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当阳县委员会

洪水冲破张家堤 千亩良田变荒湖

在湖北省当阳县河溶乡和陈场乡交界的地方，汉宜公路的东边，有一个荒湖，面积约一千五百亩。这片荒湖，在二十多年以前，原是一片肥沃的良田。一九三五年，沮、漳河洪水暴涨，冲破了张家大堤，淹没了这一片土地，淤塞了排水沟，洼地里的水无法排出，日久天长，便形成了这个荒湖。这个荒湖，泥土乌黑，臭气熏人，芦苇丛生，人迹罕至，只有成群结队的老鹰和鹭鸶栖息在此。因此，人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鹰落湖”。

“鹰落湖”西边，住着二百多户人家，耕种着四千多亩土地，其中有一千六百多亩常遭水淹，十年九不收。这二百多户人家，除了四十一户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以外，家家都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这里的姑娘们都愿意往外嫁，可是小伙子们很难娶上媳妇。“鹰落湖边地势低，年年淹水没粮吃；勤扒苦做没日夜，家里没有过夜米。”从这首歌谣里，可以看出当地农民的贫苦生活。

党员、贫农带头干 冒风雪挖水库

受够了苦的人们，早就想把这个荒湖开垦出来种地。可是，解放以前，这个湖一直被地主霸占着，农民根本不敢插手。解放后实行了土地改革，湖的所有权归还了农民，但因当时还没有组织起来，单干户谁也没有力量开荒。一九五三年有了互助组，但还是因为力量薄弱，开垦了一点也不起多大作用。一九五六年春天，这里成立了联盟、红旗两个高级社。这一年开垦了一百四十多亩荒地，收获了十一万多斤稻子，总收入比头一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以上。这一来就增强了人们走合作化道路的决心，秋收以后，这两个社就合成一个二百八十八户的大社，取名叫“民联社”。

并社以后，力量大了，人们不光对改造荒湖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信心也越来越强了。六十多岁的贫农社员周世春说：“我年轻的时候，这一片地净长好庄稼，现在只要开垦出来，保险能吃到大米。”多数贫农都同意这个主张。可是，有少数富裕中农不同意，他们说湖太大开垦不出来，就是开垦出来，也投资太多，费力不讨好。加上当时正闹着灾荒，有很多中农，也跟着一些富裕中农跑，主张做生意，搞副业，只顾眼前。

在九个管理委员会当中，也有分歧。社主任许士新，是共产党员，过去当过长工，家里只有四亩地，靠卖马草过日子。社委刘正选，也是共产党员，从九岁就给地主放牛，当过二十一年长工，土地改革时才翻过身来。党支部书记冯国林，虽然现在是个中农，过去也当过长工。和他们情况差不多的还有四个社委。这七个人过去都受过苦，知道苦根在哪里，也看到小社开荒的成果，坚决主张开荒。另外两个社委（钟记海、余祥玉），都是中农，过去还做过迷信香卖，生活很富裕。

他俩反对开荒，主张做香卖，糊得一天算一天。在管委会上争辩的结果，还是服从多数人的意见。最后决定：在湖的上端修一座三百四十亩大的水库，挖一条二里多长的排水沟，开垦五百亩荒田，把四百亩旱地改成水田。加上原有的水田，一年可收五十万斤稻子，再加上旱地春秋两季杂粮，全社就可收一百一十万斤粮食。那就不光不叫国家供应粮食，还会有余粮卖给国家。另外，还计划在水库里养十一万尾鱼，每年可收入六千八百元现款。

管委会决定以后，党支部就开党员大会讨论，打通思想，统一认识，接着就先发动贫农，再发动中农。通过讨论，叫大家明白湖水泛滥是灾荒的根源，要从长远打算，解决灾荒的百年大计，还是要从根本里解决。他们还总结了两年来开荒的成果，来鼓励大家的信心。提出的口号是：“为争取收入一百一十万斤粮食而奋斗！”“为争取实现三大变化（变荒田为良田、变旱田为水田、变缺粮社为余粮社）而奋斗！”这种豪迈的口号，给群众的鼓舞非常大。

经过几天宣传，社员都热烈拥护这个计划，决定在农历腊月十七正式开工。可是天不凑巧，十六晚上下了一场大雪，雪铺地面七寸多深。清晨，北风刺骨，路无行人，社员们都在家里围着火炕，谁也不去上工。可是社主任许士新和社委刘正选并没有动摇。他俩知道不按时开工，会打乱全盘计划，风雪再大也要开工。他俩一清早就挨门催人们上工，可是跑了一早晨没人动身，急的他俩搓手跺脚，许士新几乎哭起来。怎么办呢？

