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我拖着两个大行李箱来到纽约。

之前在美国中部读书，虽然去他们监狱做心理咨询的时候也见过不少底层人，但体感并不明显。

毕竟这些是违法犯罪的人，贫穷就对了，活该他们穷。

期间也来过纽约旅行，但基本都在曼哈顿和法拉盛转悠。

对纽约的印象还不错，至少在北美还算是个发达的城市。

一个月后，我入职了一家非营利机构（想了很久还是隐去机构名称吧）设在布鲁克林的一间Clubhouse。

也正是这一年，让我看到了一个与留学生朋友圈、旅游攻略中截然不同的美国。

当然现在，这个现象有了名字，叫“斩杀线”。

地铁单次卡背后的逻辑

我工作的Clubhouse坐落在布鲁克林一个不算太差但也绝不安全的街区。

每天早晨，我会从皇后区花一个多小时通勤。

地铁驶入布鲁克林后，我通常目不斜视地直奔单位，绝不闲逛。

我记得那会儿的地铁单次票是2.5美元左右，买月卡是104美元。

其实没便宜多少，但是鉴于周末出去逛用得比较多，所以我都会买月卡。

但我们的成员（clubhouse里那些患有精神疾病的来访者，我们一般称他们为“member”）手中拿的总是单次卡。

这个事儿我问过我们主管，为什么不给他们发7日卡或者月卡。

她无奈地说，给他们发多次卡，转眼就会被转卖。

至于为什么不发现金补助，也是同样的逻辑。

我能理解这套对贫困者行为模式的预判和防范。

制度默认他们会做出最差得选择。

但毫无灵活性的救助，只是保持他们生存，却没法让他们翻身。

Clubhouse表面上是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日间活动和社区支持，中午供应一顿热餐。

但实际上，它是一个精密的生意。

政府按成员每日出席和接受心理咨询的人次拨款给我们机构。

成员来了，我们就有经费；不来，就没有。

有些成员经过我们的帮助、有家人支持，会慢慢找到兼职工作，从斩杀线下爬回来。

但更多成员保持不继续滑落的势头就已经很艰难了。

那些被斩杀线困住的人们

一年间，我接触了七八十个案例。

他们大多患有精神疾病——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重度抑郁，都无法维持常规工作。

讽刺的是，这些“足够严重”的诊断救了他们，让他们有资格进入我们这个系统，获得最基本的三餐和社交。

我的一位来访者是位二十出头的年轻女性，认知能力有限，应该智商也面临挑战。

她懵懂地和不同男性发生关系，最后查出了艾滋阳性。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艾滋病患者。

