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最新款的iPhone在越南卖9000块,在深圳只卖7000块,我那个越南朋友阿芳却说,她感觉自己被“骗”惨了。
这听起来很怪,对吧?
一个从人均GDP三四千美金国家来的人,到了人均GDP一万多美金的国家,看到更便宜的商品,第一反应不是捡到宝,而是感觉“上当”。
我一开始也想不通,以为她是在开玩笑,直到我陪她在深圳的街头走了一整天,才慢慢明白她那种“幻灭感”从何而来。
阿芳来越南之前,对中国的印象基本来自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在胡志明市时,我给她讲的各种故事;另一部分,是她手机里刷不完的抖音。
在她的想象里,中国是一个“超级便利、物美价廉”的魔幻国度。
她看视频里,外卖小哥半小时就能把火锅送到家;看直播间里,9块9包邮的漂亮衣服堆成山;看美食探店,几十块就能吃一顿丰盛到夸张的海鲜自助。
她拿着自己在胡志明市一个月接近两千万越南盾(差不多五千多人民币)的白领工资,盘算着来中国能过上什么样的“神仙日子”。
“你们一部最新款手机只要7000块,我们这边官方店要卖到3300万盾,算下来差不多9000人民币了。你们真幸福。”
这是她出发前给我发的消息。
结果,当她真的站到深圳华强北的街头,看着满眼的人潮和巨大的电子屏幕,那种“幸福感”瞬间就碎了。

一、那个叫“月薪”的坐标系,才是真正的价格标签
阿芳的第一个困惑,就来自这部手机。
没错,绝对价格上,中国是便宜。但她很快发现了一个让她无法理解的现象:她身边那些看起来和她年纪相仿的中国年轻人,聊起换手机这件事,态度轻描淡写,就像换一件衣服。
“我同事存了三个月钱才敢买,”她小声对我说,“但在你们这,好像刚毕业的实习生都能轻松拥有一部。”
我只好给她算一笔账。
在胡志明市,一个大学毕业生,起薪大概在900万-1200万盾(约2400-3200元人民币)。一部9000块的手机,意味着不吃不喝三到四个月的全部收入。
而在深圳,一个应届生,就算起薪只有七八千,一部7000块的手机也只是一个月的工资。对于工作几年、月薪一万五以上的白领来说,那更是半个月都不到的收入。
“看,问题不在这7000块的标价,而在于这个标价在你们的‘月薪坐标系’里,处在什么位置。”我告诉她。
对越南的中产家庭来说,买一部苹果旗舰机,是一项需要家庭会议讨论、需要分期付款的“大额支出”。他们会给手机套上最厚的壳,贴上最贵的膜,小心翼翼用上好几年。
但在中国的一线城市,它更多是一种“快消电子产品”。
这种冲击感,从手机延伸到她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
我们去喝奶茶,一杯要20多块。阿芳掏出手机换算了半天,惊呼:“7万多盾!我在胡志-明市可以喝三杯了!”
