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很多人一提武汉，心里第一反应是江汉路的老砖房、黄鹤楼的影子，甚至武昌鱼头泡饭，却很少有人会专门聊到一个地方——黄陂县城。别看现在悄无声息，黄陂其实已经沉淀了近一千年的历史，是现今武汉市还能算得上“正统血脉”的三座古城之一。只是，这地方的名气，从来没能跟得上它的年纪，好像一位白胡子老人，站在屋檐下，喊破了嗓门也没人搭理。

说起黄陂的“身世”，其实比不少人想象中要复杂得多。它和武昌、汉阳关系不浅，但地位上始终矮人一头。毕竟，武昌是省会正室，汉阳“有身份有地盘”，而前川这个小县城，面积着实不敢恭维。在那些老一辈黄陂人心里，或许还有点念叨，可1950年代后头，城里的老瓦房、庙宇、牌坊，一茬一茬地被人推倒。直到现在，除了一条城门路还大致踩着老地基走，其它地方连断壁残垣都难见到。这种变化快得让人来不及感慨，怕是连不少地道的黄陂人，提起自家县城的过往，也得摇头叹气。

记忆这玩意儿就是这么奇怪。几十年前，前川的地盘还挺宽敞。到了元朝之后，县衙就一直在这里了，战乱之间搬过几回家，后来也都回来了。别说以前，光往前推个一百五十年，大清快灭的时候，黄陂城墙高五米，周围走上一圈将近三公里。搁现在，这点面积就是俩小区拼一块，顶天了。但在古代，这已经是个不小的县城了。你别看长安、扬州那些，动不动就是几十里的巨城，那是大户人家，普普通通的县，谁又能比得过呢？

我有时候和老街坊们聊起来，不太信那个数据：13条正街，11条小巷，还起了洋气的名字。可现实真是狠的。上世纪搬砖盖楼，马路改头换面，老巷子直接并进大马路里了。再往后，拆迁大潮一来，剩下的就只是个“地名”，没了气味和温度。小时候，总能在人堆里听见某个老人念叨哪个路口边有过个大祠堂、哪条小巷口摆过摊。现在？你问现在的小年轻“刘家巷”是哪儿，十有八九给你摆摆手。

其实这种消散，也不光发生在黄陂。想起当年南京老门东那片地方，明明是一手金陵旧脉，等到上世纪末，几乎只剩下几个门楼在风里守着，剩下的成批新楼“叮叮当当”往上盖。最让人唏嘘的，还要数那些牌坊和庙宇。曾经的庙会热闹得很，是谁家姑娘出嫁都要去二郎庙拜一拜，哪个小子考上举人得去关帝前敬香。可如今，多少老地名只剩在“黑白照片”或是爷爷辈口中。

闲话说远了，咱们再说回黄陂。其实，说是三大古城，其实也是自个儿安慰自个儿。比如纸坊，现在的江夏老城区，当年不也只是个地方驿站，那会儿官府看得起的，早不是地名，而是地势。只有一说到前川，人们才想起“前川牛肉面”……你瞧，就连那条地铁过来，站牌都不肯冠“前川”二字。武汉的大大小小地铁站，好歹都是些历史地名，一到前川这儿，却像被人“顺手抹掉了痕迹”。

细想想，拆老城这事也不是黄陂一家的难处。当年去上海老城厢转了一圈，才懂老传统一点一点被磨掉，是全国的现代化通病。北京修地铁那阵子，梁思成等人拼了命叫唤要保住老城根基，结果声音小得如蚊子嗡嗡。不是咱不愿意守住那些砖头瓦块，而是那几年谁都想着快点过上新日子。房价涨，人口涌，城市面貌在不断换新裳。可新楼房有没有温度，没人管。老祠堂、县衙、东岳庙，像一颗颗牙齿，拔掉就没希望长回来。

这些年，有个老邻居偶尔会念叨：咱们吃饭还是小时候的味，可走到马路上，脚下的路早就不认得了。“历史”变成了课本上的生僻字，再不是谁家墙角下的石狮子、红砖门楼。城市的外套越来越时髦，骨子里的传统，却像过冬棉衣里那层老絮棉，被抽空抽净。这样说，未免让人唏嘘，但现实就是老屋子补不上新大楼的窟窿，老地名印不上地铁站那一块整洁的铭牌。

说实话，黄陂的“前世今生”，和上海闸北、天津老北门这些地儿有异曲同工之妙：曾经风光无两，热闹非凡，却在时代浪潮下一夜之间“消化不良”，一切归零。倒不是故意怀旧。是连回忆都被“拆成废墟”。你想，巴黎、罗马，外坑道一圈，随便一面墙都有皇帝的影子。我在柏林地铁站晃荡时，抬头一瞅那块顶梁石，还能读出纳粹留下的刀痕。可咱这儿，哪个楼能撑过两代人？有的地方几十年修三回城，城市的“魂”也跟着断了一茬又一茬。

又想起一件小事。有一年端午节，我陪母亲下前川，试着寻摸小时候的老石桥，结果只瞧见高楼玻璃晃得人睁不开眼。旁边卖粽子的老太太还调侃说：“俺这摊位还是‘老县衙东门口’，也没人晓得这地儿有啥讲究了。”

这种落差，可能就是现代城市的影子吧。再大的肚量，也装不下几百年洗刷出来的陈年风雨。人喜欢新楼，新衣裳新车子，但总有那么一根筋，想回头找找自家的根脉。

最后我其实没什么答案。或许黄陂的消散只是千百个老县城命运的缩影。风吹过去，砖倒了，但那点子旧时光，偶尔也还是会飘到谁的梦里——比方饭桌上的一句闲话，或者孩子名字里“前川”那俩字，悄悄落下。谁晓得呢？也许还会有一天，老城的影子，又能出现在新的地名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