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宁海的老街边，听着远处隐约的海浪声。一个老人走过来，指着东边对我说：“你看，那就是宁海。为什么叫宁海？因为咱们这的海，到了这儿就静了。”
这话说得真朴素，朴素得像滩涂上的泥沙。可细细一想，又沉甸甸的。海怎么会听人的话呢？它该汹涌还汹涌，该咆哮还咆哮。这个“宁”字，不是海给的，是人盼的。是驾着小船的渔民，是岸上盼归的妇人，是所有在这片咸水边讨生活的人们，日日夜夜、祖祖辈辈从心底里掏出的一份念想。他们盼着风浪止息，盼着出海的人能平平安安地把船摇回来，盼着日子能像月下的海湾，铺着一层安稳的银光。所以，这地名从西晋叫到现在，叫了快一千八百年，叫的不是眼前的光景，叫的是人心底里那个最朴素的愿。这愿，就是根，后来所有枝枝叶叶的故事，都从这根上生发出来。
宁海还有个名字，叫“缑城”。这名字硬，带着点棱角。街上的人说，这和老方家有关。方孝孺，明朝那个官儿，犯了天大的事，被皇帝灭了十族，都不肯低头说句软话。他是宁海人。这事太惨，也太硬，硬得硌人，硬得让后世的同乡们心里堵了块石头，又隐隐觉得有道光。于是，这地方不知不觉，也染上了这股硬气。你说不清道不明，但“缑城”两个字，念在嘴里，就像咬着一枚生铁的钱币，有点冷，有点重。这份硬气，不是摆在脸上的凶，是骨子里的不肯迁就，是认准了的理，撞到南墙也不回头的倔。这是宁海风骨里一根撑着的梁。
要说最懂宁海骨血的，还得是一个个散在山坳里、海角边的村子。它们的名字，不是官老爷坐在衙门里拍脑袋想的，是庄稼汉在田头歇晌时，是老渔民补网时，是妇人灶边闲聊时，你一言我一语，用最实在的话，给自家落脚的地方起的名。这些名字，就是一部刻在大地上的、最生动的方志。
你听，“龙宫”。多阔气！在深甽镇的山里头。可你要是真去了，见不到琉璃瓦，也见不到虾兵蟹将，就是个普通山村，村边有个深潭，水黑得不见底。老人家说，那潭底通着东海，是龙王爷歇脚的行宫。这想法多妙！把眼前一眼看不住的深水，和远处那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海，用一条神异的线连了起来。这哪里是取名，这是在无依无靠的深山生活里，给自己找个雄伟的靠山，给平凡的日子，披上一件斑斓的神话外衣。面对浩瀚难测的自然，心里有点怕，又有点敬，更有点亲，最后化成了这么个威风凛凛的名字。这是先民和天地万物说话的方式，谦卑，又带着浪漫的想象。
顺着这海的意思往东走，到了长街镇的海边，有个村子叫“车岙”。这名字来得就有点滑稽了。最早来的穆家祖先，本是要划船去“西岙”的。夜里行船，星月黯淡，摇啊摇，不知怎么就把方向摇岔了。等天蒙蒙亮，靠了岸，一看，哪儿都不是原想去的地儿。祖先倒也豁达：得，走“岔”了，就叫“岔岙”吧。后来叫着叫着，口音一转，成了“车岙”。你看，一场偏离了目的地的航行，一次阴差阳错的抵达，没有懊恼，没有抱怨，坦然地接受了命运的“岔路”，并把它变成新家的起点。这种随遇而安的豁达，是海边人从风浪里学来的智慧——计划总赶不上变化，手里的舵，得跟着潮水和风向随时调整方向。