确实,在越南,一杯用料扎实的奶茶,价格普遍在2万-3.5万盾(约5-10元人民币)。遍布街角的咖啡摊,一杯浓郁的冰咖啡更是只要1.5万盾(不到5块钱)。
她看着深圳购物中心里排队买奶茶的年轻人,每个人脸上都没有丝毫犹豫,仿佛这20多块钱只是口袋里的零钱。
“你们……都不用算一下吗?”她问我。
我笑了,怎么解释呢?对一个月薪一万的人来说,一杯20块的奶茶,就好像一个月薪五千的人,买一杯10块的饮料。感觉上,确实没那么“肉痛”。
我们去吃饭,随便进一家装修不错的商场餐厅,人均消费轻松破百。阿芳看着菜单,又开始默默心算。
“一盘炒牛肉要88块?换算过来差不多30万盾了。这个价格,我们可以在胡志明最好的餐厅请客了。”
我带她去吃城中村的猪脚饭,18块一份,有肉有菜有汤。这下她总算感觉“正常”了。可抬头一看,周围全是步履匆匆的上班族,每个人都在10分钟内扒完一盘饭,然后立刻起身离开,奔赴下一个工作现场。
那种快节奏带来的压迫感,让她感觉这碗饭也吃不安稳。
“在越南,我们中午会花一个小时,慢慢吃一碗牛肉粉,再喝杯咖啡,和同事聊聊天。”
那一刻我好像懂了,她所谓的“上当”,不是价格欺骗,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错位感”。
在中国,你想享受越南那种便宜又悠闲的慢生活,比如在路边摊花几块钱吃点小吃,然后找个地方坐一下午,是很难的。尤其是在深圳这样的城市。
而你想体验中国这种高效、便捷、物质丰富的快生活,你又必须拥有和这个节奏匹配的收入水平。
对于月薪5000的她来说,深圳的人均消费水平,让她感觉自己像个“穷人”,处处捉襟见肘。而这种感觉,是她在胡志明市从未体验过的。
二、隐形的“工业剪刀差”,决定了你的购物车
阿芳的第二个困惑,是关于“世界工厂”的迷思。
“我知道中国是世界工厂,我穿的耐克、我用的锅,很多都是‘Made in China’。我以为在中国买这些东西会非常非常便宜。”
这个逻辑没错,但也不全对。
我带她逛了名创优品,里面的小东西让她大开眼界。一个10块钱的数据线、15块的香薰、20块的抱枕,质量看起来还相当不错。
“这些东西,如果出现在我们那边的超市,价格至少翻一倍。”她一边逛一边感叹,购物车很快就堆满了。
然后,我带她打开了淘宝和拼多多。
当她看到一个手机壳可以卖到3块钱包邮,一件T恤只要19块9,一箱24瓶的矿泉水只卖20块钱时,她彻底震惊了。
“这……商家不会亏本吗?邮费都不够吧?”
我向她解释中国的“大规模工业化”和“极致内卷的电商物流体系”。在这里,规模可以摊平一切成本。一个工厂一天生产一百万个手机壳,每个成本就能压到几毛钱。
一个快递公司一天处理几千万个包裹,每单的物流成本也能降到不可思议的水平。
这是中国的优势,是完整产业链带来的巨大红利。在日用小商品和基础服装领域,中国的价格确实有“碾压性”的优势。

但故事还有另一面。
我带她去看了家电。一台在中国卖3000块的品牌电视,在越南可能卖到4500块。原因很简单:关税、物流、经销商层层加价。
这部分,符合她“中国便宜”的预期。
可当我们去看一些国际品牌的化妆品、奢侈品时,她发现价格和越南竟然差不多,甚至因为越南机场免税店的存在,某些东西在越南买反而更划算。
最让她不解的是汽车。
她指着马路上一辆常见的本田CR-V问我多少钱,我说:“大概20万人民币左右吧。”
她眼睛瞪大了:“在越南,这辆车办下来要超过10亿盾,差不多30万人民币了!”
没错,因为高昂的进口税和特别消费税,汽车在越南是名副其实的“奢侈品”。一辆在中国20万的车,在越南卖30万是常态;一辆100万的豪车,到越南可能就要250万。
这让她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割裂感:
在中国,买一个手机壳、一件T恤,感觉像不要钱;
但买一杯奶茶、下一次馆子,又感觉贵到肉痛;
而买一辆车,又觉得便宜到像“白送”。
这种价格体系上的“混乱感”,让她过去那种“什么贵、什么便宜”的价值锚点完全失效了。
我总结给她听:
“你看,中国强在‘全产业链制造’。所以,从原材料到成品都在国内搞定的东西,比如日用品、基础服装、家电,我们可以做到全球最低价。拼多多就是这个逻辑的极致体现。”
“但越南不一样,越南的优势是‘劳动力成本’和‘贸易政策’,它是一个‘超级中转站’和‘最终组装厂’。很多零部件是进口的,所以工业品成本降不下来。但它自己的农产品,比如咖啡、水果、大米,又非常便宜。”
