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说庄河：山水取名的老实劲儿
提起庄河，现在人都知道，靠着一条大河呗。但这名儿不是自古就有的。它早先有个名儿，叫 “红崖子”。
你听听，红崖子。就三个字，多形象，多实在！我闭眼一想，就能看见那么一片土冈子，不是普通的黄，是那种透着赤赭的红，像被晚霞烧透了，又像地里埋着陈年的火。尤其在早先那没有高楼遮挡的年月，太阳一升一落，光照在那片红崖上，可不就是“红崖”么？最早来到这儿，在这片山海之间找块地方安家的人，抬眼望去，印象最深、最打眼的，肯定就是这片独一无二的红土崖。
他们没想什么文绉绉的词儿，看见啥，就叫啥。这叫“观物取象”，是最原始、最朴素的智慧，里头透着一股子关外人的直爽和敞亮，跟这片土地一样，不绕弯子。
那后来咋变成“庄河”了呢？这里头有个关键的点：1906年，清朝光绪三十二年，朝廷在这儿正式设立了行政机构，叫 “庄河厅” 。“厅”是那时候的行政区划，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县市级。官方一定名，这“庄河”二字就算坐实了。为啥选“庄河”？因为当时的治所，也就是衙门所在的地方，搬到了那条名叫“大庄河”的河边。人活着，离不开水。
建房子、种地、喝水、行船，命脉都系在河上。所以，从“红崖子”到“庄河”，这名字的变迁，就像一部微缩的定居史。一开始，是被一片显著的自然景观吸引，落脚（红崖）；安定下来后，要长久生活、繁衍子孙了，就必然要追随着生命的源泉，依水而居（庄河）。名字从山转向水，意味着人和土地的关系更深了，从依赖它的特征，到融入它的血脉。
这里头体现的，是一种非常务实的生存哲学：认清并顺应自然条件，才能把根扎稳。这“庄河”二字，念着平实，里头是过日子的根本道理。
说到庄河下头的乡镇村子，这就有点可惜了。在能公开查到的、确切的官方记录里，关于它们每个名字的具体详细由来，资料非常少。这不代表它们没故事，恰恰相反，可能故事太多了，都散落在成千上万家的族谱里、老人们的记忆里，没被统一收集整理出来。我们现在只知道，庄河市下面管着26个乡镇街道，再往下有221个行政村。
你想想，221个村子，那就是221个最初的定居点，该有多少个“老王家”、“李家庄”、“靠山屯”、“河沿村”啊？它们的名字，大概率逃不开最早那批开拓者的姓氏，或者村子紧挨着的山、水、沟、砬子（东北话，指大岩石山）。这种沉默的、海量的存在，本身也是一种历史真相。它告诉我们，在最基层，土地的命名权往往属于最早开辟它的家族和村民，直接、朴素，充满了生活的气息，还没来得及被更大的叙事框架所整理和修饰。
二、 再说瓦房店：人间烟火气里蹦出来的名字
比起庄河名字里那股子从山水自然中生长出来的劲儿，瓦房店这名儿的来历，可就充满了人的热闹气息，甚至有点戏剧性。它可以说是近代商业和交通直接“催生”出来的地名。
老话儿这么传：清朝康熙年间，有个姓曲的买卖人，有眼光，也有胆识，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盖起了几间像样的瓦房，开了一家客店。你想啊，在当年那荒凉的道路边上，旅人车夫走得人困马乏，忽然看见这么一座结结实实、冒着炊烟的瓦房客店，那是什么心情？那就是沙漠里的绿洲，黑夜里的灯塔啊。“瓦房店”这三个字，就成了一个响亮的路标，一个让人心安的目的地。
如果故事就到这儿，它也就是个有名的路边店。但历史的机遇来了。1901年，俄国人修的中东铁路（南满支线，也就是后来的长大线）铺到了这里，要设一个车站。工程师和官员们一看，车站旁边最醒目、最现成的标识，就是这座“瓦房店”。得，啥也别想了，车站就叫 “瓦房店站” 吧！
这一下，可了不得。铁路是什么？是工业时代的大动脉，是速度和力量的象征。一个火车站的名字，借着火车日夜不停的轰鸣和南来北往的人流，其传播力和影响力，是过去一个客店根本无法想象的。
它从一个具体店铺的商号，一跃成为了这片区域的代称，最终，竟升格为一座城市堂堂正正的名称。这个过程，充满了偶然（正好有个曲姓商人盖了店），也充满了必然（近代化必然重塑地理空间）。一颗叫“瓦房店”的火星，被铁路这阵大风一吹，瞬间成了燎原之势。这个名字里，很少自然山水的影子，满满的都是人的活动：创业、经营、奔波、交汇。
它体现的是一种草根的机敏和强大的生命力，是“闯关东”那种敢想敢干的劲儿，撞上工业文明浪潮后，结出的一个实实在在的果子。
瓦房店下头有些乡镇的名字，来历就比较清晰，也各有各的性格。咱们挑几个有明确说法的仔细唠唠。
