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降落在平壤顺安机场时，赵明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汇率：1元人民币兑换140朝鲜圆。他算了算，自己带了五千块，相当于七十万朝圆。“应该能买不少东西。”他心里暗想，盘算着要给同事带的纪念品。

接机的是导游李同志——他们总是被称为“同志”，姓氏后面不加名字。李同志三十岁左右，穿着深蓝色西装，胸前的领袖徽章擦得锃亮，中文流利得让人惊讶。

“赵先生是第一次来朝鲜吧？”前往市区的大巴上，李同志微笑着问。

“是的，听说这里物价便宜，想来淘点好东西。”

李同志嘴角微微上扬，那笑容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朝鲜很多东西确实便宜，但赵先生要记住，”他顿了顿，“您买不到便宜的东西。”

赵明没听懂这话里的深意，直到第二天。

旅行团的第一站是平壤第一百货。外观宏伟的六层建筑，大理石台阶光可鉴人。赵明兴冲冲走进去，却被眼前的价签惊呆了：一罐普通的朝鲜产苹果罐头，标价45元人民币；一套民族娃娃，380元；一幅刺绣，标价1200元。

“这……不是说朝鲜物价低吗？”赵明问李同志。

李同志保持着一贯的微笑：“这是涉外商店，专门为外国游客服务的。物价是经过核算的。”

“那本地人去的商店呢？”

“那是普通商店，不对外国人开放。”李同志的回答简洁而坚定。

那天下午，赵明多了个心眼。参观金日成广场时，他注意到广场西侧有栋不起眼的三层建筑，门口挂着“平壤第二商店”的牌子。趁着李同志讲解的空当，他悄悄溜过去。

商店里人不多，货架上的商品包装简单，价格标签用的是朝圆。赵明看到一个货架上的苹果罐头——和上午在涉外商店见到的一模一样，标价却是3000朝圆。他快速心算：按官方汇率，这相当于21元人民币，比涉外商店便宜一半还多。

“同志，这里不能进来。”一个温和但坚定的声音在身后响起。赵明转身，是商店的工作人员，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

“我只是看看……”

“外国客人请去专门的商店。”妇女微笑着，但眼神里没有商量的余地。

这时李同志已经赶过来：“赵先生，这里不对游客开放。我们该去下一个景点了。”

回大巴的路上，赵明忍不住问：“为什么同样的东西，本地商店便宜那么多？”

李同志看着窗外，沉默了几秒：“赵先生，在朝鲜，货币有三种。第一种是人民币、美元这些外汇，在涉外商店用；第二种是朝鲜圆，在普通商店用；第三种，”他转过头，眼里有深意，“是供应券，在供应点用。您手里只有第一种货币。”

“那我能换点朝圆吗？”

“按规定，外国人不允许持有朝圆。”李同志的回答斩钉截铁。

第三天，旅行团参观万景台少年宫。表演结束后，赵明在洗手间遇到一个会说几句中文的清洁工老人。趁着周围没人，赵明偷偷问：“老同志，哪里能买到真正便宜的东西？”

老人警惕地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你买不到的。你们是外国人，只能去外国店。”说完就匆匆离开了。

那天晚上，赵明失眠了。他躺在床上，想起白天经过的一个供应点——那是一个很小的门面，门口排着长队。人们手里拿着各种颜色的票证，安静地等待着。李同志当时特意加快脚步，仿佛那地方不存在。

第四天，转机出现了。

旅行团去妙香山，途中在一个小镇休息。赵明借口上厕所，溜进了小镇唯一的商店。商店很小，货架上稀稀拉拉摆着些日用品。一个老太太正在用粮票换大米，另一个年轻母亲用布票给孩子扯了一块布料。

赵明看中了一个手工编的草帽，问售货员多少钱。售货员是个年轻姑娘，她看着赵明，又看看门外，犹豫着说：“这个……不卖外国人。”

“我用人民币，多给点也行。”

姑娘摇摇头，眼神里有一丝慌张。这时李同志已经出现在门口：“赵先生，该走了。”

回程的大巴上，赵明坐在李同志旁边，轻声问：“李导，你来过这个小镇吗？”

“来过。”

“这里的商店，和你在平壤去的一样吗？”

李同志沉默了很久，久到赵明以为他不会回答了。大巴驶过一个隧道，黑暗中，他听见李同志轻声说：“不一样。我母亲在供应点工作，她每天经手的不是钱，是票证。粮票、肉票、布票、工业券……那是另一种货币体系，你们永远接触不到的。”

“那你呢？你用什么？”

“我用工资，”李同志说，“导游有特殊津贴，可以按内部价格在一些商店购物。但那些商店，你们也进不去。”

赵明突然明白了“买不到便宜东西”的真正含义——那不是价格问题，是身份问题，是系统问题。在朝鲜，你拥有什么货币，决定了你能进入什么商店，能买到什么商品，最终决定了你是什么人。

外国游客手握外汇，却被限制在“涉外商店”这个精致的橱窗里，看着标价虚高的商品；普通市民用朝鲜圆，能在“普通商店”购买日常用品，但物资有限；而底层民众依赖配给券，在“供应点”排队领取基本生活物资。

这三个世界之间有看不见的门，门上没有锁，却无人能够跨越。

旅行最后一天，赵明终于忍不住问：“李导，如果我真想买点实惠的东西，难道一点办法都没有？”

李同志看着他，突然说：“今晚在酒店，我会在大堂值班。”

这话没头没尾，但赵明听懂了弦外之音。

当晚九点，赵明下楼到大堂。李同志果然坐在服务台旁，见他下来，点了点头，起身走向电梯。赵明跟上去，两人一前一后来到地下室的员工通道。

通道尽头有个小房间，门上没有任何标识。李同志敲了三下门，里面传来问话声。他用朝语回答了几句，门开了。

房间里是个小卖部，货架上摆着些简单商品：香烟、糖果、饼干、日用品。价格标签同时标注朝圆和内部价——一条在涉外商店卖80元人民币的香烟，这里标价是“内部价：12元”。

“这是我们系统内部的福利社，”李同志解释，“导游可以用内部价购买少量商品。但按规定不能带外人来。”

赵明买了些烟和糖果，付的是人民币，但李同志按内部价折算，便宜得惊人。临走时，卖货的大爷用朝语对李同志说了几句，李同志翻译：“他说让你别告诉别人。”

回房间的路上，李同志突然说：“赵先生，你现在明白了？在朝鲜，便宜不是用钱买的，是用身份换的。你有再多人民币，也进不了普通商店；你有再多美元，也拿不到供应券。我们每个人都被分配了位置，只能在自己该在的地方，买自己该买的东西。”

最后这句话，让赵明醍醐灌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