同样是海边，长街镇还有个名字更绝的村，叫“绊田头”。这简直是一幅活脱脱的素描！那地方的先人，本是弄潮的好手，靠海吃海。后来日子想过得更稳当些，又去租了海塘边的田来种。这下可好，身子出了海，心还挂在田里的秧苗上；人在田里弯腰忙活，耳朵却竖着听远处的潮信。脚踩两只船，心挂两头事，生生被“绊”住了。他们也不讳言，干脆自嘲地叫“绊田头”。这名字里，没有悲苦的调子，反而有种热热闹闹的烟火气。它承认生活的牵扯与负累，却用一种近乎玩笑的口吻说出来，辛劳里便透出一股子明亮的韧性。这是一种了不起的乐观，是把生活的重担，笑着扛上肩的从容。
若说“绊田头”是笑着扛日子，那胡陈乡的“洪家村”，就是笑着夸日子了。村里明明都姓胡，偏偏叫“洪家”。为啥？老话说，胡家祖上太能干，迁到这儿没多久，就像发大水似的，“哗啦啦”地置起了近百亩的好田产，家业涨得飞快。邻村人看得眼热，半是佩服半是打趣地说：“瞧这胡家，旺得像洪水一样！”得，“洪家”就叫开了。这名字里，满是乡里乡亲之间那种直来直去的赞赏，是对勤劳致富最朴素的褒奖。它把财富的增长，比作一种澎湃的自然之力，坦荡，直接，充满了汗水换来的踏实与自豪。
从海边往山里去，故事的味道又不一样了。桑洲镇的“辽车村”，早先的名字是“撩车”。“撩”是动作，迅捷，带点巧劲。传说有一年发大水，从上游冲下来一架水磨的“车”（轮子），眼看就要没入激流，这里的村民眼明手快，一杆子下去，生生把它从水里“撩”了上来。一架水车，在那时是重要的家当。这名字，记录的是一次眼疾手快的收获，一次带着泥水气息的幸运。它不宏大，却具体，仿佛还能听到当年洪水哗响，众人惊呼，而后又迸发出的那一阵欢畅的笑声。这是农耕岁月里，一个带着湿气的小小喜悦，被永久地存进了村名里。
山高林密的地方，藏着更多沉重的往事。黄坛镇的深山里，有个村子叫“留五扇”。这名字像一道谜。元朝那会儿，宁海人杨镇龙起事抗元，败了。他的族人杨三教，为了逃命，遁入这重重山林。兵荒马乱，逃命都来不及，能带多少东西？可这位杨三教，偏偏带上了家里一套五扇的屏风。屏风不能吃，不能喝，逃山路上更是累赘。那为什么非要带着？我想，那屏风上或许画着祖宗的容颜，写着家族的训诫，那是“家”的象征，是“根”的模样。命可以丢，但这个“根”，不能丢。他逃到了，活下来了，这地方便因这“留下的五扇屏风”有了名字。这故事听得人心里发紧。那五扇屏风，是家族在历史狂风暴雨中，死死抱住的一截浮木。名字里没有悲号，却充满了劫后余生的惊悸，与近乎执拗的守护。它守护的，是一个姓氏最后的体面与记忆。
同样的守护，在茶院镇的许家山石头村（许民村）以另一种方式上演。村子躲在很深的坳里，房子都是山石垒的，稳当，结实。为什么选这么个僻静地方？《宁海县地名志》里白纸黑字记着：南宋末年，天下大乱，宰相叶梦鼎的后人叶大卿父子，为了“避乱”，一路寻寻觅觅，最后找到了这个山坳，藏身于此，开枝散叶。“避乱”两个字，轻描淡写，底下却是家国倾覆的滔天巨浪，是个人命运被时代撕扯的无奈与仓皇。这名字，是一个家族在历史车轮碾过时，找到的一个石缝。它不求闻达，只求存续，是把“活着”当作最高使命的沉默坚韧。
当然，人活着，不只是为了躲避，更想着往上走，往前走，走到更光亮的地方去。这就有了村名里最暖人心肠的一类——“雅化”。
桃源街道有个村子，现在叫“雅致岙”。听听，多文气！可它一百年前的名字，叫“野猪岙”。漫山遍野，野猪出没，名字直白得像一记冷拳。到了民国十七年（1928年），村里人觉得这名字实在拿不出手了，商量着要改。怎么改？野猪——雅致，借着方言的谐音，轻轻巧巧一转，野趣变成了雅趣，荒蛮变成了文明。一字之易，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它背后，是生活稍稍安定后，人们对“体面”和“美好”生出的强烈渴望。他们不满足于仅仅是活着，还要活得有名字，有光彩。
