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成都空气是沉甸甸的，饱浸了水，却又不肯痛快落下，只化作无处不在的、针尖似的寒，钻进袖口与领缝。天是那种成都冬日特有的、匀质的铅灰，低低压着，教人无端想起年代久远的宣纸，吸足了潮气，脆薄而凝重。寺院的轮廓就在这片灰蒙里静静卧着，青瓦的屋脊线条温驯，失了棱角，仿佛已被千百年这样无声的雨水与时光，耐心地磋磨圆了。

引我来此的，是那口钟。钟声在别处是洪亮开张的，在这里，却像被湿冷的空气滤过了一般。它从大雄宝殿的方向传来，嗡——的一声，并不锐利，而是浑圆的一团，沉甸甸的，带着铜质的体温，滚过石板缝隙里墨绿的苔藓，滚过殿前那株老银杏光秃而湿亮的枝桠，滚到耳中时，已裹了一层毛茸茸的、静寂的边。那声音是慢的，慢到你能听出它推开空气的每一分艰难，慢到余韵被潮湿拉扯得无限绵长，直到与下一记钟声的起端模糊地交融。这声响本身，便是一种“隔”，将墙外电车滑过的嘶嘶声、市声隐约的底噪，都推得遥远了，像退到了另一个彼岸。

我循着那余韵，脚步停在一座铜香炉前。炉身黯黯的，是岁月与无数掌心摩挲出的幽光，雨水在它宽阔的折沿上积成极薄的一圈，亮晶晶的，映着天光，仿佛为这沉厚的器物嵌了一道冰冷的银边。炉腹内的香灰，是另一种白，惨惨的，蓬松而寂静，盛着不知多少未曾说出的祈愿。三两柱线香仍插着，火星是唯一的暖色，在灰白背景上明明灭灭，吃力地抵抗着无所不在的潮气。香头积了寸许的灰，并不掉落，只微微弯曲着，让人想起某种倔强的、等待垂落的姿态。烟是有的，却全然没有“袅袅”的轻盈，只是极淡、极滞重的一缕青痕，从香头挣扎出来，上升不到尺许，便被那股看不见的湿冷摁住了，驯服了，无可奈何地弥散开，溶进更广大的、清寒的空气里，再无迹可寻。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炉，这香，便是这冬日寺院的魂灵。一切热烈的、飞扬的、向上的祈求，无论是为功名、为安康、为姻缘，在此地此刻，都要先经过这场湿冷无言的磋磨。那向上的烟迹，象征着人心深处那点不肯屈服的暖与盼；而无所不在的寒与湿，则是这现实人间的、沉沉的重量。烟迹的消弥，不是绝望的湮灭，而是一种沉默的转化，一种将灼热心事交付于巨大虚空的仪式。祈愿本身，或许便在上升与弥散的这短促旅程中，完成了它最庄严的部分——那向上的姿态，已是全部意义的所在。

我被这静默的仪式摄住了心神。目光抬起，越过香炉，望见大殿深远的檐下。斗拱层叠，漆色斑驳，在阴霾天光里显出深邃的影。有未滴尽的雨水，在檐角汇聚，凝成浑圆饱满的一颗，悬在那里，将坠未坠，像一句哽咽在喉头的、极为古奥的偈语。它久久悬着，仿佛时间本身也在檐角歇了脚。然后，毫无征兆地，它落了下来，在下方石阶早已被水滴凿出的小小凹凼里，“嗒”的一声清响，碎成更细的晶莹。那声响极清脆，又极孤单，反教四周的静，又深了一层。

我便在这深静里，想起“安禅制毒龙”的句子。毒龙，是心内的妄念与焦灼么？而这满院的湿寒与沉静，或许便是那制龙的法门。它不炽热，不沸腾，只是以无边的、包容一切的清冷，将你团团围住，让你心头那点燥热的“火气”，无论是求不得的烦恼，还是意难平的不甘，都慢慢地熄下去，冷下去，沉静下去，最终化开在这片均匀的、无差别的寒意里，犹如香灰溶于雨，再无踪影。

离开时，我再次走过那香炉。香将尽了，最后一点猩红的光，在灰白的底子上微弱地明灭了一下，终于黯去，升起最后一缕几乎看不见的残烟，旋即消散。炉身依旧黯黯的，檐角的雨，依旧不疾不徐，嗒，嗒，敲着石阶。那钟声，不知何时又响了，依旧浑圆，沉滞，拖着湿冷的尾音，漫过屋瓦与苔径。

我走出山门，市声与暖意重新包裹上来，背上却仿佛已沾了一丝抹不掉的、清冽的寒气，与一缕已然化入呼吸的、遥远的香息。那是被成都冬日寺院，以它特有的方式，悄悄“制”过一回的痕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