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体验斋普尔的皇家魅力？别来这儿，买张明信片就行。”我近期造访这座印度西北部城市时，一名当地出租车司机打趣道。
我问他为何这座因豪华宫殿与雄伟堡垒吸引大量游客的拉贾斯坦邦首府，看起来却如此破败不堪。他的回答道出了一种无奈的绝望：不仅斋普尔，许多印度城市都面临城市衰败的困境——交通拥堵、空气污浊、垃圾成堆，昔日辉煌的历史遗产也被忽视。
在斋普尔，你能看到百年建筑被烟草污渍破坏，与汽修车间争夺空间。这引发了一个问题：为何印度城市正变得越来越不宜居，尽管国家已投入数千亿美元进行城市改造？
印度的快速增长看似矛盾——在高关税、私人投资疲软、制造业停滞的背景下，莫迪政府主导的国有资金基建升级成为主要动力。过去几年，印度建成了光鲜的机场、多车道高速公路与地铁网络。然而，其多数城市仍在宜居指数中垫底。过去一年，民众的不满情绪终于爆发。
班加罗尔——印度的“硅谷”，聚集大量IT企业与初创公司——市民与亿万富翁企业家纷纷公开抱怨交通瘫痪与垃圾堆积问题。孟买（金融中心）市民罕见地抗议道路坑洼恶化，季风期延长导致污水管堵塞，垃圾被冲上积水道路。德里每年冬季的“雾霾季”中，儿童与老人呼吸困难，医生建议部分人撤离。就连足球巨星梅西本月到访时，球迷的抗议口号也聚焦首都的糟糕空气质量。
为何印度的GDP高速增长未能像中国繁荣期一样，带动破败城市的复兴？为何孟买——上世纪90年代曾梦想成为“印度的上海”——始终无法实现这一目标？
“根本原因在于历史遗留问题：我们的城市缺乏可信的治理体系。”印度资深基建专家维纳亚克·查特吉表示
，“印度宪法制定时只考虑将权力下放至中央与邦政府，却未预料到城市规模会膨胀到需要独立治理结构的程度。”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目前印度约5亿人（占全国人口近40%）居住在城市，远高于1960年的7000万。1992年，宪法第七十四条修正案试图通过赋予地方机构宪法地位、分散城市治理权力来改变这一现状。但查特吉指出，许多条款从未真正落实。“既得利益者不愿让官僚与高层政府放权，地方机构始终无法获得真正的权力。”
这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城市市长拥有对城市规划、基建与投资审批的实权。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学者拉马纳特·佳指出，中国采用高度集中的规划模式，但地方政府在执行上有自主权，并受中央监控与奖惩机制约束。“中国的城市治理有明确的全国性目标与物理指标要求。”佳写道。布鲁金斯学会称，中国主要城市市长面临绩效激励，使其职位成为“晋升的重要跳板”。
“在印度，谁又知道主要城市的市长是谁？”查特吉反问。
《废物》一书作者安库尔·比森表示，印度城市市长与地方议会“是离民众最近、却最弱的政府机构，承担着最棘手的问题”。他们权力微弱，缺乏自主筹款、用人与资金分配能力。
“真正掌握实权的是各邦首席部长，他们像‘超级市长’一样发号施令。”
当然也有例外，如1990年代瘟疫后的苏拉特市，或中央邦的印多尔市——官员在政治支持下实现了城市转型。但比森强调，这些案例“依赖个人能力而非制度保障，官员离任后成果可能迅速消失”。
除治理结构破碎外，印度还面临更深层挑战。上一次人口普查（15年前）仅记录了30%的城市人口比例，而目前非正式统计显示近半数人口已具有城市特征，新普查却推迟至2026年。“若不了解城市化程度与性质，如何着手解决问题？”比森质疑。
数据缺失与宪法第七十四条修正案框架的长期搁置，反映出印度基层民主的衰弱。查特吉感叹：“奇怪的是，我们对城市问题的不满从未像几年前反腐败运动那样引发全民声讨。”
比森认为，印度需要经历类似1858年伦敦“大恶臭”的事件——当时政府被迫建设新下水系统，终结了霍乱大流行。“通常只有当问题恶化到临界点时，才会获得政治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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