同一个街道的王社村，走的路子一模一样。它本叫“黄蛇”，因黄蛇岭得名。蛇虫之类，总让人心里不太舒服。1968年，村里人取了个谐音，改叫“王社”。“王”字添了气象，“社”字有了集体、土地的温暖，顿时就开阔堂皇了起来。还有强蛟镇的加爵科村，早先就是个鸟儿做窝的山林，叫“鸦鹊窠”。后来搬来的林姓先祖，把这名字彻底换了个天地。“加爵科”——加官晋爵，科举登科，这是旧时读书人全部的梦想，光宗耀祖，报效家国。他们把这份火烫的期盼，端端正正地写进了村名里，让子孙后代每念一次，就像念一遍鞭策自己的偈语。
这种“雅化”，不是虚荣，是人心向上升腾的那股力量。是吃了饱饭，就想把破衣裳补得整齐些；是住了茅屋，就想着在门口栽棵开花的树。它像暗夜里的一盏灯，虽然微弱，却固执地亮着，照着通往“更好”的那条路。
这些村名，有的像山，沉静地背负着过往（留五扇、许家山）；有的像海，豁达地接纳着一切（车岙）；有的像溪流，机敏地绕过障碍（撩车）；有的像田埂，实在得能闻到汗味（绊田头、洪家）；还有的，像刚刚擦亮的窗，透着对光亮的渴望（雅致岙、加爵科）。
它们零零散散，挂在宁海的角角落落。直到有个叫李恒迁的退休老师，觉得这些名字要是没人记下来，就像珍珠断了线，太可惜了。他一个人，背着包，一个村一个村地走，去找最老的老人，去翻蒙尘的族谱，把每个村名后面的那点热气，那点故事，用宁海的土话，录下来，讲出来。他给这栏目起名“水东讲村名”，一讲就是好几年，讲了快三百期。他像个捡麦穗的人，在田垄即将被推平前，弯腰捡起那些最饱满的穗子。他怕的不是名字消失，他怕的是名字后面的那份念想，那份精气神，被风吹散了。
后来，连县里也动起来了，搞了个“乡村著名行动”，把李老师们找到的故事，整理出来，挂到墙上，写进书里，告诉孩子们：你们村的名字，是这样来的。这说明，上头的人也终于明白了，这些土气的名字，不是符号，是魂。是一个地方喘的气，流的血，跳动的脉搏。
所以啊，转了这一大圈，再回到那个“宁”字，它好像更厚了，也更亮了。它不单是盼海宁静，更是盼人心安稳。盼着在风浪里，能有个将错就错的“车岙”可以靠岸；盼着在生活的拉扯里，能有“绊田头”那样笑对辛苦的豁达；盼着在历史的狂澜中，能像“留五扇”那样守住一点根本；更盼着，日子总能像“雅致岙”那样，一步步朝着更光亮、更体面的地方去。
而“缑城”那点硬气，就垫在这所有的“盼”底下。它让你在随和里不失分寸，在务实中守住底线，在追求美好的路上，骨头是直的，脊梁是硬的。
这些，就是宁海。它的历史，不在高高的庙堂奏章里，就在这些泥土味的村名里。它的文化，不是写在纸上的教条，是渔民补网时哼的调，是农民耙田时流的汗，是母亲唤儿吃饭的那声悠长的乡音。它的精神，就是这山海边千百年来最普通的活法：认真活着，用力守着，向上看着。
海浪一阵阵，轻拍着宁海的岸。这些藏在名字里的念想，也像这海浪声一样，不高，不尖，却绵绵不绝，日日夜夜，环绕着这片土地，告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他们从哪里来，他们的根，扎在怎样一片有血有肉、有哭有笑、有盼头有硬气的泥土里。这泥土，就叫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