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人提起“省会”两个字，嘴角会微微往下撇，像碰到一块嚼不烂的牛皮糖——滋味还在，牙缝已经塞满。倒不是非要争个名头，只是那股“明明我先来”的委屈，隔了百年仍带酸。

唐朝862年，岭南西道挂牌，邕州（今南宁）第一次坐上C位，可屁股还没捂热，宋代就把治所搬到桂州（今桂林）。这一搬，桂林连坐了九百年“冷板凳”——冷是冷，却是镶金嵌玉的冷。明清两代，桂林的贡院、衙门、驿道，比漓江的弯还多，文人武将一波波来打卡，留下摩崖石刻比菜市场招牌还密。

直到1885年，镇南关外炮声一响，法国人把大炮架到自家门口，朝廷才惊觉：桂林离边境五百里，军报跑死三匹马，南宁离边境两百里，走路才喘两口。于是清末十年，边境47座炮台，八成围着南宁长蘑菇。地缘这把尺子，第一次量出省会的新坐标。

1912年，陆荣廷带着桂南商绅的请愿书——73%的签名带着邕州口音——把省府大印抱回南宁。老陆留了个心眼：财政厅、教育厅暂时留守桂林，两城同时上班，像一对分居的夫妻，锅碗瓢盆各用各的。桂林人自嘲：省会跑了，留下一桌半凉的席，筷子还得继续摆。

真正的耳光来自1939年。日军从钦州登陆，南宁18天陷落，桂林却靠喀斯特的石头缝硬撑一个月，成了西南抗战的指挥堡。省府又搬回桂林，像浪子回头，还带回一大车档案和机关枪。那一刻，桂林人觉得风水又转回来了，连米粉摊都多放两颗花生。

谁料1958年，一纸民族区域自治文件，把天平彻底压向南宁。壮族人口占38.7%，铁路像扇面一样在南宁摊开：湘桂、黔桂、南昆，三条铁龙交汇，铝土矿在平果山肚里闪着银光。数据最无情：1958年南宁GDP只占全区12%，2022年涨到21%，每五个广西钢镚，就有一枚落进邕江。

柳州和梧州只能半夜翻旧账。1932年省政改革草案写着“柳江中游最宜设治”，1947年参议会投票，柳州拿到27%的同情分，可终究差一把火。梧州更委屈：1927年前，广西九成的外贸银圆经西江叮叮当当流进梧州港，如今却连“候补”名单都挤不进。

说到底，广西这盘棋，下的是边疆、民族、交通、产业四色子。桂林握着文化、山水、抗战记忆三张王牌，却缺一张“向海”的通行证；南宁把铁路、港口、东盟博览会往桌上一拍，等于甩出同花顺。至于柳州，工业骨骼硬朗，却偏居黔桂湘交界；梧州，粤语口音比南宁还广州，可西江航道一年年淤浅，船笛声越来越稀。

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列车从南宁一路冲向北部湾，桂林的漓江游船依旧塞满自拍杆。两座城市，一个负责把广西推向世界，一个负责让世界记住广西。省会之争，没有输家，只是分工不同：南宁像前厅的吊灯，亮得晃眼；桂林是后院的老桂花，香得隐约。

偶尔，桂林老巷里的米粉店老板还会嘟囔：要是当年不走，现在收门票的就不是靖江王府，而是省府大院。话没说完，手起勺落，卤汁浇下去，一切归于一碗粉的热气——争啥子争，先吃饱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