想来想去，刘正选想起一件往事：一九五四年，十六户的罗孝元互助组，和二十八户的王友英互助组竞赛开荒。也是这样天气，罗孝元互助组，开垦出了六亩水田，收了十四石谷子，王友英互助组，开了十二亩，因为有些人去做生意停了工，一亩也没种上。刘正选把这件事提出来和许士新找原因，他俩找来找去找到了，原来罗孝元那个组有十四户贫农，王友英那个组有十三户老上中农。从这里他俩明白了一个道理，叫不动人，是没有依靠贫农。

许士新和刘正选明白了要依靠贫农这个道理以后，立刻确定以第六队为重点，由刘正选去动员人们上工，因为第六队贫农最多，队长是贫农积极分子罗友元。果然，刘正选一发动，马上就有罗孝元、陈正培、刘维柱、陈明银等十多个贫农跟着去了。其他队在六队的影响下，再加上党员和贫农的带动，也都行动起来。这一天上工的有一百四十多人。

工地上的冰雪，硬得像石头，碰得锄头叮当响。风刮到脸上像刀刺一样，人们的手脚都冻麻木了。一部分人叫起苦来，要等天晴了再搞。特别是富裕中农刘友盛、刘友堂等二十多人，脚上穿着“木屐子”，两手插在袖口里，站在一旁冷笑。可是，刘正选、许士新带领着七个党员和一些贫农积极分子，不管天多么冷，更不管刘友盛他们怎么说风凉话，他们的腿冻裂了口，血染红了脚下的雪，照样坚持着干。

到实在支持不住的时候，贫农刘杂新等人，就把家里仅有的稻草拿来生火取暖。六十多岁的贫农社员周世春，拄着拐杖，在人群中跑来跑去，给人们讲述他小时候亲眼看到这里收谷的故事。他鼓励大家说：“现在受点苦，我保险明年能收到粮食。”他的话，使人们想象到在这片荒湖上，明年会长出茂密的庄稼，劲更足了，忘了寒冷，锄头挥舞得更快了。许多中农很受感动，也脱下“木屐子”，挖起土来。工地上很快就增加到三百多人。

过了五六天，又出现了新困难。百分之八十的社员，家里没米吃了；同时春节快到，人们要办点“年货”。因此，上工的人渐渐少了。许士新和刘正选赶紧商量办法，他俩想到水库修好以后，可和附近国营养鱼场合伙养鱼，现在打算叫养鱼场垫支一部分款解决当前的困难。为这事，许士新一天往养鱼场跑了三趟，借回五百元，再加上社里原有的三百元，预分给社员，目前的困难解决了。同时还计划抽出百分之二十的劳动力，由副主任魏正才领导去搞加工、捞鱼、染布等副业，来解决以后的困难。在预分的时候，又进行了一次思想教育，叫大家认清，要想彻底消灭灾荒，只有坚持上工，完成开荒任务，争取明年按时插秧，增产水稻。这一来，人们又积极上工了，工地上很快恢复到三百多人，一直坚持到腊月二十七，把水库和长渠基本挖成以后，才回家过年。

水库和长渠挖成了，一过春节，就下手开垦荒池，这时又在工具方面出了问题。社里没有一个好犁头，一个犁头只能耕一亩地。乡支部和乡人民委员会，指示信用社，贷给他们二百元现款，买了四百个犁头。又动员社员拿出七十根木料算往社里投资，组织全社木匠，几天工夫，就把犁全装好了。问题解决了，人们信心更高了，继续冒着风雪开荒。苦干了十五天，开垦出了四百八十三亩荒地，接着又把二百九十二亩旱地改成了水田。

共产党领导挖穷根 多年的淤泥变黄金

水库和长渠挖好了，荒地也开垦出来了，水患免除了。民联高级社的干部们，在生产过程中，又依靠党、依靠群众，解决了整地、插秧、车水抗旱等一系列的困难，争得了1957年的丰收。1957年，全社收获了一百二十二万斤粮食，比1956年增加了2.6倍（1956年是三十七万四千斤），由缺粮社变成了余粮社，卖给国家的粮食达十一万斤。1956年种了一千二百亩棉花，每亩产皮棉二十三斤；1957年种了一千六百亩，每亩产皮棉四十斤；面积扩大了30%，单位面积产量增加了74%。每户社员集体收入部分达到三百四十元，比1956年的二百四十五元增加了将近40%。生产水平超过了富裕中农，80%以上的社员生活水平也赶上或超过了富裕中农。

人们看得很清楚，改造鹰落湖的，是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是合作化的巨大力量，是劳动农民们坚强的劳动精神。因此，对党、对合作化，充满了无比的热爱。

“鹰落湖”贫困的面貌改变了。东边前进社的人们，再也不说“鹰落湖”是“穷窝子”了；小伙子们也不再为婚事担心了；湖上再也看不到成群的落鹰了。生活在这里的，是快乐的、雄鹰般的劳动农民。这还能叫“鹰落湖”吗？不能了。人们把“鹰落湖”的名字改成了“鹰乐湖”。这是什么意思，不用解释，大家自然会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