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那条著名的“非洲街”，正在悄悄地散场。

曾经，广州的三元里和小北，是很多非洲兄弟在中国的“应许之地”。

尼日利亚、加纳、马里的老板们，在这里聚拢、扎根，把手机、衣服、日用品卖回遥远的家乡。那里的空气和西非一样湿热，街头巷尾都是熟悉的乡音和身影，人们一度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

大家亲切地称它为“非洲街”或“巧克力城”。

但从2022年开始，一切都变了。

人潮在退去，店铺在关门。这不是因为别的，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字：钱。

房租，在短短三年里，翻了一倍。一个档口，从前可能还能咬咬牙，现在直接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更要命的是，线下的客人越来越少。国内的买家逛淘宝、刷拼多多，谁还来实体店里一件件挑？曾经赖以为生的客流，被看不见的数字洪流冲刷得一干二净。

签证续签的流程变得繁琐，邻里之间的摩擦也多了起来。那种“来了就是自己人”的亲切感，好像也在慢慢消失。

撑不住了，真的撑不住了。梦醒了。

生意人的字典里，没有那么多愁善感。广州待不下去了，那就换个地方。

下一个目的地，指向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城市：义乌。

为什么是义乌？答案同样简单粗暴：便宜。

LED灯、塑料盆、小五金……这些非洲商人最爱倒腾的“硬通货”，在义乌的价格，可能只有广州的一半。

运费也更低。从义乌发一个集装箱到拉各斯或者内罗毕，成本能比广州省下至少三成。

对于一笔笔订单利润本就微薄的小商户来说，这每一分省下来的钱，都是实实在在的命脉。

一场无声的迁徙开始了。

2023年，从广州转战义乌并注册个体户的非洲商人，数量增加了五成以上。他们拖着行李箱，带着翻译，一头扎进了义乌国际商贸城那个巨大无比的“世界超市”。

说实话，义乌没有给这些远道而来的客商任何“超国民待遇”。

这里成功的秘诀，恰恰是它的“一视同仁”和“简单规则”。

语言沟通方便，通关速度快得惊人，仓库租赁极其灵活。最核心的，是这里保留着一种原始、高效的商业模式：“前店后仓”。楼上是几平米的店铺，楼下就是仓库，打包、发货，一气呵成。

这恰好戳中了非洲商人们的痛点。

反观广州，这几年的“精细化管理”，在很多小商户眼中，却变成了复杂的流程和更高的门槛。他们要的不是高大上的规划，而是快速的周转和微薄但稳定的利润。

义乌，恰好就是为此而生的。一个个不起眼的小摊位，一单单金额不大的零散订单，共同构成了这个商业帝国最坚实的底座。

2024年，义乌对非洲的出口额超过200亿，其中八成，都是这些非洲老板们一笔一笔“蚂蚁搬家”式地搬回去的。

这场“非洲商人东迁记”，背后没有规划，没有引导，只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推动——市场。

水往低处流，生意人往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地方去。这是千古不变的商业铁律。

广州曾经靠着港口和批发市场的先发优势，建立了一个时代。但当整个外贸的逻辑，从“谁有港口”变成“谁的供应链效率更高”时，游戏规则就变了。

义乌用它的数字系统、中欧班列和极致的成本控制，给所有外贸人上了一课。

当你去义乌的街头，看到那些皮肤黝黑的老板们，自己带着计算器和厂家讨价还价，自己打包贴单，你就知道，他们不是来旅游的，他们是来拼命的。

广州的“非洲街”，或许承载了一代人的记忆和情感。但商业终究是商业，它冷静、精确，甚至有点冷酷。

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商业社区，被一个效率至上的贸易枢纽所取代，这到底是一种必然的进化，还是一种无奈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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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

第一财经：《告别广州“非洲街”，他们去义乌搞钱》

界面新闻：《为什么非洲商人正在“抛弃”广州，涌入义乌？》

新周刊：《非洲人“逃离”广州，只是搞钱的另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