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蓝色水波之上，一架红白双色、十五座的小型水上飞机缓缓摇摆着，像一只张开巨翼的海鸟，撑开细足踩在两只小船上，在起飞前努力保持平衡。
晒足了日光浴的度假村客人们，一个个从我们面前走过，偶尔有人伸出手握手道别。“谢谢，这是我们这辈子度过的最美的假日。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 未开口说话的人，脸上也写着对即将离开的不舍。然后他们扶着飞行员的手，登几步梯子进入机舱。
飞机开始向前滑行，在印度洋海面上拉出两道巨大的白浪。机翼下的窗户里透出一张张紧贴玻璃的面孔，渴望在最后的时刻将一切留在眼底：无云的湛蓝天空下，层层渐变的海面，就像在白色细沙上洒满流动的剔透的绿色水晶、温润的孔雀石、还有各种色调的蓝宝石，它们折射着光，呈现出令词汇都显得黯淡的色彩。坐落在这片环礁湖中的小岛，如海中诞生的优雅生物，拖着几串“长尾”——那是钻进珊瑚礁的木栈桥，连接着风光片中标志性的海洋别墅。
这正是几个月前，我第一次在阳光下见到的马尔代夫，美得就像梦境一般。
只是梦会醒来。此刻，我裹在一身鲜艳的化纤酒店制服里，黏糊糊的后背，肿胀的双腿，还要挤出一个清爽的职业微笑。身旁的同事排成整齐的一列，像摆拍背景板中的雕像：摆手、微笑。站在我身边的韩国同事智恩把“再见”说出了声，挥动的手臂朝我的面颊送来一缕几乎察觉不到的热风。
飞机从海面升起，在一片蓝色中渐渐远去。站在扶桑岛度假村码头上送行的一行人，绷紧的弦一般被瞬间松开。我伸手去拍智恩的肩膀，正准备在她耳边轻喊一声“解放了”，Maria 的声音凉凉地截住了我们：“姑娘们，你们头上的花已经蔫了。”
Maria 微仰起下巴，微笑的弧度恰到好处。夹在她梳得分毫不乱的短发上，一朵花瓣舒展的粉色扶桑，显然刚摘下来不久，和她釉红的唇彩、干爽的面颊一样无可挑剔。身为前台经理，她的确以身作则，是优雅女性的典范。“记住，前台是度假村的门面。”
我一把摸下插在脑后发髻里的扶桑花——经过一天的暴晒早就萎靡闭合了。我嘟囔了一句“知道了”，又冲智恩眨眨眼，轻声说“我先下班啦”，然后在辐射着热气的栈桥和沙地一路快走，将Maria 欲言又止的眼神留在脑后。
扶桑岛沿岸茂盛的印度桐棉和椰子树撒下片片阴影。岛两侧的酒吧里传来节奏轻柔的音乐，客人们喝着冰饮，休闲地拍着照。有人趴在无边泳池边望着大海，然后一转身，像一条人鱼在泳池里扑腾起快乐的水花。
经过酒店大堂、主餐厅和旅游商店，继续沿着岛中央的主道走一会儿，两道高高的灰色水泥墙出现在茂密的灌木丛后。我推开墙中间标示着“仅限员工出入”的木门，瞬间从宝石般多彩的假日风光踏进属于我的现实。
除了几位高位阶经理外，三百多位工作人员都挤在这围墙之后的员工区里。宿舍楼、食堂、洗衣房，女性禁入的穆斯林祈祷室，还有墙上钉几片木板就是货架的小卖部。唯一的娱乐场所是四方盒子般的员工酒吧和一个放置了一台电视和几张桌椅的活动室。高墙之后看不到马尔代夫的海，夜晚也听不到海浪声。在迷人的天堂海岛上，碧浪白沙是属于客人的，下班后的我们只能从员工区的一角走到另一角。
女生楼下的空地前，几个男性员工围坐在几把塑料椅子上抽烟，说着我听不懂的迪维希语。我假装没看到他们上下打量的眼神，快步跑上二楼。
今晚是和室友约好聚会的日子，谁都别想扰乱我的心情。
2
我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呢？本来想在床上趴一会儿让双腿血液倒流，放松站了一天后酸痛的脊背，然后就起来洗澡换衣服，没想到闭了一下眼，就掉进了无意识的黑洞。
房间里暗沉沉的辨不清时间。唯一的自然光来自靠近天花板位置的玻璃窗，只有一片枕头大小的开口，吝啬得让人怀疑玻璃在这里是一种奢侈品。又或者这是为了保护女员工的安全，防止有人夜半翻窗？毕竟岛上员工的男女比例是10:1。
我陷在皱成一团的被单里不想动弹。浑身被包裹在混合了汗水的咖喱味里，曾去过员工食堂的证据。皮肤不知道什么原因又过敏了，颈脖上起了细小发痒的疹子。就像夏季里的阵雨，假如不动手挠，很快就会来了又去吧。不记得连续工作多少天了。在上班时间里努力微笑了九小时，现在就允许自己像烂泥一样自暴自弃一会儿吧。反正手边待机的电脑屏幕上，我等待的聊天头像还没有亮起来。
上一次实时对话是什么时候的事了？相隔着安达曼海、泰国湾和南海的他，此刻在那一端做着什么？
从科伦坡转机的航班终于抵达了马累国际机场。入夜了，简陋的入境厅里人影绰绰。白日留下的燥热附着湿气。空气里弥漫着海洋发酵的味道。
