门，我气得不行。

“什么玩意儿！开个店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还以为自己是国宝级匠人呢？”我跟闺蜜吐槽。

“怎么了怎么了？”她一脸茫然。

我把刚才的经历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

“太过分了吧！”闺蜜也义愤填膺，“歧视！这就是赤裸裸的歧视！”

那一整个下午，我的心情都糟糕透了。

之前对日本积累起来的那点好感，瞬间崩塌。

原来，那层礼貌的包装纸下，藏着的还是傲慢和偏见。

所谓的“友善”，不过是服务业的职业操守。一旦脱离了“顾客就是上帝”的场景，他们真实的态度就暴露无遗。

我甚至开始恶意地揣测，那个在机场帮我的老太太，是不是也只是出于一种“不能给国家添麻烦”的集体荣誉感？那个拉面店老板，是不是转身就在跟熟客抱怨“今天又来了好多没礼貌的中国人”？

我越想越气，看路边的一切都开始不顺眼。

穿着和服嘻嘻哈哈的同胞，我觉得吵闹。

神社里虔诚祈福的日本人，我觉得虚伪。

京都古老的街道，在我眼里也变成了顽固和排外的象征。

我“破防了”，彻彻底底地。

那天晚上，我们从京都回大阪的电车上，发生了点意外。

因为是旅游旺季，又是下班高峰期，我们坐的那趟车人特别多。

我们在一个小站下车，准备换乘。

结果下车的时候，人流一挤，我跟闺蜜走散了。

等我挤下车，一回头，发现她还在车上，车门已经“嗡”地一声，开始关闭。

她隔着车窗，惊恐地瞪大了眼睛。

我也慌了。

我们的Wi-Fi蛋在她包里，我的手机快没电了，而且我对这个小站完全不熟。

电车缓缓开动，我眼睁睁看着闺蜜的脸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

怎么办？

我站在原地，看着站台上行色匆匆的人流，一股巨大的无助感淹没了我。

我甚至不知道下一班车什么时候来，也不知道闺蜜会在哪一站下车等我。

手机电量只剩下5%，我连发个消息的时间都可能不够。

就在我快要急哭的时候，旁边传来一个怯生生的声音。

“あの…大丈夫ですか？”（那个……你没事吧？）

我一抬头，看见一个穿着高中校服的女生，扎着马尾辫，脸上还有几颗小雀斑。

她看我一脸慌张，眼神里充满了关切。

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用尽我会的所有语言，英语、日语单词、中文夹杂着比划，试图跟她解释我的困境。

“My friend, on the train! Train go! My phone, no battery! I, here, no Wi-Fi!”

我的表达一塌糊涂，但她好像听懂了。

她脸上露出“啊，原来是这样”的表情，然后对我说了几句我听不懂的日语。

看我一脸迷茫，她干脆拉起我的胳膊，指了指站台的另一边，示意我跟她走。

她把我带到站长室。

她跟站长叽里呱啦说了一通，站长是个和蔼的大叔，听完后立刻拿起电话，开始联系什么。

女孩子就站在我旁边，看我冻得瑟瑟发抖（晚上的站台风很大），还从自己的书包里掏出一个暖宝宝，撕开包装递给我。

我当时真的，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过了大概十分钟，站长放下电话，笑着对我们说了几句。

女孩子立刻给我翻译，她拿出自己的手机，打开翻译软件，一个字一个字地敲。

“你朋友在下一站下车了，她会在那里的站长室等你。这一班车马上就到，你坐上去，一站就到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

我连声对她和站长道谢，“ありがとう”说了一遍又一遍。

站长笑着摆摆手。

那个女孩子，一直把我送到上车的站台，亲眼看着我上了车，还隔着车窗对我挥手告别。

电车开动的时候，我看着她小小的身影消失在站台上，手里的暖宝宝还热乎乎的。

那一刻，我心里五味杂陈。

我为自己下午那种“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地图炮想法，感到羞愧。

那个冷漠的陶瓷店主是日本人。

这个热心肠的女高中生，也是日本人。

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我怎么能因为一个人的态度，就给整个群体下定义呢？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我一直在寻找一个统一的、标准的“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

