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中国城市，只要去老城区绕上一圈，总能遇见那种方正的单元楼。外立面大多经历了雨水和岁月的洗礼，同一个小区里往往排列好几栋甚至十几栋，看上去像整齐摆放的盒子。

住过的人都知道，这类单元楼的源头可以追到苏联的赫鲁晓夫楼，强调标准化、低成本与速度，是计划经济时代最典型的城市住宅。厨房、卫生间、走廊的布局高度雷同，住房与单位、工厂紧密绑定，住户的职业与身份都能从楼里略略推测。

在日本，许多人印象里的住宅是木质的小房子，和风庭院、小巧玄关、榻榻米房间这些意象经常出现在影视剧里。但当真正走入日本城市的外围，就会发现日本同样拥有大量与中国单元楼极为相似的建筑，只是名字换成了“团地”。

它们同样强调标准化建设，同样承担城市扩张时期的居住压力，也同样在几十年之后面对衰老与人口变化的问题。只是日本团地存在的历史更长，也更深刻地参与了战后社会结构的塑形。

团地的开端出现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东京和大阪在空袭中损失惨重，木造民房化为灰烬，而就在同一时期，日本经济因为朝鲜战争订单逐渐恢复，大量农村劳动力离开故乡，乘坐拥挤不堪的列车奔向城市。几乎每个日本家庭都面临相同的选择：城市有工作，但没有房子。住房缺口与人口流入的速度并不匹配，这种矛盾推动政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设立住宅公团，用钢筋混凝土建起成片的住宅区。

团地的名字来自“集团住宅地”的简称。设计师想做的是一种全新的居住模式，既不沿袭传统木屋那种空间转换式的生活方式，也不想再次复制战前拥挤脏乱的城镇住宅。他们给每户设计独立厨房、独立卫浴、小浴缸、封闭式卧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户型就是“2DK”——两个房间加上餐厨空间。这些在当时足以称得上“未来的家”的配置，使团地迅速成为无数家庭的第一选择。

随着团地数量在城市周围大量出现，它们不只是一批住宅楼，更像是一座座新城。学校、公园、商店、邮局都随之而来，一个家庭搬进团地，就等于拥有了整个生活圈。战后出生的“团块一代”多数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他们后来成为日本经济的关键力量，而团地也从物理意义的居住地，变成一种世代记忆。

不过，时代从不会允许一种住宅长期保持同样的吸引力。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年轻家庭更向往交通便捷、规模较小的新式公寓，而不是位于市郊、楼层不带电梯、户型偏小、隔音有限的老团地。

随着居住者年龄增加，团地逐渐高龄化。有的社区人口减少到学校被迫关闭，有的在夜晚亮着灯的房间少得让人感到寂静。这种衰退并不是某个特定地区的问题，而是人口结构变化与城市中心化趋势叠加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带着时代气息的词闯入大众视野——“团地妻”。它最初只是指住在团地里的主妇，但在媒体、小说与电影的演绎下，变成了一个特定的文化符号。

七十年代的日本经济高速成长，许多男性长时间不在家，女性则更多承担家庭责任。电影公司把这种生活结构渲染成一种幽微的孤独与欲望，推出“团地妻”系列电影，让这个词带上了暧昧意味。现实中的团地主妇当然并不符合这种形象，但这类文化投射体现了社会对“新家庭结构”的不安与关注——住宅变了，家庭也随之发生变化。

那么，今天的团地究竟住着谁？是否真像某些印象中那样，几乎只有“穷人”住？

如果从整体来看，团地的住户结构确实和过去不同了。因为租金低、面积相对宽敞，许多团地承担起相当于“公营廉租房”的职能，主要住户包括低收入家庭、独居老人、单亲家庭，以及在东京工作但收入一般的年轻人。

然而把团地简单视为“贫困聚集地”并不准确。公共住宅的申请制度严格，租金会依据收入进行阶梯调整，租户并非随意进出。如果收入上升，租金也会相应提高。许多年轻夫妻在存钱买房前，会选择在团地住几年，像一种“人生中途站”。

另外，不少团地因为公共空间宽敞、有绿地、有学校，对有孩子的家庭仍有吸引力。某些地方政府努力推进更新，例如与无印良品合作翻修室内空间，用更现代的设计吸引年轻住户。有的团地则选择整体重建，加入电梯和防震结构，使老社区重新焕发生机。

如今在东京周边，也能看到一些旧团地逐渐变成“多世代混居”的实验地。老人仍住在原来的房间里，年轻人以便宜租金搬入，社区活动与托育中心随之重建，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在城市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今天，反而是这些被时代遗忘的老楼，有时能试验出更多关于社区的可能。

中国的筒子楼与日本的团地，诞生于不同政治与经济系统，却都肩负着解决住房荒的使命；几十年过去，它们又共同面临老化、人口迁移与城市结构变化。这些建筑在外形上或许朴素，但它们承载了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历史阶段——当一个国家试图在废墟上重新站立起来，最先需要的往往不是宏大的建筑，而是普通人能安心生活的地方。

那些被划一的方盒子、标准化的楼层、重复的户型，曾经是无数家庭的起点。如今它们老了，但依旧不乏住户，也依旧以自己的方式参与着城市的今日与明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