在面目模糊的人形衣衫的移动中，我一眼看到了他。当那张我思念了很久的面孔绽开笑容，那一瞬间，除了他以外的一切，都成了无序颗粒密布的远景。
我忽然感到不知所措。过去的几周，我几乎每天都在网上告知他自己的行程。我告诉他，我从上海出发了。从重庆飞到了昆明。昆明入境老挝坐了卧铺。在曼谷的网吧里，我定好了会从科伦坡转机的最后一程。然而当终于面对面、他变得触手可及时，我却犹豫着该说什么，才配得上在我们的恋爱史中，这个将被定义为历史性时刻的节点。
顷刻间，J已经走到我的面前。他突然双腿跪在地上，俯下身，毫不犹豫地亲吻了我的脚面。
仿佛有电流从胸腔向上蔓延，翻滚的血液涌上我的脸颊。我慌忙伸手去抓他的肩头。我听到自己被压在喉头的、发着颤的声音：“天哪，快站起来！” 这竟然成了分别一年以后，我面对他说出口的第一句话。在网上聊天的时候，他说再次见面时会跪下吻我的脚。本来以为是在开玩笑，没想到他真的去做了。
我把脸埋在J 的胸前，鼻尖触到他衬衫领口露出的皮肤。那活生生、热腾腾的气息让我好像回到了我们在上海约会时的一年多时光。
一年前，J突发急病，听从医生的建议回老家英国动手术，然后是他漫长的疗养和我们跨越两国的距离。J在马尔代夫找到一家杂志社的工作时，我也刚忿然裸辞，离开了一家会叫节目组女员工陪客户喝酒的传媒公司。
我对未来没有太多预设。工作了四五年的电视制作行业让我感到厌倦。我想见他。
只是，在马尔代夫重逢不久后，J的工作又发事变。他面试得到一份香港的新工作，而我已经开始在扶桑岛度假村上岗。童话故事里的“Happy ever after” ，是因为主人公们永远不需要为付房租、办工签发愁啊。
上海到伦敦。马尔代夫到香港。时差从七、八小时缩减到三小时。然而我们仍活在互相平行的时间轴上。我总是上清晨五点就要起床的大早班，遵循伊斯兰教法，工作六天换一天休息日。他总是在加班，或下班后参加各种公关媒体的派对和社交活动。偶尔同时上线的日子，其中一人很快又会因各种原因下线。
“在一起”这三个字，就像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在我们向前走的时候，那座可以滋养干涸的绿洲也在不断地前移。分开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想到两人的未来，他也会像我一样深深地感到不安吗？
J 的头像在屏幕上沉默着，一动不动。房间里唯一的声响来自头顶狂吐冷气的空调，呼呼叫嚣着，吞没了我一个个无足轻重的叹息。
我从床上撑着坐起来。视线正对靠墙的双开门衣柜，是宿舍三人合用的。挂在柜门把手上的铁丝衣架上，有几件室友在阴干的内衣。
未来是抽象而不确定的。确定的只有眼前的这十来平米和三张单人床，以及三个分别从中国、日本和韩国来的女孩儿——都是二十五六岁的年龄，第一次离开祖国在海外工作。
3
门砰的一声推开了。“我们回来啦！” 智恩和日本姑娘美都一起走了进来。
智恩把手里提着的巨大购物袋放在地上，发出一声哐当的闷响。她笑着对我说： “看看里面是什么？”
敞开的袋里，一个个黄铜色的圆顶、森林绿的罐身，摞成了一大垛。是员工酒吧卖的容量330毫升一罐的欧洲啤酒。
“你怎么办到的！” 我惊呼。
几天前，我刚大闹过员工酒吧。看到法国行政总厨从吧台买了一瓶伏特加，装进纸袋走出大门，我随即拿着从HR那里一美元一张买来的一小叠兑酒券，跟酒保说，全买啤酒，不用开罐，我要带走。酒吧回答，不可以把酒拿出去。
扶桑岛酒店百分之七、八十的员工都是国教为伊斯兰教的马尔代夫本地人，官方禁止饮酒。我们这些非穆斯林的外国员工，从一开始就也接受了这项“只能在酒吧内部喝酒”的规定。所谓入乡随俗、尊重他国文化；即使马尔代夫的酒店向各国客人供应酒精和猪肉，赚足全球经济的红利。
我指着行政总厨刚刚离去的大门问，这是什么规定？可以解释一下吗？
矮墩墩的酒保，穿着天蓝色白点的短袖制服。大概因为是对员工服务，他的胸前也没有名牌。就像一堵敦实的灰色水泥墙，职责是围栏、隔断，他面无表情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拿起抹布开始擦吧台。任我一遍遍要求他解释规则为什么因人而异，酒保始终紧闭着嘴，双眼黏在了被水渍、酒渍层层覆盖的玻璃台面上。
智恩得意地笑起来。 “那个酒保休假了，临时代班的是朋友。”
智恩和美都把她们的床挪到一起，房间中间刚好够三人围坐一圈。我们在地上铺了几张A4纸做餐垫，摆放上从员工小卖部里买的有限的几种零食，薯片、鲮鱼罐头和巧克力，再点上蜡烛。在几件家具的包围中，宿舍派对开始了。