可我忘了，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由千千万万个独立的个体组成的。

有好人，有坏人，有热心肠，也有冷漠鬼。

把他们简化成一个标签，本身就是一种傲慢。

在下一站找到闺蜜的时候，我俩抱头痛哭。

她也急坏了，以为我被拐卖了。

回到民宿，我们俩都累瘫了。

洗完澡，我躺在榻榻米上，把今天这过山车一样的心情跟闺蜜说了一遍。

从陶瓷店老板的冷漠，到女高中生的热心。

闺蜜听完，也沉默了。

“你说，我是不是有点玻璃心了？”我问她。

“可能……我们都有点吧。”她想了想说，“我们总是习惯性地带着一种预设的立场去看他们。他对我好，我就觉得‘啊，日本人素质真高’；他对我不好，我就觉得‘哼，果然看不起我们中国人’。我们一直在给自己找证据，证明自己来之前的想法是对的。”

她的话，一针见血。

我一直在做的，不就是这个吗？

我在寻找一个答案，一个能让我心安理得地喜欢或者讨厌这个地方的答案。

可生活哪有这么简单的标准答案。

这次旅行的转折点，发生在我们入住的一家日式旅馆。

那是在箱根，一个被群山和温泉环绕的小镇。

旅馆是一栋老式的木结构房子，叫“一之汤”，据说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老板是一对中年夫妇，男主人叫渡边，女主人叫晴子。

渡边先生年轻时在台湾工作过几年，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这让我们喜出望外。

入住的第一个晚上，我们在旅馆的公共休息室喝茶，跟渡边先生聊了起来。

他很健谈，问我们从哪里来，去了哪些地方。

聊着聊着，我终于还是没忍住，把憋在心里好几天的问题，小心翼翼地抛了出来。

“渡边先生，我能问一个可能有点冒昧的问题吗？”

“请讲。”他笑着说，给我们添上热茶。

“就是……普通的日本人，到底是怎么看待中国游客的呢？”

我问完，自己都觉得有点紧张。

渡边先生愣了一下，随即笑了。

“这是个好问题，也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他沉吟片刻，说：“我想，可能很复杂吧。就像一盘菜，有酸，有甜，有咸，也有辣。”

“哦？”我来了兴趣。

“甜的方面，当然是经济。”他说得很坦诚，“中国游客的到来，毫无疑问地振兴了日本的旅游业。尤其是在我们这样的小地方，如果没有外国游客，很多店铺可能都无法生存下去。所以，从内心深处，我们是感激的。”

“那……咸的或者辣的方面呢？是不是像新闻里说的，会觉得我们有些游客比较吵闹，或者不守规矩？”

渡边先生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不可否认，有时候是会有的。比如在安静的电车里大声说话，或者在禁止拍照的地方拍照。但我们大部分人都能理解，这更多是文化习惯的差异，而不是故意的。”

他顿了顿，眼神变得深邃了一些。

“但真正让一些日本人感到复杂的，可能不是这些表面的行为。”

“那是什么？”

“是心态的变化。”他说，“在我年轻的时候，日本经济鼎盛，我们看待亚洲其他国家，包括中国，是有一种……嗯，俯视的心态的。这不对，但这确实是当时很多人的真实想法。”

“但是现在，”他话锋一转，“一切都变了。中国发展得太快了，快到让很多人感到惊讶，甚至是不安。以前，是日本人去中国‘投资’、‘援助’，现在，是中国人来日本‘爆买’。这种地位的转变，让一些人，尤其是一些老一辈的人，心理上很难适应。”

“所以，京都那个陶瓷店老板的冷漠，可能并不是单纯地讨厌我这个中国人，”我若有所思，“而是一种面对变化的、复杂的、不知如何自处的固执？”

“很有可能。”渡边先生说，“他可能一辈子都在自己的小店里，用传统的方式生活。当外界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他固有的认知被打破，他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所以选择了用冷漠来保护自己。”

我恍然大悟。

“当然，”渡边先生补充道，“也有很多人，像我一样，去过中国，了解中国，有很多中国朋友。对我们来说，国家之间的政治纷争，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两回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充满活力、日新月异的中国，看到的是一个个善良、努力的中国人。”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