首当其冲就是瓦窝镇。这名字听起来土土的，但它的来历，特别能代表早期拓荒者那种既艰苦又认真的劲儿。根据瓦房店当地官方的记载，清朝初年，有个姓王的人，在现在瓦窝镇那块地方的南坡上烧石灰。烧石灰得守着窑，离不开人，他就在那儿搭了个窝棚住下。但这窝棚不一般，他给棚顶盖了瓦。
在当时的荒郊野岭，一个带着瓦顶的住所，就算是很“奢侈”、很想着长远的事了。于是，人们就管这叫 “瓦窝棚” 。叫着叫着，从“棚”到“屯”，再到“村”，最后成了“镇”。
你品品，“瓦窝棚”。这三个字，太有嚼头了。它毫不避讳自己的简陋（窝棚），但又骄傲地标榜着自己的讲究（瓦）。它告诉你，日子是苦的，起点是低的，但活法不能太将就。哪怕只是个临时容身的窝棚，我也要尽我所能，让它更结实、更耐久，能更好地遮风挡雨。这“瓦”字，是手艺（会烧窑就可能自己烧瓦），是材料，更是一种心气：在艰难中，也要认真对待生活，也要有立足长远的打算。
这不是穷讲究，这是对生活本身的尊重和担当。从“瓦窝棚”到“瓦窝镇”，是一个手艺人凭自己的技能和这股子“不苟且”的心劲儿，不仅自己站稳了脚跟，还让他那个小小的、坚实的立足点，最终成为一片土地名字的故事。这是普通人的史诗，充满了汗水、技艺和一股子不认命的韧劲。
再说得利寺镇。这名字听起来有点古意，跟佛教寺院似乎有点关系。它的渊源确实很早，可以追溯到东晋时期（公元404年），那时这里筑有一座 “得利赢城” ，位于现在的龙潭山。不管是“得利赢”还是后来演化的“得利寺”，核心意思都围绕着“得利”二字。
在古代的边疆地区，给城堡起这样的名字，意图非常直白：朝廷希望这座军事要塞能带来好处，能“获取利益”，能稳固边防，保障一方平安。这是个充满战略考量和积极进取意味的名字，带有国家经略边疆的宏大背景。它和“瓦窝棚”的微观叙事截然不同，站得很高，看得很远。这个名字能流传下来，说明瓦房店这片土地的历史记忆是分层的。
它不但记得近代移民的艰辛，也保存着更久远的、作为中原王朝经略要地的记忆。“得利”二字，充满了务实甚至有些功利的色彩，以及强烈渴求成功的愿望，这种直白的“求好”精神，或许也隐隐流淌在后世当地人的性格里。
还有老虎屯镇。这名字的由来，有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早年间这里荒凉偏僻，有老虎出没，甚至传说有八只之多。这说法听着吓人，但特别真实。它记录的是拓荒者最初面对的环境——那是一片野性未驯、危机四伏的原始荒野。“老虎屯”这个名字，就像一个危险的印记，诉说着创业的艰难。
然而，人们最终在这里住了下来，形成了“屯子”。这又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的先民，不仅有勇气面对危险，更有智慧和能力与之周旋、共存，最终将“虎患之地”变成了自己的家园。这个名字里，有对自然的敬畏，更有战胜自然、开辟乐土的勇气和自豪。
另外像永宁镇（因明代设立“永宁监”得名，寄托长久安宁的愿望）、谢屯镇（因谢姓家族最早在此定居）、李官镇（可能与古代在此设置的官职或官署有关）等等，这些名字都指向了军事建制、家族迁徙或行政管理的历史痕迹，是不同时代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不同脚印。
特别值得一看的是瓦窝镇下辖的那些村子。根据一份1986年的资料，当时瓦窝镇下辖12个行政村，名单是这样的：王家村、徐屯村、赵口村、卢屯村、任屯村、宋炉村、后砬村、陈店村、瓦窝村、城山村、田屯村、曲店村。
你不用多解释，光是把这一串名字念下来，一幅生动的早期社会生态画卷就自动在眼前展开了：
姓氏当头是主流：王家、徐屯、卢屯、任屯、曲店。这是最典型的移民定居标志，学术上叫“姓氏地名”或“血缘地名”。就是同族同姓的几户、十几户人家，为了生存互相依靠，抱团开荒，形成的自然村落。地名就直接用占主导的家族姓氏，简单、直接，对内强化血缘认同，对外宣告领地归属。这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最基层、最坚固的细胞。
地理特征指位置：赵口（可能是赵姓人家住在某个河口或山口的要道位置）、后砬（“砬”是典型的东北方言，指陡峭裸露的大岩石山，后砬就是岩石山后面的村子）、城山（靠近古城或山城的村子）。这类名字就是活的导航，是拓荒者给陌生地形贴上的地理标签，极其务实管用。
职业产业显分工：宋炉（姓宋的人家开的炉坊，可能是铁匠炉、炭炉或陶炉）、陈店（姓陈的人家开的店铺）、田屯（以耕种农田为主的屯子）。这说明，当聚落稳定后，内部的经济分工就开始细化。有专门打造生产工具和生活器具的匠人，有从事商品交换的商人，当然，绝大多数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村名某种程度上就成了它的“主业广告”和功能名片。