在熄了荧光灯的房间地板上，茶灯烛火摇曳。智恩“偷渡”出来的一大袋啤酒，被我们整齐地摆在地上，组成三乘十的队列，就像三十个站姿端正的战士，有着谁也无法侵犯的气势。我内心感慨，无论是自己坚硬的棱角，还是比智恩更流利的英文，在有些事上毫无用处。
“Maria 今天有没有继续教育你们？” 我问。
“老样子。” 智恩耸耸肩，说，“迎接客人要用鲜花，我们头上要插鲜花，岛上的花丛都快被我们摘秃了。”
美都补充：“客房部每天也要摘很多花布置床铺。”
我翻了个白眼：“所以我们可能很快要去爬几米高的树采花了。”
笑声像广场上的鸽子，扑闪着翅膀飞起。我们聊工作中的混乱，客人们奇怪的要求，哪个部门又有新员工受不了岛上的生活，试用期未满就离开了。小岛上不存在永远的秘密，八卦和传闻是贫瘠精神生活中必需的盐与糖。
几个月前，智恩还是首尔的一位钢琴老师，美都在东京做办公室白领。我们当然想和经理Maria 一样整天保持优雅从容，前提是能像她一样大部分时间待在阴凉的酒店室内和办公室，只偶尔在重要客人离岛时出来送别。但我们几个GRO（宾客关系专员）不可以。何况在中国客人入住高峰那几个月，日均一百多位中国人，而我是全岛唯一一个说中文的工作人员，所以我更是从容不起来。
“我们坚持了挺久的。” 美都用纸巾擦过易拉罐，递了一圈酒。
“没错！” 我附和着，硬生生咽下后半句：就是每一天都有点难熬。自作振奋的情绪就像是从易拉罐里冲出的气体，短促地爆响，然后消失在地板上方。
智恩举起手，撑开手掌。“看，我的手都变成这样了！” 她那藕节似圆滚滚的手指，在关节处陷下一个个梨涡。来岛上几个月，智恩的体重激增。
美都安慰她：“等离开以后就会瘦下来了。”
我看着美都：“我们三个人里，你的变化最小了。”
美都卷起T恤的短袖边。“不是的，我也晒黑了。”
我灌了一口啤酒。“今天有中国客人说，见到我第一面以为是东南亚人。甚至还有男客人说，变这么黑会找不到男朋友吧！”
我们笑得东倒西歪。美都捂着嘴，睫毛在流海下剧烈地抖动。智恩按着自己的腰，大喊肚子疼。我们笑东亚对雪白肌肤的集体偏执，笑客人无理却自信的提问。直到力气殆尽，宿舍里突然安静下来，只有烛油快燃尽发出的微弱的噼啪声。
“你们后悔来这里吗？” 美都问。
智恩皱着眉叹了口气，侧过身用手挡脸，仰头灌了一口啤酒。
后悔吗？我好像没有认真想过。当我一次次在甲板上迎送清晨最早的一批客人，目睹太阳缓缓初升于宝石般明亮的海面，我都好像在亲历一场奇迹。我为自己能见证并置身于这样的自然之美中感到庆幸。有时我也会想，虽然一天的其它时间都填满了琐碎的工作、人际和生活的烦恼，但能换这一场鬼斧神工的日出似乎也值了。只是假如扶桑岛不是一家马尔代夫公司、而是隶属于更专业和人性化的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就好了。
来扶桑岛工作不久，我就继续留心起本地酒店的招聘信息。上一次休假离岛，我去四季酒店集团下的度假村面试了。同样标榜着五星级，四季的管理和员工条件明显比扶桑岛优秀得多。我留心到那里的员工组成更国际化多元化，他们的员工食堂里甚至还提供港式点心。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吧？” 我犹豫地说，句尾在漆黑深海中游动，无法辨别方向和终点。
月亮已经在扶桑岛上空升起了，尽管从宿舍狭小的窗里看不到月亮。被剪割过的夜空，就像房间这四堵白墙和单人床一样局促，令处境相似的我们更心有戚戚焉。
智恩、美都和我，用被晒得深浅不一的手臂举起啤酒，用三人间唯一能沟通的语言英文宣誓：“我们早晚会离开这座岛。”
这是我们约好了结束每一场派对夜谈的魔法咒语。
4
我在元旦前几天来到扶桑岛度假村。那一年，中国入境游客人数第一次超过了马尔代夫传统的几个西欧国家。中文成了许多度假村紧缺的技能。加上我的简历里还有两年英文节目采访制作的经验，工作语言过关。所以从开始投简历，到签下工作合同，办好工签，然后飞到扶桑岛上正式入职前台部门——短短四周内，生活如走马灯翻转。
上岗培训第一周，我生了一场病，被送回首都马累岛看病。一回来赶上节假日高峰，就像一只步履蹒跚的笨鸭，被匆匆赶上架开工。起初的几周手忙脚乱，但因培训不足一时欠缺的知识和方法都可以边干边学。真正让人感到困扰的却是一些明文规则外的灰色地带。
