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所在的那条街，在村里是有名的。说有名，是说它真的有名字，叫“牌楼巷弄”，乡音读起来是“牌楼黑浪”，这牌楼，其实是贞节牌坊，与我们的家族有关，是为我们的远祖母守节而立的。村里只有这一座牌楼，因此这牌楼成了我们这条街巷的标志，并且以此为名。
我们在“黑浪”里住的那半个破落院子，其实在当年是个相当精致的四合院。院落是两进，外院分给了祖父的兄弟之子，里院是我们住。外院没人住，完全破败了，只剩了断壁残垣，院中长满了高可没人的蒿草。我们住的里院，把原来的二进门堵死了，在院子的西南角紧挨着厕所有一个便门，我们叫廊门。一溜正房，大概有三间，坐落在台基之上，台阶有两或三阶，使得整个房屋显得高敞而稳固，左右各有一耳房，带一个很小的小院子。东面有两间房，西面有一间房，房屋全部出厦，构成一个完整的回廊，在古建筑里，这应该叫“抄手游廊”。记得母亲夏天天热时，常在南出厦下做活，那里很凉快。正房的门，施以隔扇，外加一扇风门。正房门楣上本来有一块匾，可惜没人记得上面刻了什么字。我说院子破落，是因为除了正房和东耳房能住人外，西耳房和东西房都不能住人了。大人们开玩笑说，东耳房将来是给哥哥娶媳妇住的，西耳房是给我娶媳妇住的。西耳房缺了门窗，里面靠墙立着一把黄罗伞，不知是什么年代的旧物，也不知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想是哪一代祖上遗留下来的。东房胡乱堆放着柴禾，西房略好些，有门窗，里面有炕，放着一张桌子，好像摆了神龛之类。
正房出厦的檐下，架了两块门板，夏天祖母和我们就常在这上面消夏，消磨光景，夜晚则可看见满天的星光，偶有流星划过，引得我们小孩子一阵惊喜。
院子是青砖墁地还是青砖墁的甬道，我不记得了。院子虽然算不得大，却有三颗树，靠北是两棵枣树，靠西南是一棵杏树。两棵枣树都有花栏池子护着。祖母有一个爱好是养花。东边花栏池子里养了一株无花果，西边挨着杏树排了几盆石榴。天冷后，无花果和石榴都要进屋过冬。石榴养了许多年，进屋后，高可及顶。
院子里那两棵枣树，给我们贫困的生活帮了很大的忙。那两棵枣树的树龄应该很长了，我记得的时候就已经很粗了，那是我的先人栽种的。料想这两棵枣树是在这处院落落成后不久栽种的，这处院落很可能是我的祖父的父亲，也即我的曾祖父所造，这样推算下来，这个院落起码经历了四代，枣树树龄有百年以上是毫无问题的。想当年曾祖父栽下这两棵枣树时，大概心里是不会想到这是在造福于子孙后代，大概也不会想到子孙后代会缅怀先祖，更不会想到子孙后代中会有人感激先祖的福荫。
枣树的树叶碧绿碧绿的，就像绿腊做的似的，非常好看。枣树开的花是黄色的，很小很碎，藏在绿叶中间。我们的小院，春天里杏树开白花，一树繁花挂满枝头；接着是枣树开黄花，像点点黄金缀饰在一树青碧中。花开时节，蜜蜂营营嗡嗡地飞来飞去，一派繁忙景象，小院充满了生命的活力。这样美好的景象深刻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中，历久弥新，就像是好酒似的，越陈越醇香。儿时的生活虽然异常贫寒，但我对我儿时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且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感到欣慰。
枣树结枣子了，开始是小而青的，渐渐长大了，分量重了，风一吹，有的就会从枝头掉落。这样的青枣子，涩得很，是不能吃的，可是祖母却一颗颗检回来，蒸了，剥了皮吃了。蒸过的青枣子，仅仅是不涩了，能下咽了，一点味道都没有。
每年打枣的时候，是最快乐的。仿佛记得打枣的时候要在枣树下铺上一张席子或是一张布单，好收拾枣子。家里有一根很长的木杆子，是专门用来打枣用的，平时放在空家里，这时也拿出来了。母亲举起杆子，朝枣树上用力打去，枣子就像雹子一样哗啦啦地落下来。姐姐、我还有外甥，在枣树下检拾枣子，头上、身上受着枣子密集地打击，可是却哈哈地笑着，享受着收获的快乐。
打下来的枣子，收到大笸箩里放在向阳的地方，要晒好多天，直到把枣子晒干，这样才好保存。