出于保密原则，我自然不会向其他成员透露她的隐私，也清楚AIDS的传播条件苛刻。

但之后工作的时候总会小心一些，也会注意她与其他成员的互动，以便适时介入。

还有一些“复吸复用”者，是我们机构的红线。

一旦发现，立即终止服务。

我理解这个政策的必要，他们可能影响到其他成员的恢复。

但每次看到熟悉的面孔因触线而消失，心头总是沉重的。

虽然他们停用就可以重回我们机构，但并不是所有成员都能成功。

后来打听过，其中一些人再也没出现在任何服务机构的名册上。

有人说他们搬去别的州了。

有人说可能进监狱了。

也有人说，“死了”。

死亡在纽约并不隆重。

我还记得有一天看到新闻，说纽约市24小时内发生了24起枪击案，平均每小时一次。

刚才查了一下，报道还在。

生活在纽约的人对这些习以为常，就算听到哪位成员死了，大家也都是轻描淡写地一提。

布朗克斯的感恩节惊魂

机构里有一位黑人同事，兼职帮我们运营Clubhouse，拿最低工资。

他人不错，之前是我们的帮助对象。

他应该没有精神疾病，但有明显的愤怒管理问题。

感恩节前，他邀请我去他家吃饭。

他家在布朗克斯——纽约人听到都会挑眉的区域。

距离曼哈顿中城，不过二十分钟的地铁，却像穿越了两个世界。

走出地铁站，眼前的景象让我下意识护住了背包。

到处是破损的店面，墙上涂鸦叠着涂鸦，街角聚集着眼神空洞的人们。

我可是去过非洲的，但这个景象比我后来在莫桑比克被抢劫那次更令我不安。

在非洲那次，抢我手机的黑人少年目的明确——就是要钱。

而在布朗克斯，我无法预判迎面走来的人会对我做什么，真的是胆战心惊。

大家看过成龙的《红番区》的话，那个故事就发生在布朗克斯。

同事家在一栋老公寓的三楼，电梯坏的，楼道灯光昏暗。

他家不算太小，但装修很旧，挤着一家五口人。

家具破旧，墙纸剥落，但餐桌上摆着火鸡和意面。

我给他们带了一瓶红酒，他们很高兴。

说实话，我记得他家的食物味道不错，但卫生情况让我担心。

我随便吃了点，跟他们聊了会儿天，趁太阳还未完全落山就找理由离开了。

走在回地铁站的路上，我几乎是小跑着前进。

这位同事后来有一次与成员肢体冲突，被辞退了。

不知道他那一家子人要怎么办。

纽约折叠，两种美国

我住在皇后区一个普通公寓的单间里，月租一千多美元。

周末我常去曼哈顿，看见的是玻璃幕墙反射的蓝天白云，是穿着西装匆匆行走的精英，是第五大道的奢侈品橱窗。

这是我的大多数留学生朋友看到的美国，机会遍地、自由繁荣。

但我的工作日却是在另一个纽约度过的。

人们靠着每月微薄的残障补助生活，吃街角99美分一块的披萨，抽1美元一根的香烟。

没错，有人买整包香烟拆开，按根卖给他们赚差价。

他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踏进曼哈顿那些光鲜的办公楼，甚至不会进入普通人的视野。

而作为帮助他们的机构，我们公司的总部却坐落在曼哈顿市中心的一幢漂亮的写字楼里。

我参加会议的时候去过几次，感觉这个机构运营起来要花不少钱。

而这些钱是从政府来的，说白了是赚纳税人的钱。

或者更直白点，就是赚那些我们应该去帮助的人的钱。

有次机构组织户外活动，在布鲁克林的一个公园。

阳光很好，成员们坐在长椅上吃烤肉，看着就是普通的社区聚会。

但我知道，每个人背后都是一张政府补助表格、一个破碎的家庭、和一个不确定的明天。

2017年我又去美国呆了两周，但那次是出差，就没怎么再见到穷人了。

斩杀线之下

回国前夕，朋友问我是否会舍不得纽约。

我迟疑了一下，还是摇了摇头。

不是因为不喜欢这座城市，纽约的能量和多样性还是很令人着迷的。

可我看到了太多被斩杀线困住的人生，即便不再回到这里，也不会觉得可惜。

美国的这条斩杀线牢固地嵌套在整个社会架构中。

线上的人享受自由与机会，线下的人则在制度的缝隙中挣扎求生。

最残酷的是，这条线具有强大的惯性。

一旦跌落，精神疾病、犯罪记录、贫困、药物滥用等问题相互缠绕，形成几乎无解的死循环。

我本以为Clubhouse的存在，是美国社会试图接住这些人。

但回头想想，按人头拨款的机制又暴露了它的局限性。

这终究是一门生意，需要维持“客户量”来获取资金。

而那些真正需要帮助却不符合“服务标准”的人，则滑向了深渊。

回国很多年了，一直对美国就没什么滤镜。

没想到“斩杀线”这个词在2026年初爆火。

我觉得斩杀线早就存在，甚至是美国社会运转的一部分。

美国还是那个样子，也并没有变得更糟。

真正的改变是我们强了，更多人可以平视美国社会了。

这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