某天开始，菲律宾籍的经理Maria突然要求我和智恩、美都在客人面前称她Miss，没有客人的时候，可以照以往直呼其名。这件事实在耐人寻味。从我们入职一开始，职场惯例就是同事们不分层级，互相叫对方名字。为什么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Maria突然要求我们在客人面前、要对她使用礼节性称谓？
几天后，智恩在办公室里跟我耳语：“我发现Maria 只对我们三个人提了要求，但是Anna 和Asya 就不用叫她Miss。”
“你确定？” Anna 和Asya是同部门的德语和法语GRO。
智恩点点头。“刚才在一堆客人面前，我听到她们跟Maria 说话，只叫了她的名字。然后我问过Anna了，Maria就是没有对她们作要求。”
我控制不住地从唇缝里吐出一句F 打头的脏话。职位相同的五位外语专员，在这件事上却被经理分成两个等级吗？Anna 是德国人，但讲法语的Asya 是土耳其人。据我所知，土耳其绝大部分在亚洲板块，更何况Asya的名字在土耳其语里的意思就是亚洲。
我憋着一肚子气，在办公桌前的电脑上敲打着键盘，拟写要由客房部发送到全岛客人房间的邀请函：明晚自助餐厅里提供南亚特色美食，还会在沙滩边表演民俗歌舞。“最尊贵的客人，我们诚邀您……” 可笑的是，用英文给客人写通知和信函的任务，每次都交给我这个中文专员，而非讲欧洲语言的Anna 或Asya。大家都认为我的书面英文在五位专员里最好。
不知道什么时候，Maria 回到了办公室，她把几张文件放到我和智恩的手边说：“姑娘们，看一下你们明天的排班，另外——”
我从座位前猛地站起来，椅子差点被撞翻。坐在隔壁的智恩赶紧替我扶住椅子。
我转向Maria，直直看进她的眼睛。“只有我、美都和智恩需要尊称你Miss，Anna 和Asya却不需要吗？”
Maria 瞪大了双眼。她那张永远浮现着蒙娜丽莎式微笑的面孔，瞬间出现了微弱的扭曲，嘴唇翕动了几下，什么音节都没发出。
我等不及，接着朝她发去一串子弹。“你为什么要对我们区别对待？区别对待的标准是什么？”
她猛眨了几下眼，开口说：“你现在是在对我提嗓门吗？”
我瞪着她不回答，然后转头看向办公室远处的天花板一角。
“下班以后来我的办公室。” Maria说完走回自己独间的办公室。
我坐下来把通知写完，反复检查了几遍语法和格式，然后用鼠标按下了打印。看看电脑屏幕上的时间，今天我也超时工作了。再不下班，上司们也不会感激我。和做晚班的智恩交接完工作，我走出办公室，回到宿舍。
我没去见Maria。当天没去，第二、第三天也都没去。起先我还在气头上，后来也开始反思，自己当时的说话态度是不是的确冲了点。可我并不打算为自己对经理提出质疑的行为道歉。
Maria没有再找我谈这件事。我也没有提起。只是我和智恩、美都约定了，除非她对所有人提出统一标准，否则无论在谁面前，她永远只是 Maria。
5
每个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释放压力，填补下班后的无聊和空虚。
智恩每天吃好几条甜到呛喉咙的巧克力：小卖部里卖的嵌着坚果的Mars 或者椰肉丝为馅儿的Bounty。按尺码分发的制服她穿着越来越紧，直到纽扣扣起以后，不时会呼吸不畅。智恩偶然去驻岛医务室领药片来舒缓胃部不适，而爱捏她脸蛋逗她笑的男友Shamim，一个同在前台工作的马尔代夫小伙子，是她精神上的止痛片和安慰剂。
美都本来话就不多，后来变得越来越沉默。下班以后，她经常坐在床边，对着一面圆镜反复勾勒眼线和睫毛。我一度猜想她是不是和智恩一样，同事中出现了喜欢的人。后来才意识到，化上精致的妆容，对美都而言就像是披上盔甲迎接世界。即使下班后她只是和我们一起走出宿舍楼，去十几米外的食堂吃晚饭。小小的宿舍既是关住我们的牢笼，又是在这毫无隐私的小岛上，唯一一处可以安心躲藏的角落。
我缺乏食欲，不太会化妆，防晒霜只顾得上在早班出门前涂抹一次。我好像总是在和人起争执，胸膛里就像有一门储满了火药的大炮，一丁点事件就能点燃引火线。是智恩和美都耐心地陪在我身边，共情我无法控制的愤怒，在我哭泣的时候拍拍我的背，递上纸巾和拥抱。
因为无法选择室友，这种互相尊重信赖、让人舒适的关系实在来之不易，得来是一种幸运。
美都是我们三人中最晚来到扶桑岛的。在她加入我和智恩之前，宿舍第三张床的主人换了又换。最开始被塞进来的是在餐饮部工作的一个印度女孩儿。她上完晚班回来以后，总是在我和智恩试着入睡的时候坐在床上大声打电话。我请她考虑一下室友，关上门去走廊上打。这样的提醒一再发生，我终于忍无可忍，责问她为什么不考虑自己的行为会影响到身边的人。她吼回来，说无所谓，因为她并不是来这里交朋友的。试用期未满，她就离开了度假村。