“所以,你在中国会觉得,‘吃’和‘服务’这些依赖人工的东西很贵,但‘用’的东西,尤其是工业品,很便宜。而在越南,刚好反过来,‘吃’很便宜,但‘用’的工业品很贵。”
阿芳听完,若有所思点点头:“我好像明白了。我们是用便宜的食物,去供养一个昂贵的工业品生活。而你们,是用便宜的工业品,去支撑一个昂贵的城市服务生活。”
这个总结,我觉得非常到位。
三、那个看不见的“数字幽灵”,支配着这里的一切
阿芳在中国的第三个冲击,来自一种无处不在、却又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数字化。
第一天晚上,我们走在街上,她渴了想买水。路边有一排自动贩卖机,她很自然走过去,然后愣住了。
机器上没有投币口,只有一个二维码。
她想去便利店买,收银员指着柜台上的二维码说:“扫这里。”她掏出钱包里的越南盾,收银员摆摆手,一脸茫然。
我赶紧用我的手机帮她付了款。
“你们……都不用现金吗?”她感觉不可思议。
我说:“不是不用,是大部分时候用不上。我钱包里可能就几十块零钱,放了一个月都没花出去。”
这种“无现金”社会带来的震撼,是全方位的。
吃饭不用带钱包,坐地铁不用买票,骑共享单车不用办卡,甚至在路边买一个烤红薯,老大爷都会从围裙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二维码让你扫。

一开始,阿芳觉得这“酷毙了”。
她说:“太方便了,简直像生活在科幻电影里。”
但很快,她就感觉到了这种“方便”背后的另一面——一种被“数字幽灵”支配的无力感。
没有中国的手机号,她注册不了任何APP。
没有中国的银行卡,她绑定不了微信和支付宝。
没有微信和支付宝,她就像一个“数字难民”,寸步难行。她无法点外卖,无法打车,无法在网上买任何东西。她感觉自己被隔绝在一个透明的罩子里,能看见外面世界的精彩,却怎么也融不进去。
“在越南,就算我手机没电了,我口袋里有钱,我就可以活下去。吃饭、打车、购物,什么都可以。”她说,“但在中国,如果手机没电,我感觉自己会死。”
这种依赖,让她感到一丝恐惧。
更让她感到文化冲击的,是这种数字化对“人际关系”的重塑。
我们去一家餐厅吃饭,没有服务员过来点餐。桌上贴着一个二维码,扫码、选菜、下单、支付,一气呵成。从头到尾,我们只在最后上菜时和人说了一句话。
“好高效,但是……好冷漠。”阿芳评价。
她习惯了越南街头那种充满人情味的互动。买一碗粉,老板会笑着问你要不要多加点葱花;喝一杯咖啡,邻座的陌生人会和你闲聊几句天气。商业交易总是伴随着温暖的社交。
但在中国,尤其是在大城市,效率似乎压倒了一切。APP取代了交谈,算法取代了问候。
有一次,我们想去一个网红景点,我在小红书上搜攻略,看哪个角度拍照好看;用高德地图规划路线,看哪条路最不堵车;用大众点评搜附近美食,看哪家评分最高。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精确高效。
阿芳全程看着我操作,最后幽幽说了一句:“在越南,我们通常是直接打一辆摩托车,告诉司机去哪里,然后一路和他聊天,他会告诉我们哪里最好玩,哪里最好吃。也许他说的不是最好的,但那种感觉很真实。”
我突然意识到,中国的数字化,在提供极致便利的同时,也过滤掉了生活中很多“不确定”的乐趣和“人与人”的直接连接。
阿-芳所感到的“上当”,深层次上,是她所习惯的那种充满烟火气、慢悠悠、人情味浓厚的生活方式,在这里被一种高效、冰冷、标准化的数字生活完全颠覆了。
她刷抖音看到的9块9包邮,背后是庞大的数据中心和自动化仓库;她看到的外卖小哥飞速送达,背后是算法对骑手时间的残酷压榨。
她看到了A面,却没看到B面。

四、快节奏的“卷”,与慢节奏的“躺”,是两种人生的开瓶器
在深圳待了一周后,阿芳开始调整她的心态。
她不再简单用“贵”或“便宜”来评价中国。她开始观察,并试图理解这套她起初无法适应的“系统”。
她发现,中国的年轻人,虽然嘴上喊着“躺平”,但身体却比谁都诚实。
地铁里,每个人都戴着耳机,或看网课,或听播客,行色匆匆。咖啡馆里,大部分人都开着笔记本电脑,噼里啪啦敲着键盘,把咖啡馆变成了第二个办公室。写字楼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十一二点。
“你们看起来……好累。”她说。
我告诉她,这就是“卷”。