父亲会选一些较脆的枣子，装入瓷坛中，淋上白酒，用毛边纸封上口，过个半月二十天，就做成了酒枣。据说父亲不胜酒力，吃酒枣也会醉。
家里有了枣子，就好像有了小孩的零食，我饿了，母亲就会抓一把枣给我。我有时候嫌炒黄豆没味道，就就上枣子一起吃，觉得格外香甜。
母亲连长了虫的蛆枣也舍不得扔掉，刨开来把核和蛆屎去掉（蛆枣的核和肉是完全分离的，很容易就去掉了），拿剪子把两半枣子再剪碎，和玉茭面搅在一起，蒸成窝窝。这样的玉茭面窝窝好吃多了。
可能因为枣子是自家树上结的，而且每年收获的也不算少，因此母亲在做枣子食品时，一改俭约的习惯而颇有些“奢侈”了。如蒸枣山，枣子密密地排布着，白的是面，红的是枣子，好像装饰画，煞是好看；切开来，枣香飘逸，真是令人口齿生津。
母亲还会做枣糕，这也是我喜欢吃的。本地的黄米分软硬两种，硬黄米面能做凉粉，软黄米面做的糕那是别的地方难以比拟的，特别软。当地但凡婚丧嫁娶请客吃饭之类，一般都是擦糕馍馍待客。客人手拿馍馍，因为那糕软得要流，只能把糕放在馍馍上，一口馍馍，一口擦糕，吃得十分惬意。所以叫擦糕，因为这糕并不是在油里炸的（没有那么多油），只是在锅底倒了少量的油，糕在锅底油里擦来擦去而已。糕里一般也不包馅，只是像手掌般厚薄的片。我不喜欢吃这种擦糕。
包馅的糕，我喜欢吃枣糕和菜糕。我记得母亲做枣馅的情形是，把枣放在锅里煮，等枣子煮软了，把水滗出，就着锅底，碾压枣子，把核挤出来，只剩枣肉就行了。枣糕是格外香甜的，能吃得很饱。菜糕包的就是白萝卜馅，吃了也不腻。当然这只是过年过节时的吃食，或者是亲戚家做事宴的待客饭，平时是吃不上的。
我家那棵歪脖老杏树大概是和枣树同时种下的，跟枣树粗细差不多。不知什么原因，老杏树没有长挺拔，在长到一人来高的时候，就横斜着长了，可是它的枝干依然长过了房顶。整个春夏，老杏树一树的像小儿手掌的绿叶子，摇摇曳曳，婆婆娑娑，给了我们多少快乐！因为它长了个歪脖子，容易爬上爬下，我小时候经常爬上去，坐在树上玩耍。哥哥则喜欢用彈弓弹射躲藏在密叶间的麻雀。结出杏子了，麻雀会来偷吃。我们的老杏树结的杏是甜核的，很好吃，周围的人都知道。想不到这却成了它后来被劫掠的根由。
我还从三大娘院子里移栽来一棵香椿苗。我注意到三大娘家的老香椿树的周围，开春时会从土里钻出来小树苗，我选中了一棵，决定移来。我先在西小院子当地挖了一个树坑。听大人们说，移树要等到下雨天，移来的树才能活，我就耐心地等待下雨天。终于有一天下雨了，我戴了草帽，兴致勃勃地从三大娘家把小香椿树苗挖出来，跑回家，把它安置在早已挖好的树坑里，填好土，用脚把土踩瓷实了，浇了水，又在小树苗的周围垒了几块砖头，以防止鸡啊猫啊伤害它。做完这一切，我心满意足了。
过了几天，只听母亲与三大娘说，想不到他栽的香椿树活了。原来大人们只当我是在玩耍。
我知道我的小香椿树活了，长高了一些，但我很快就离开家乡了。我没有看到小香椿树成长的过程。
一九六零年母亲去世后，我和哥哥曾回了趟老家，那次回去，等于是与老家的诀别。院落依然，可是院子里甚至正房中都堆满了生产队的柴草，人根本进不去。去见了生产队的头目，让他把柴草清理出去，我们才得以踏进自家的家门。就是在那次，我看见了我视为亲密朋友的两棵枣树，我的可爱的老歪脖杏树，看见了我亲手移植的香椿树，它挺拔地站立在西小院子里，有人的胳膊粗细，已经远远地高出了房檐，心里的欣喜真是不可言说。
自从移植了这棵香椿树，又亲见它长过了房顶，心里从此有了一个香椿树的情结，每见有香椿苗卖，自然想到自己亲手栽种的那棵香椿树。我希望它长得高大挺拔，枝繁叶茂，永远挺立在我们的院落中。
但这个美好的愿望还是彻底破灭了。祖宅年久失修，日见倒塌破败，父亲不得已以极低的价格变卖了。一九七三年我回乡探望被下放的父亲，有一天，我和父亲不知为了什么事上了房，我探头看望我们的祖宅，父亲幽幽地说：“不用看了，是人家的了。”祖宅已被全部拆毁重建，只看见几间平不踏的房子，留在印象中的那个精致的四合院荡然无存，我们的祖宅化为乌有了。两棵枣树寂寞地相对望着，没有了脚下的花栏池，显得那么寒酸，失去了往日的器宇轩昂，精神抖擞。老歪脖杏树呢？那棵年轻的香椿树呢？没有了，不存在了，被刽子手残害了。
那个我整个童年生活在其中的美丽小院没有了，失去了，我回不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