平静没几天，第三张床又有了新主人，这次是餐饮部新招的俄国女孩儿Alina。
Alina来到的第三个早晨，我又一次浑身打着寒颤醒来，脑袋像注满了水的气球，又沉又胀。壁挂空调在我的床上方，发疯般地朝下吐着冷气。我身上盖着的一条薄薄的棉布被单，凉成了一层冰。
5点。我照例是宿舍里最早起床上早班的人，因为来自中国的国际航班总是最早抵达马累机场。几步走到宿舍另一头，抓起放在写字台上的遥控器。果然，昨天调的25摄氏度，在我和知恩睡着以后，又被Alina调回了遥控器的最下限：17度。
我的鼻子堵塞，喉咙里像是被无数枯草尖刮擦着。想到自己竟然在热带国家冻到扁桃体发炎，而且半小时后要带着这样的状态去迎接客人，佯装幸福和自豪——“欢迎来到美丽的天堂岛国，每天生活在这里的我当然无比快乐”——我的胸腔里升腾起一团火。要不是智恩还在酣睡，简直想把遥控器砸到墙上。狠狠地连按几下，我再次把温度调到25度。
我和Alina 之间不可调和的分歧从第一夜就出现了。从西伯利亚来的Alina坚持，25度太热，她睡不着觉；而过低的冷气会让在长江三角洲长大的我手脚冰凉、感冒头疼。韩国姑娘智恩性格温和、用英语又吵不起架，正如三人地理坐标的中位，她在这场对峙中成了沉默的中立国。
这场宿舍室温之争，和平沟通无解，很快上升到了皮下针尖一样微小、但让人处处抓狂的消极攻击。比如，我从卫生间冲出来，满脸厌恶地对Alina说：你上完大号不冲厕所吗？
Alina反击：那你呢？你每天都不整理床，邋里邋遢！
我：我的床再乱，也是在属于自己的空间。你不冲厕所却恶心到我们所有人！
Alina找不到话反击，摔门离开。
在可以使用逻辑争辩打的仗中，我总是会胜。然而成为赢家那一刻的畅快和得意，很快会被沮丧和自我厌恶替代。又一次把精力和情感耗费在这样小家子气、而非文雅有格调的事上，我正在变成一个越来越可悲的人吗？问题的根源出自环境还是我自身？
在给J 发的短信和邮件里，我好像永远在诉苦。他安慰我说：“试着跳出来看看更大的图景。总有一天你会回头来看现在的生活，明白这段经历的宝贵之处。”
道理我大概都懂，然而格局不能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我去人力资源部请求，把Alina 换去另一个同样偏好严寒环境的宿舍。人事经理用一副“麻烦鬼来了”的表情看着我说，调动宿舍不可能马上发生。
为什么？我追问，同楼层明明还有女生独住一间，为什么非在我们这里塞三个人？看着人事经理鱼嘴般一开一合的厚唇，我渐渐分神，他口中冒出的各种借口和鬼话，变成了一串只有音节、没有意义的空心泡泡。
我开始盘算着下一步做什么。
6
一股热浪从洗衣房的接收窗口扑面而来。里面的几个隔间里，大型洗衣机和烘干机不停转动轰鸣，好像在制造闷雷。有人在机器前来回走动，有人把一大捧白色织物从滚筒里取出，再扔进另一个滚筒。靠墙的一张长桌前，一个精瘦的工作人员从堆成一座小山的织物中抽出一件，麻利地在空中抖开、铺平，然后倾斜着上半身开始熨烫。每个人都仿佛站在一条高速的流水线上，一停下来，就赶不上这个小岛产出脏物的速度。
我搜寻着每一个人的视线，希望有人注意到我。过了一会儿，从里间走出来一个敦实黝黑的工作人员，油亮的额头上布满一层细密的汗珠。他用挂在脖子上的毛巾抹着脸，一边快速打量了我一眼，然后开口说：“今天没轮到前台。”
“不是因为这个……” 我当然熟知每周两次来洗衣房送洗床具衣物的日子，错过了，洗衣房就不接收了。我的手指紧紧捏住制服上衣中间的一粒纽扣。看着他充满疑惑的脸，我用自己能发出的最温柔诚恳的声音问，“能不能多给我一条被单？”
“什么？” 不知是我的声音被滚筒的机械声吞没了，还是因为这个要求太罕见，他无法理解。按规矩，岛上每个员工统一领取床具和制服，送洗一套，再领回另一套。听起来是便于管理、非常合理。
我清了清嗓子，把头凑近窗口，又一词一字地说了一遍。
这时一位洗衣房员工从窗口值班人的身后经过，怀里抱着刚从烘干机里取出的床单，大大一团，就像是蓬松柔软的云朵。好羡慕啊，真想把那热烘烘的云朵搬回宿舍，今晚躲进里面睡个好觉。
我指着那一堆被放在长桌上、等着被熨烫的织物说，“酒店几百个员工，一定会有额外库存、备用的吧？我最近总是会睡感冒。就多给我一条被单不可以吗？拜托你了。”
有人从里间喊了什么，我没听清。值班人扭头看了下，然后转头朝我耸耸肩说，“按规矩就是一人一套。我没权力多给你。” 说完就离开了窗口。