高薪的背后是高强度的工作,便利的背后是无休止的竞争。你享受到的每一份“红利”,都有人在背后为你“负重前行”,甚至你自己,就是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月薪一万五,让你觉得一杯20块的奶茶很轻松。但为了这一万五,你可能需要每天工作12个小时,时刻担心被更年轻、更能干的后浪取代。
相比之下,她回想起自己在胡志明市的生活。
早上八点半上班,不紧不慢。中午一个半小时的午休,足够吃顿饭再打个盹。下午五点准时下班,和朋友约着去郡一喝一杯,或者去范五老街感受热闹的气氛。
没有那么高的薪水,买不起最新款的电子产品,出门可能会堵车,办事效率可能有点低。
但是,压力也小很多。
人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浪费”在与家人朋友的相处上,可以浪费在街边无所事事的闲聊里。
“我终于明白了。”离开中国前,阿芳对我说。
“我没有‘上当’。我只是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你们用‘时间’和‘奋斗’,换来了一个物质极其丰富、效率极高的社会。而我们,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用‘物质’的相对匮乏,换来了一点点‘时间’上的奢侈。”
她问我:“你觉得哪种更好?”
我摇摇头:“没有哪个更好。就像开瓶器,有手动的,有电动的,都能打开酒瓶。只是选择不同,过程不同,感受也不同而已。”
中国的年轻人,可能羡慕越南那种阳光灿烂、无所事事的午后。越南的年轻人,也同样向往中国这种充满机遇、能靠奋斗改变命运的舞台。

阿芳的“上当记”,其实是全球化时代一个非常有趣的缩影。
信息的高速流动,让我们可以轻易窥见另一个国家的光鲜亮丽。但物理的距离和现实的壁垒,又让我们无法真正理解那种光鲜背后的全部肌理。
她带着对“9块9包邮”的美好想象而来,最终却在“20块一杯的奶茶”面前感到了幻灭。
但这场幻灭,对她来说未必是坏事。
她看到了一个更真实、更立体,也更复杂的中国。一个不仅有抖音滤镜,更有柴米油盐的中国;一个不仅有宏大叙事,更有个体奋斗与挣扎的中国。
她回去后,或许依然会觉得越南的牛肉粉最好吃,依然会抱怨越南的网速太慢。
但当她再看到同事为了买一部新手机而兴奋好几个月时,她可能会多一份理解。
当她再刷到中国直播间里那些不可思议的低价商品时,她脑海里可能会浮现出深圳地铁里那些年轻而疲惫的面孔。
她会明白,每一个标价背后,都隐藏着一套截然不同的社会运转逻辑和生活价值取向。
所谓的“便宜”与“昂贵”,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
它是一道深刻的社会学命题。

给越南朋友的中国旅行Tips:
1. 关于钱:来中国前,不要只换算汇率,更要了解当地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做好心理准备,在中国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的生活成本,特别是餐饮和服务消费,可能比你想象中高很多。
2. 拥抱数字支付:现金在中国大城市几乎“寸步难行”。来之前,想办法办理一张中国的银行卡并绑定微信支付(WeChat Pay)和支付宝(Alipay),这是在中国生存的必备技能。或者让你的中国朋友帮你,否则会非常不便。
吃饭购物:大众点评(找餐厅)、美团(外卖和团购)。通讯:)。翻译:百度翻译或有道翻译官,支持实时语音和拍照翻译。
4. 感受“中国速度”:中国的物流和交通系统非常发达。体验一下高铁,感受几个小时就能跨越上千公里的速度。在网上买点东西,体验一下“次日达”甚至“半日达”的快递服务。
5. 理解“价格分层”:中国的商品价格非常“分化”。在拼多多和淘宝特价版上,你可以找到极其便宜的日用品。但在商场和精品店,价格可能和国际接轨甚至更高。
学会使用不同的购物渠道,可以帮你更好地控制预算。
6. 文化心态准备:做好迎接快节奏的准备。人们走路很快,吃饭很快,一切都很讲效率。同时,公共场合可能比较喧闹,这是中国社会充满活力的一面,试着去适应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