这些村名，每一个都像一颗琥珀，凝固了创建者们最初的身份、位置和营生。遗憾的是，那些更细腻的故事——王家祖籍是山东登州府哪一县？宋炉打的镰刀是不是十里八乡都有名？陈店在民国时是不是还兼着邮柜的职能？——这些毛细血管般丰富的历史细节，在官方的宏大记录里很难找到。它们可能消散在风中，也可能还残存在某个家族最年长老人的记忆深处。光是默念这些名字，我们就能感受到那种自发、顽强、带着泥土与烟火气息的生命力。那是先民用最直白的语言，在苍茫大地上写下的创业史诗和生存日记。
三、 放在一起看：两种脾气，一种根骨
咱们把庄河和瓦房店的地名放在一块儿掂量掂量，能觉出些不一样的脾气。
庄河的名字，无论是曾经的“红崖子”还是现在的“庄河”，它的根子，似乎是深深扎在自然的本质和规律里的。它描述的是这片土地原初的、鲜明的物理特征（红的崖，大的河）。它的命名逻辑，更贴近一种“天人感应”式的朴素观察，人先是敬畏、依赖自然，然后才去适应和利用。它的气质，显得更本真、厚重、内敛，像一位沉默少言但心里有数的山民，他的故事都写在脸上的风霜和手上的老茧里。
瓦房店的名字，则到处是人的行为和意志的烙印。从“瓦房店”的商业起源到“瓦窝棚”的工匠精神，从“得利赢”的军事雄心到遍布各处的姓氏与职业村落，它的几乎每一个重要地名，都是一段人类奋斗史的主题词。它的命名逻辑，是“人化自然”，是人用自己的组织、活动、愿望，去主动地定义、改造和标记这片土地。它的气质，更活跃、复杂、外向，像一位走南闯北、见过世面也肯吃苦的闯荡者，他的故事都在他经营过的事情和走过的路上。
当然，这不是一刀切的。庄河底下必然有无数个“张屯李寨”，瓦房店也有依山傍水的村子。但这种整体感觉上的差异，是挺有意思的。它可能反映了两地早期开发主导力量的些微不同，可能只是历史机缘巧合留下的不同侧影，但都同样真实。
那么，从这些实实在在、甚至有些“土气”的地名里，我们能提炼出哪些共通的、闪光的、用现在话说叫“正能量”的精神内核呢？我以为，至少有这么几条，是沉在底下的硬道理：
头一条，也是顶重要的一条，是“务实”。 这是灵魂。看见红土叫红崖，靠着大河叫庄河，搭个瓦顶窝棚就叫瓦窝，姓王就叫王家村，有炉子就叫宋炉，有老虎出没就叫老虎屯。不玩虚的，不搞隐喻，不故弄玄虚。
是什么，就叫什么；怎么用，就怎么说。在生存和发展的巨大压力面前，一切形式主义的花架子都是累赘，甚至危险。地名首先是个工具，要的是准确、好用、管用。这种深入骨髓的务实精神，是面对严酷自然和艰苦生活时最重要的生存智慧，也奠定了辽南人性格里最扎实、最不浮夸的那块基石。它教会人们：认清现实，尊重规律，说话办事，都要落在实处。
第二条，是“坚韧”。 从“瓦窝棚”这三个字里，你能读出全部的艰辛与简陋，但更能读出一股子“非得在这儿扎下根、立住脚”的狠劲儿和韧劲儿。棚子再破，也是家；给它盖上瓦，就是想着要年复一年、风雨不动地住下去。从“老虎屯”的名字里，你能听见猛兽的咆哮和环境的凶险，但更能看到人们最终定居下来、把险境变成家园的非凡勇气和持久耐力。闯关东的路上，白骨累累，能最终在一片陌生土地上站稳脚跟、开枝散叶的，都是筋骨和意志一样坚硬如铁的人。这种坚韧，体现在他们像钉子一样把自己楔进土地，并用自己的姓氏或手艺，给这片土地打上永不磨灭的个人与家族印记。这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代代相传的耐力。
第三条，是“开拓”。 “得利赢城”的名字，充满了主动进取、开疆拓土、谋取利益的强烈期待。“瓦房店”因商机而萌芽、因铁路而勃兴，体现的是敏锐捕捉机遇、敢于冒险投资的商业开拓精神。那无数个“屯”、“店”、“铺”、“炉”，都是社会经济生活不断开拓、分工日益细化的证明。而移民行为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开拓行动之一。这种开拓，不是破坏，而是在顺应中的进取，是在荒芜中的创造。
第四条，是“盼头”。 无论是期望城池带来“得利”，祈求地方“永宁”，还是“瓦窝棚”里蕴含的把日子过长久、过稳妥的朴素愿望，甚至“老虎屯”一名背后隐含的“化险为夷”的期盼，这些名字里都寄托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美好未来最直接、最热切的向往。在苦难中孕育希望，在荒凉中许愿繁华，这是人活着、向前走最根本的动力。它让所有的务实、坚韧和开拓，都有了方向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