宿舍区的路灯依次亮起来了。有人三三两两地走向洗衣房，都是我不认识的面孔。三百多名员工里，因为工作直接打交道、能叫出名字的不过小几十人。在白日还未降下的热气中，附近传来几个男孩子大声打闹的笑声，他们说着我听不懂的迪维希语或是僧伽罗语。我低头快步走着，逃难一般。除了每周一两次来洗衣房，我很少在这个角落停留，因为再过去就是男性员工的集体宿舍和女性禁入的祈祷室。
我突然很想笑。从大四实习开始就在上海独居生活，在日常吃用上，我从不会委屈自己，现在却为了一条再普通不过的双层棉布被单犯愁。要是岛上能买到毯子，我的自尊也不会允许自己放低姿态去请求别人。
所以，是谁掌握着岛上的冷暖生杀？到底谁才有权力给我一条额外的被单？
“我已经分别跑过人事部和洗衣房了，可是谁也不帮我解决问题。” 我用一只手捏着自己的喉咙，故意咳了两声。“你看，我的嗓子都哑了，这样已经好几天了。” 我穿着行李里能找到的最厚的一件春秋款外套（当初从上海出发时只准备了一路南下来到热带的衣物），和衣又熬过了一晚，而今天我只有一个目标：层层反馈，直到这条无形的权力链上的某个人替我争取来一条被单。
我的直属上司、前台主管Ahmed 站在我面前，他的眉头随着我的话紧紧锁起。我继续说，“现在是中国客人入住的高峰期，你也知道我每天要讲多少话，服务多少人。但是继续这样下去，我不知道哪天会严重到失声。这不是会给前台部门带来巨大的麻烦吗？”
Ahmed眯起眼。
我停顿了一下，时间足以让他想象我生病倒下时可能引发的混乱。然后我理直气壮地说：“既然换不了宿舍，可以多给我一条被单吗？”
Ahmed点点头：“我去问一下。”
几个月里，我在这“天堂海岛”上亲历的生存法则，包括：默默忍受不会让你得到应得的尊重和待遇——规则就像海洋上的季风，经常看人转变方向。我不知道谁才能让风为我而变，所以保险起见，我又在经理Maria 面前重复哭诉了这么一场。
假如有必要，再往上还有驻岛总经理。
那天傍晚，Ahmed把一条雪白的被单交到我的手里。被单被叠得四四方方，还有刚从洗衣房出炉的柔顺剂的椰香味。我叹出一口气，绷着的神经终于松驰了下来。
7
Alina终于在不久以后搬了出去，和德语专员Anna 一起住。送走了西伯利亚寒风，日本姑娘美都来到了我们宿舍。将空调遥控器交付给室友，不亚于危险的荒野求生，脆弱的后背只能留给值得信任的队友。在这座小岛上，我总算有了一处可以卸下防备的安全空间。
我和Alina的关系并没有回温，偶尔在宿舍走廊相遇，陌路人一般各走各的路。反正我也不在乎。不知道是不是我多心，本来一直保持着友善距离的同事Anna，似乎对我比从前冷淡了些。但工作忙起来就顾不得维护与平衡这些微妙的关系了。何况大概没人不知道我多么直率和好斗。我已经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挑战过各个部门、级别的上司了。
时间如湍流，不休不眠地淌过这座小岛。欧洲和亚洲客人入住率此消彼长。元旦之后有情人节，农历新年后有西方复活节。五月开始，西南季风吹过马尔代夫海域，更经常出现暴雨和雷电。一阵大雨过境，常常又是湿热开阔的晴天。天气翻脸频繁得就像岛上员工的更换速度。
经常开电动四轮车的行李员，在海洋屋区的栈桥上连车带人翻进环礁湖，摔伤了一侧身体。某个下过雨的傍晚，附近居民岛上的警察乘一艘小摩托艇来到度假村。Ahmed 告诉我，其它部门一个二十多岁的马尔代夫小伙，几小时前在祈祷室里发心脏病猝死，有人猜跟他长期每天喝五六罐红牛提神有关。
正是岛上客人晚餐的时间，不远处的餐厅灯火明亮，刀叉杯盏与人声交叠，无忧而热闹。我和Ahmed 站在迎送客人的码头，看着警察跳进快艇里。船中间一块白布，下面裹着一具我不知道名字和面孔的躯体。我是否曾在工作场所或员工区里，和这个刚刚消逝了的年轻生命擦身而过？Ahmed紧紧抿着嘴，显然不想再多说。
快艇劈开海浪，尾部的一盏红色警示灯逐渐被黄昏吞没。发生在天堂海岛的一场死亡事件，以五星级的速度处理收尾。
我想起一位本地的前台同事对我说过：我们的薪水比你们这些外国专员低得多了。那时我有点吃惊又有点惭愧，最后什么都没说出口。还有一次，一个本地员工问我，你从哪个岛来？我愣了好一会儿，不知该如何向这个大概一辈子都没机会远离这片海的小伙子解释，中国的疆域不同于马尔代夫这样的千岛之国。我所来自的地方，如果每天步行八小时，一个人从国土的一端走到另一端需要一百多天。看着那张等待着我答复的天真的面孔，我只敷衍地说中国不是一座小岛，关闭了继续沟通的那扇门。
围绕工作和人事政治层出不穷的问题，已经让我应接不暇。所以我只顾得上保护自己和身边最亲近的伙伴。那些来自岛上异性员工的紧紧跟随的目光，是出于友善和好奇还是不怀好意的心思，我无力一次次去辨别和应付。