从日本的“匠人精神”聊到中国的“互联网速度”，从日本年轻人的“低欲望”聊到中国年轻人的“内卷”。

那是我这次旅行中，第一次感觉，那道看不见的墙，消失了。

我不再是一个被审视的“中国游客”，他也不是一个提供服务的“日本店主”。

我们只是两个不同国籍的普通人，在交换着彼此对世界的看法。

我发现，我们有很多共同点。

我们都会为孩子的教育焦虑，会为房价太高而发愁，会喜欢看有趣的电影，会为生活中的小确幸而感到快乐。

临走的那天早上，晴子太太特意为我们准备了非常丰盛的早餐。

她不太会说中文，就一直微笑着，不停地帮我们布菜。

渡边先生拿出一张地图，在上面圈圈画画，告诉我们接下来去东京可以怎么玩，哪些地方值得去，哪些网红店其实是“游客陷阱”。

告别的时候，他们夫妇俩一直把我们送到门口，对着我们的车子挥手，直到车子消失在拐角。

坐在去东京的新干线上，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心里百感交集。

我来日本之前，想弄明白“他们”是怎么看“我们”的。

但现在我发现，这个问题本身，可能就问错了。

因为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他们”，也没有一个能代表所有人的“我们”。

有傲慢的“他们”，也有友善的“他们”。

有吵闹的“我们”，也有谦逊的“我们”。

在东京的几天，我的心态完全变了。

我不再去刻意地寻找“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的证据。

我开始真正地去感受这个城市。

我去秋叶原，看那些对动漫爱得深沉的御宅族，他们的热情和专注，和国内的二次元爱好者没什么两样。

我去涩谷，看那个著名的十字路口，成千上万的人在绿灯亮起的一瞬间交汇、穿行，每个人都行色匆匆，但又保持着一种奇妙的秩序。

我去上野公园的美术馆，看画展。我身边的一个日本女孩，看一幅莫奈的《睡莲》，看得入了迷，眼角竟然泛起了泪光。那一刻，我感觉艺术真的可以跨越国界和语言，触动人心最柔软的地方。

我也遇到了一些不那么愉快的小插曲。

比如在药妆店，因为沟通不畅，被店员翻了个白眼。

比如在地铁上，看到有喝醉的上班族，吐得一塌糊涂。

但我已经不会再轻易地给他们贴上“日本人就是没礼貌”或者“日本人就是压力大”的标签了。

因为我知道，那个翻白眼的店员，可能只是今天跟男朋友吵了架。那个喝醉的上班族，可能刚刚被老板骂了一顿。

他们只是一个个，有着自己喜怒哀乐的，普通人。

回国的前一天，我做了一件自己都觉得很意外的事。

我一个人坐新干线，回到了京都。

我凭着记忆，找到了二年坂那家陶瓷筷子架小店。

老爷爷还是坐在原来的位置，低着头，在打磨着什么，仿佛时间静止了一样。

我站在门口，犹豫了很久。

我不是来找他吵架的，也不是来证明什么的。

我只是想，再看一眼。

我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神依然是那种古井无波的平淡。

我走到之前放着茄子筷子架的地方，发现已经卖掉了。

我又看了看其他的，挑了一套绘着青色梅花的筷子架。

我拿着它，走到柜台前，用我能做到的最标准的日语，轻轻地说：

“これをください。”（请给我这个。）

他没说话，只是接过去，默默地用纸包好，放进一个小小的纸袋里。

我把钱递给他。

他找零钱给我。

整个过程，我们没有任何多余的交流。

就在我接过纸袋，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

我鬼使神差地，又说了一句：

“あなたの作品はとても美しいです。”（您的作品非常美。）

说完，我自己都愣住了。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这个。

也许，我只是想为我们之间那次不愉快的初遇，画上一个不一样的句号。

老爷爷拿着砂纸的手，停顿了一下。

他抬起头，第一次，真正地看向我。

他的目光，穿过厚厚的老花镜，落在我脸上。

几秒钟后，他的嘴角，似乎非常轻微地，动了一下。

然后，他对我，微微地，点了点头。

就只是一个点头。

没有微笑，没有鞠躬，没有言语。

但我却在那一瞬间，感觉到了一种和解。

和他的，也和自己的。

走出店门，外面阳光正好。

我握着那个小小的纸袋，感觉心里某个一直紧绷着的地方，终于松开了。

回国的飞机上，闺蜜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

我看着窗外的云海，回想着这一个星期的经历。

我来的时候，带着满脑子的问号和预设。

我以为我会带一个答案回去。

或好，或坏。

但我现在发现，我什么答案也没找到。

我找到的，是更多的问题。

以及一个全新的视角。

所谓的“眼界大开”，不是看到了别人有多好，或者有多坏。

而是看到了整个世界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多面性。

是明白，我们不应该轻易地用一个标签，去定义另一个群体。

无论是“他们”，还是“我们”。

是学会，放下偏见，放下戒备，去跟一个个具体的人相遇。

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心去感受。

我拿出手机，想发个朋友圈，总结一下这次的旅行。

我打下了一行字：

“上星期去了趟日本，发现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让我眼界大开！”

然后，我看着这句话，笑了。

我把手机收了起来。

我知道，这个故事，不需要对任何人说。

它已经刻在了我的心里。

这，才是我这次旅行，最珍贵的伴手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