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一个有着“大胃口”却只有“小肚子”的超级城市。面积仅1997平方公里的它，是上海的三分之一、北京的八分之一，却创造了全国第三的经济总量。今天的深圳，早已无县可撤，那么它未来如何突破空间瓶颈？下一个突破点又会在哪里？

时间回到1992年，这是一个关键的年份。深圳做出了一个重大决策：撤销宝安县，设立宝安和龙岗两个区。这一决定彻底改变了深圳的行政区划格局。

其实，深圳的行政区划变迁远比这复杂。1979年3月，宝安县改为深圳市时，深圳的辖区还包括现在不属于深圳的地区。而大鹏半岛更是经历了“离家出走”又“回归”的曲折历程——1952年划归惠阳县，后来又重回宝安。

到1997年，深圳设立盐田区；2017年，龙华区和坪山区揭牌成立；2018年，光明区成为深圳最年轻的市辖区。至此，深圳形成了今天9个行政区和1个新区的格局。

深圳的行政区划调整历程，堪称中国城市行政区划变迁的典型缩影。

深圳的空间焦虑并非空穴来风。当南山区GDP已达9500亿元，即将成为华南首个“万亿GDP城区”时，这座城市的土地资源却已接近饱和。

“深圳的空间确实太狭小了，所以土地就很珍贵。”行政区划专家指出，“深圳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出经济密度全国第一的奇迹，很了不起。但也应该看到，空间太小，发展到今天，深圳如果再这么小下去，对来这个城市创业的年轻人和这座城市本身都很不利”。

高房价成了空间焦虑的最直接表现。由于可供建设的新增土地所剩无几，深圳的房价一路高企，经营成本上升，创业型中小企业难以生存。2015年前后，深圳高端制造业甚至发生大规模外迁，加重了产业空心化风险。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深圳，“空间风险”、“安全风险”和“治理风险”已经交织叠加。华为部分部门外迁东莞的案例，就是深圳空间焦虑的一个缩影。

在深圳无法通过传统“撤县设区”扩容的背景下，深汕特别合作区登上了历史舞台。

2018年12月，深汕特别合作区的管理体系调整为“深圳市全面主导建设发展”。这一调整意味着合作区不再是简单的产业转移园区，而是深圳的一块“飞地”。

深汕特别合作区的成绩单令人瞩目：2024年，其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7.5%，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增长621.1%。这种惊人的增长速度，即使放在全国范围内也极为罕见。

合作区的“厂港联动、港产城融合”发展模式，为深圳提供了发展大工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优势平台。从某种意义上说，深汕特别合作区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撤县设区”模式，开创了跨行政区划合作的新路径。

面对空间瓶颈，深圳未来的行政区划调整可能呈现多元化趋势。

功能区与行政区的融合是一个方向。一些设立较早的功能区开始面临发展空间不足、产业转型需求强烈、产城融合水平偏低等挑战。如何推动成熟功能区与行政区加快融合，已成为优化深圳行政区划设置的迫切问题。

跨市域的区域统筹合作是另一个方向。深圳与周边东莞、惠州等市相关区域的统筹合作发展大方向已经确定，但具体范围与合作模式尚未最终敲定。这种合作的成功关键在于建立新型利益平衡机制，特别是财政分配机制。

有设想提出，深圳可以管辖7个区，包括深汕区、惠东区、惠阳区、惠城区、龙岗区、福田区和南山区，行政面积约8967平方公里。虽然这只是一个设想，但反映了人们对深圳发展空间的期待。

看看今天的深圳地图，深汕特别合作区已成为深圳的一块“飞地”。而深圳与东莞、惠州之间的边界地区，每天有数以万计的通勤人流穿梭往来。这些地方早已形成了事实上的一体化生活圈。

行政区划专家指出：“其实，路走远了，有的时候反而忘了我们为了什么而出发。理想的做法是深圳不仅能够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周边城市也能够更好发展”。

未来，深圳可能不再执着于传统的扩张，而是通过更加灵活的都市圈协同发展模式，打破行政边界束缚，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