“我有时会想，自己有没有得岛屿综合症，正在一点点变疯？” 穿着睡衣，背靠着墙，我盘腿坐在床上。和智恩床铺中间的床头柜上，堆满了我们的个人物品，还有上次没喝完的最后几罐啤酒。
“你不疯，我们都不疯。” 智恩说，“疯了的是刚被开除的餐厅迎宾还有一起的经理。” 几周前刚到岛上的另一个高大的俄国姑娘，一天夜里，和共事的餐厅经理在结业后的餐厅桌子上做爱，被拿着手电筒巡逻的保安逮个正着。两人第二天就被辞退送离了小岛。
美都走过来坐到智恩床尾，加入我们的夜谈。“明天的部门会议，你们会发言吗？”
“想说的太多了，” 智恩挥起拳头，“可我一着急就说不出，到嘴边的单词都会忘掉。”
美都低下眼帘。 “说出来也不一定有用。”
长久站在乌云底下的人，会渐渐放弃对晴天的奢望吗？也许因为头顶那片乌云太大，大到仿佛整个天空就是如此，但我仍然不想认命一般地站在原地。
我向床边缘挪了挪，前倾着身体对智恩和美都说：“告诉我，最近工作上发生过问题。”
其实我正在等一封可能会改变我生活轨迹的电子邮件。一想到不久以后我或许会先离开扶桑岛，我就想为这两个共同战斗了好几个月的可爱姑娘、也为自己做点什么。
8
一场暴雨刚刚下过。
临时拉开的多扇门折叠玻璃墙上挂着雨水的残珠。高高拱起的天花板上垂下几展风扇，嗡嗡转动着深色的木质扇叶。我们围坐在度假村大堂一角亚麻色软垫的宽大沙发和座椅上。前台部门所有能到的员工都到了，只留了一位接待员站在不远处的接待台后，以防有客人打来电话。这毫无疑问是本部门最隆重的一次会议，连难得一见的酒店集团总经理Hans，一个通常驻扎在旗下另一个度假村岛的德国人也加入了。
Maria 说，我们部门内部的矛盾已经大到不得不开这次会议了，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可以自由地提出来。
一时没人说话。有人低头看着脚下。有人面无表情地双眼放空。每个人都认同，我们的部门是一个表面布满裂痕的蛋壳；但谁先开口，就仿佛是承认自己是那个打碎蛋壳的罪魁祸首。
我坐在美都和智恩中间，挨着她们手臂的热度。我不知道自己等了多久，可能是几十秒，也可能是几分钟，——那期间，Maria让某个同事把大堂一角的落地空调的扇叶翻向天花板；与大堂相连的自助餐厅里传来一阵噪声，大概是餐饮部的工作人员在为晚餐准备台面时，摔落了一堆刀叉。我盯着自己小麦色的双脚，凉拖的深蓝色夹角布带晒得有些褪色。我好像听到了自己颈部血管和耳膜的脉动：咚咚，咚咚……
我忘记自己是怎么开始的，就像是站在暴风眼中，当我回过神来，我已经站了起来，而周围是狂风席卷的一切，过去、现在和未来搅成一团。我大声地陈述，又或者是在质问：“我们来自哪里，这真的重要吗？”
不久前，新聘请来的驻岛经理曾试图缓解我和土耳其同事Asya之间的矛盾。他说，土耳其人是非常自豪的民族。我记得自己那一刻被雨淋灭的希望：曾以为一个上任三把火的新官会给管理带来积极的改变，到头来只是劝我无限理解和包容她人的错误和骄傲。假如每个人的个体行为都可以追溯到所属的集体民族性，那么来自四大文明古国的我，不是比拥有奥斯曼帝国历史的Asya，拥有可以更加傲慢的资本吗？
其实，前台部门全组都对Asya有意见。再忙的日子，在同事们互相分担和帮忙时，她也总是擅自离岗去抽烟，还从不加班完成当天必须交接的工作，只管将一堆混乱留给第二天到岗的同事。被指出工作失误的时候，她总是第一时间把责任推给别人，或者干脆直接撒谎。
从我一开始工作，Asya就表现出了明显的敌意，因为在她被主管批评时，我总是被作为正面教材和她比较。比如主管让Asya参考我写的工作日志，结果她等了几天，找出一个拼写错误，然后得意地跟主管说：看，她写得也没那么好。
“仅仅因为所谓的民族性格，天性勤劳、能吃苦的东亚民族就应该默默地加班，承担更多的工作吗？” 我的声音颤抖，一股喷吐热气的岩浆在胸腔里翻滚。“我们来自这么多不同的国度，有不同的信仰和文化。我知道，我们不可能完全地互相理解和认同，可是在同一个工作环境里，不应该拥有一个公平的标准吗？对这里在座的每一位来说，英文都是第二语言。抛开各自的不同，所有沟通的前提不应该首先是真诚和诚实吗？“
我扫了一眼坐在我斜对面的Asya和在座的几位上司，继续说：“一个人想要获得他人的尊重，首先要作出值得他人尊重的诚实的行为。做错了事就坦然承认。反正我永远——”特意加强这个词的重音，“永远都无法尊重一个满嘴谎话的人。”
