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强 | 北二条竖河之——磨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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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强崇明区建设镇人,生于1965年。曾就读于东平学校、大同中学、上海工技大,退休于崇明原水管理有限公司。©本文经授权后发表,转载、投稿及咨询请联系本公众号。

北二条竖河之——磨坊

刚刚上学的时候,如果有人问父亲去哪里了,母亲总说:哦,磨坊里去了。

那些年,父亲因为被肾结石磨坏了肾,摘了一个肾,气力便大不如以前,大队里照顾父亲去了磨坊干活,比起农田干活轻松不少。母亲嘴里的磨坊其实是大队的粮食加工场,就在那老陈海公路与老南横引河夹角处,7字形的砖房,便是我童年记忆里最喧闹的驿站。

磨坊的北头临着老陈海公路,路边就是一间简易值班室,搭着木板床,中间是门面,一长串的排门板上用粉笔写着阿拉伯数字,像一串沉默的密码,后边安着面粉加工机;南边立着粉碎机,专门粉碎玉米、麦粒;西边碾米机轰鸣,东头的风车专司去除米粒中的糠麸。最让我惊诧的是那台碾米机,电机与主机隔着两三米,黄色的宽皮带“噼啪”作响,像条躁动的蟒蛇在轮子上忽内忽外摆动,我心里总嘀咕:“莫要像脱缰野马般甩脱了!”磨坊西边十多米的地方,是两间大队兽医站的平房,来加工粮食的有时去兽医站请兽医出诊也很是方便。

早晨天蒙蒙亮时,磨坊已沸腾起来:碾米的、粉碎玉米麦粒的、买面条馄饨皮的,摆摊卖豆腐的,小推车与劳动车在门口排成长龙,马达声、吆喝声、谷物倾泻的沙沙声,混着新碾米的清香,在河风里蒸腾成一片热腾腾的生计。老南横引河里几艘载满黄泥的水泥船正驶向不远的解放军窑厂,有时还能看见哼着号子的拉纤人;父亲的一个老表就是开船的,看见我父亲,便老表老表的相互招呼。

在一个深秋的傍晚,天已擦黑,我陪着父亲在磨坊值夜,父亲的老表突然闯进来,与父亲耳语几句便匆匆离去。一个时辰后,父亲领着他和一位亲戚进了值班室。昏暗灯光下,那亲戚面色灰白,原是“四类分子”,因偷偷贩卖东西被大队民兵连追捕,老表便欲将他藏进磨坊避风头;父亲酒喝多了,话也多,拍着胸脯说保证没事。我蜷在角落,听他们压低声音交谈,米酒的清香混着恐惧的气息,像块石头压在我心上。谁知半夜不到,外面人声嘈杂,敲门声不断,原来是他们大队民兵连追踪而来,三台拖拉机的大灯开得雪亮,老表的亲戚被他们一把抓住头发,提到车子拖斗,惊惧之下,他的两个眼珠子瞬间爆突,血丝遍布,看得我瑟瑟发抖。直至今日回想起来,血腥暴力的场面让我心头一凛,恐怖如初。

磨坊也是我的避风港,因为我读书的东平小学就和磨坊隔着一条公路,磨坊成了我的栖息地。中午放学了就去磨坊,父亲忙里偷闲把早晨从家里带出来的饭菜从旧棉被中拿出来,饭菜余温依旧;我快快吃完又去学校,免了来回路程。如果想看电视,父亲会联系早就熟络的老师,带着我去学校电视室看,那时能看上电视,就是一种奢侈了。

但安宁再次被打破。在一个冬天的夜晚,磨坊失窃了20多元加工费,几个工友中就数我家最窘迫,又逢父亲值班,大家都把怀疑的目光扫向我的父亲身上。那段时间,父亲精神萎靡,甚至不愿出门;母亲得知后更是连连叹气,说前日有老鼠钻进父亲裤腿,就是不祥之兆。好在不久后查出是兽医站的兽医所盗窃,父亲才洗清嫌疑,还了清白。母亲得知了发出长长的叹息,那一声叹息里,饱含的是一个家庭在贫困中极力维护的脆弱和尊严,是一家人处事为人的不容逾越的底线。

1978年,新南横引河开挖,大队重新划分,父亲便离开了磨坊。后来公路拓宽,那7字形的砖房连同编着数字的排门板,一并被推土机碾作尘土。如今站在老南横引河边,河水依旧向东流,却再也寻不见当年水泥船的踪影。唯有那传动皮带“噼啪”的声响,碾米机轰鸣的余震,还有深秋夜昏暗灯光下那张破桌子上的米酒香,时常在梦里浮现——它们是时光的碎屑,却拼凑出一个时代的体温:在生存的夹缝里,几台老机器、一间值班室、一句“老表”的呼喊,织就了最朴素的温情与坚韧。

磨坊虽逝,但那些粉尘里的光,那些喧嚣中的静默,那些惊惧里的坚韧,早已沉淀成我血脉里的河床,载着北二条竖河的水汽,流向更远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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