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低垂，兰州北滨河西路黄河岸边，那座近20米高的紫铜伏羲女娲雕像静静矗立。下方金字塔形的基座大门紧锁，门前杂草丛生。

这座投资超3亿元，2014年就已经竣工的“华夏人文始祖园”已经闲置超过十年。

它的存在本身已成为一种反讽：一个旨在展示文明起源的文化地标，却成了现代决策失误的展览品。

2011年7月，由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牵头建设的华夏人文始祖园正式开工建设，然而这个项目从娘胎里就带着致命的先天顽疾——

因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等法规，黄河干流兰州市城区段内建设项目须经水利部黄河委员会审批。而这个项目的策略是“边建边等审批”。

这无疑是一场豪赌。

2012年10月，伏羲女娲主题雕像揭幕仪式举行，黄委会的审批仍未获得。2014年5月，华夏人文始祖园已基本建成，黄委会的审批仍未获得。

2016年，该项目由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城投公司整体移交至兰州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黄委会的审批仍未获得。

2019年该项目又由兰州投资控股公司移交给黄河公司，而此时黄委会的审批仍未获得。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2016年3月，兰州市审计局派出审计组对该项目投资完成情况进行专项统计。

审计报告披露，截至2015年12月底，该项目共筹集到位资金30184.22万元。

其中，兰州市财政局拨入3000万元，安宁区财政局拨入3000万元，经开区自筹24184.22万元。

就这样，本来可以用于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民生领域的3亿元公共资金，就这样凝固在这座无法开放的建筑中。

荒芜的建筑下，我们不禁要想：为何如此重大项目会未批先建？

项目开工时，最关键的黄河水利委员会审批尚未获得，这在当时应该并不是秘密，但项目仍破土动工。

这种“先斩后奏”的操作模式，除了地方政府的“政绩饥渴”，我实在想不出别的理由。

在中国城市竞争日趋白热化的背景下，可视化的文化地标成为城市营销的首选。

一个地标建筑能够迅速提升城市形象，带来媒体报道和上级关注，这种“短平快”的政绩产出模式极具诱惑力。

华夏人文始祖园毫无疑问就是这种模式的衍生物。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文化搭台，政绩唱戏”的操作，本质上是对文化遗产的消费而非传承。

当文化成为政绩工具，还有谁会去在意文化的内核和社会效益？再进一步，这个项目是怎么绕过层层监管的？

华夏人文始祖园并非老百姓偷偷摸摸的自建违章房，而是在城市主干道旁、黄河岸边的显著位置施工的大型项目。

据说项目三证（用地、规划、施工）齐全，却唯独缺少最关键的黄河委员会审批。

这种看似证件齐全却核心缺失的审批状态，不正是反映出我们监管体系的碎片化吗？

各部门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履行职责，却缺乏有效协调，导致整体监管失效。

更值得警惕的是监管的滞后性。

项目从开工到建成历时数年，我不相信兰州市政府、甘肃省水利厅、水利部黄河委员会等职能部门不知道这个项目的存在。

但凡有一个部门踩一脚刹车，也不至于直到工程完工，问题才彻底暴露。

十年来，这个项目经历了多次管理权移交，每一次移交都伴随着解决审批问题的承诺，但核心审批问题始终无解。

2018年11月，黄河委员会上游水文水资源局编制的《兰州华夏人文始祖园雕像承台暨黄河文化展示馆项目对兰州水文站水文监测影响分析评价报告》指出：

华夏人文始祖园项目运行期间，滩地中布设的建筑物改变了河段的水流形态，对过水面积存在一定的压缩，增大断面流速，形成项目区全断面的整体壅水现象。

不用说，这个审批不可能再下来了。

令人困惑的是，如此明显的投资失误却未见系统问责。项目决策者、审批者、建设者各自承担了什么责任？公共资金的损失由谁负责？这些问题在十年的闲置中逐渐被淡忘。

这种“集体决策，无人担责”的模式，恰恰是此类项目屡禁不止的深层原因。当决策者不必为决策后果承担个人责任，冒险决策便成为最佳选择——胜了为王，败了公众买单。

当然，现在说这些有马后炮之嫌，但是三亿国资堆起来的人文地标到底何去何从？简单粗暴当作违建拆除可能不一定是好办法。

要不就功能转型吧，把这个华夏人文始祖园变成黄河生态保护警示教育中心，把兰州50万中小学生的生态思政课搬到这里，让祖国的未来们都来看看这个文化传承的失败案例。

想来伏羲女娲二位始祖泉下有知，也一定会赞同的。

十年间，黄河水涨了又退，退了又涨，而岸边的那座雕像依然面向大河，无声无息。

它等待的不是审批，而是时代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