我继续说了一会儿，希望管理层提出更合理有效的工作考核和监督方式，而不是任由更有责任心的人去为她人收拾烂摊子。那之后大家又说了什么，我记不太清了。那场部门会议似乎因为忙碌的晚餐时间快到而很快结束了，也可能因为它本就是为了讨好集团总经理Hans的一个形式主义过场。而我那情绪激昂的发言，究竟是仗义执言还是一种自我感动？我大概永远都不会知道 。
只是第二天，从来不主动向普通员工开口打招呼的Hans， 突然对我说了一声“早上好”，我楞了一下，然后以同样的温度回应了他的问候。
9
离开扶桑岛的那一天，一切寻常得毫无波澜。
智恩和美都都要工作。我们提早一晚在宿舍里偷偷喝了啤酒。清晨上班前，她们和我匆匆拥抱道别。我提醒她们别忘了我们宿舍夜谈时的约定：或早或晚，我们都会离开这里。
水上飞机降落前半小时，我拖着自己八个月前来到这里的全部家当，一个28寸的行李箱，一个50升的双肩包和一个小小的手提袋，一个人静悄悄地走出了宿舍。推开员工区高大的木门，我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了。跨出这个门槛，从此我将站在墙的另一边，再也不会回来。
在头顶机翼旋转的轰鸣中，玻璃窗里的扶桑岛变得越来越小。肋骨下柔软的三角区里突然猛地涌起又酸又热的气团。所有曾对我表达过善意的同事，我都已经认真道过别了吗？那些毫无意义的争执，我都和解了吗？
我自知不是最让上司省心的员工，因为我不会无条件地顺从和妥协。但我也非常努力尽责了，所以是得到认可的吧？刚刚在码头上，驻岛经理与我握手道别，出乎意料的他对我说，假如未来还打算回酒店业工作，他很乐意为我写推荐信。
我的离开并非落荒而逃。在得到一家新闻机构在马尔代夫分社记者的工作以后，我正式递交了辞职信，然后帮经理们招聘、培训了接替我的中文专员。未满两年合同期就离职，人事部从我的最后一次薪水中扣除了他们为我支付的入境机票和工签费。在我之前，好几个外籍员工借休假离岛的机会偷偷走人，这样就不用退回各种费用了。所以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是挺直脊梁离开这座小岛的。
双手扒在弧形窗框上，我的鼻尖仍紧紧按在机舱玻璃上。那栋容我栖息了两百多个日夜的女员工宿舍楼，在桐棉和椰子树的遮掩下消失了。
拥抱着扶桑岛的环礁湖，随着飞机升空，完整地进入我的视线。水绿、水蓝、明亮的宝蓝……真是无论多少次都看不厌的海洋奇景。在宝蓝与湛蓝交接处泛起一片片白色的浪花，那是海浪扑打在海中的巨型礁岩。
我突然想起刚到马尔代夫的第一周，我和J 去马累岛附近一个度假岛玩。他让我双手趴在他的肩上，练习在海中踢腿。J带着我游到离岸边不远的一处礁石附近。水面下一个巨大的阴影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将我托起，暂时依附在礁石上，然后憋着气钻进海中。
我盯着扑打上岩石的海浪，使出浑身力气扣住表面尖锐又滑溜的岩角。虽然知道J 就在身旁，我却胆战心惊，生怕下一个海浪就把我打进海中。
J 很快钻出水面，说刚才游过我们身边的是一只绿海龟。
我像抓住救生圈一样抱住他的脖子问，“总有一天，我也能像你一样放手去大海里潜游吗？”
“一定会的。”
到马累小作休整，我就要去香港和J 一起度假了。假日以后我会飞斯里兰卡，在科伦坡记者站实习一个月。未来驻扎马尔代夫，向斯里兰卡分站报告工作。
而当我再次回到马累时，有太多需要做和想要做的事了。首先要去租房。终于又可以独自拥有一间卧室了。在闲暇时间里能和朋友们一起去游泳、浮潜，真正享受马尔代夫最美的自然，而且我不仅要学会游泳，还一定会考出PADI 潜水证。
后记
美都在我离开扶桑岛五个月后，趁一次长休假去了斯里兰卡，再也没有回去。听智恩说，美都在科伦坡的一家对日外贸公司找到了工作。但她突然的离开也给智恩造成了影响。人事部防贼似地密切关注智恩的动向，一次超过三天的假期都不批准了。不知是否多少和她与前台同事的恋爱有关，智恩工作满两年才回到韩国，但那段恋爱再也没能进行下去。那时我已经结束了在马尔代夫一年半的生活，回到国内，和男友短期汇合了——是的，尚且没有“从此幸福快乐地在一起”。
美都、智恩与我的人生轨迹此后再也没有交集。偶尔想起三人共度的那些夜晚，我仍真切地感到温暖：在狭小的宿舍里，烛光中有些伤感的微笑，绽放在我们胶原质满满的脸庞上。那时我倔强而坚强地相信着未来，相信一切皆有可能。
（部分人物和度假村使用化名。本文是我的马尔代夫生活系列故事的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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