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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伫立在南美独立英雄西蒙·玻利瓦尔的雕像前。身旁是一个售卖热狗的摊位，那诱人的香气吸引了一排正在排队的食客。仅仅几步之遥，一块用西班牙语写着“火烈鸟海滩”的牌子赫然入目，而委内瑞拉的国旗正迎着海风猎猎作响。
这三个场景交织在一起，都在强烈地暗示我——我可能置身于委内瑞拉。
但我并没有。我身处地中海沿岸，一个名为卡梅罗塔滨海镇的小渔村，隐匿在意大利南部坎帕尼亚大区的山海之间。
我第一次从委内瑞拉来到这里，已经是十多年前的往事了。当时，我前往意大利南部探望姑妈，她坚持要带我们去这处滨海镇看看。她急切地想向我们展示散落在四周、关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各种生活细节。
那是2012年的冬天，距离那个日益专制的政府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迫使800万委内瑞拉人背井离乡还有好几年。在欧洲的一个偏僻小村庄里瞥见家乡的痕迹，在那时只觉得有趣——那是一种带着奇异色彩的好奇心。彼时的我并未意识到，这种景象在日后会成为一种如此熟悉的离散模式。
尽管卡梅罗塔滨海镇对外界而言鲜为人知，但在当地，这个拥有约3000名居民的小镇却有着独特的名声：它几乎是由那些移民委内瑞拉后又归国的意大利人一手塑造，甚至是重建的。
这里的大部分发展资金，都源自他们在委内瑞拉石油繁荣时期积攒的财富。在这个镇上，几乎每个人都与加拉加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到了2024年，当我第二次造访卡梅罗塔滨海镇时，我身后那个曾经熟悉的委内瑞拉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危机、镇压和移民潮占据了所有的新闻头条。
2026年1月初，传来了惊人的消息：美军在深夜突袭了加拉加斯，带走了尼古拉斯·马杜罗及其妻子。
在这个滨海小镇，就像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马杜罗的倒台既引发了人们对他离去的喜悦，也激起了对遗留政权未来的深深忧虑。
委内瑞拉拥有庞大的散居海外的群体，分布在世界各国，因此看到一个满是委内瑞拉人的城镇已不再是什么稀奇事。
几年前，我和一位朋友闲聊时提到了卡梅罗塔滨海镇。他最近刚去过那里，并给了我一位委内瑞拉裔意大利人多明戈·巴尼亚蒂的联系方式。巴尼亚蒂先生热情地提出租给我一个房间，并把我介绍给他在当地的委内瑞拉朋友们。
要抵达卡梅罗塔滨海镇绝非易事。从罗马乘坐四个小时的火车到达帕利努罗站后，还得设法找辆车走完剩下的路程。巴尼亚蒂先生的儿子接上了我，我们在蜿蜒的山路上行驶了半个小时，大海在山丘的缝隙间若隐若现。
在委内瑞拉，这些被称为“滨海镇人”的移民，在加拉加斯附近的拉瓜伊拉市找到了与家乡相似的色彩和气候，那里的一切都让他们想起了包括滨海镇在内的萨莱诺省。
当你走进巴尼亚蒂先生的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他的花园。绿色的网铺在橄榄树下，用来收集秋天成熟坠落的果实。
而在角落里，有一棵稍显格格不入的芒果树，那是他在20世纪90年代从委内瑞拉带回来的。这棵树从未结过芒果，但它伫立在成群的橄榄树之间，就像一座纪念碑，提醒着他在大洋彼岸曾经建立的旧生活。
在他家中，一张巨大的玻利瓦尔海报悬挂在众多的家庭照片之间。围绕着这位“解放者”的，是他孩子们的面孔——他们所有人都已经离开了委内瑞拉。
尽管如今提到委内瑞拉，人们往往联想到现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潮之一，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情况却恰恰相反。
在卡梅罗塔滨海镇，与委内瑞拉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那时的当地渔民听闻远方有一片充满机遇的土地。巴尼亚蒂先生的祖父母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往返于加拉加斯。
到了20世纪50年代，来自欧洲，主要是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移民浪潮涌向委内瑞拉。当他们的祖国在二战后仍面临艰难困苦时，这片富含石油的天堂所蕴含的无限可能吸引了他们。据估计，到2017年，已有超过200万委内瑞拉人是意大利人的后裔。
巴尼亚蒂先生经常与一群有着相似经历的人聚会。像他一样，这群人在交谈中自如地切换着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以及加拉加斯和萨莱诺的方言。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午后，当他们啜饮着咖啡时，有人拿出了一张1969年的老照片：那是一支名为“滨海之狮”的足球队在委内瑞拉的合影。
巴尼亚蒂介绍说，照片中的15名球员全部出生在卡梅罗塔滨海镇，当时他们都生活在加拉加斯。那里的大多数来自这个意大利村庄的家庭都经营着杂货店，闲暇时便聚在一起。
在这15人中，有9人最终回到了滨海镇。其他人已经离世。如今，他们中没有一人还留在委内瑞拉。
在卡梅罗塔滨海镇，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人类迁徙的周期性本质，以及它在塑造集体身份认同中的巨大影响力。
尽管在当今的政治话语中，移民往往被视为一种威胁，但跨越国界的流动自古有之。我所遇到的这些人，设法在异国他乡建立了自己的生活，而当他们最终回到故土时，那种感觉却仿佛是经历了又一次移民。
“无论在哪一边，我从未真正找到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布鲁诺·丹德里亚说道。他在意大利和委内瑞拉之间往返居住了几十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在滨海镇永久定居。
丹德里亚先生的朋友彼得罗·库萨蒂也有着同样的撕裂感。
“我深受这种混合身份的折磨，”他说，“我对委内瑞拉的爱是无限的，所以当我在那里时，我是委内瑞拉人。但现在我在这里，我就是意大利人。”
他们向我讲述了一个我永远无法向祖父询问的故事——他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我倾听着，仿佛在聆听属于我自己的家族史。
84岁的朱塞佩·特罗科利回忆起他孩提时代第一次前往加拉加斯的经历：“船在海上坏了。我们在海上漂流了五天。整个旅程耗时18天。”
我在一个周日的下午，在一场家庭聚会中见到了他。餐桌上，语言和口音交织成一种熟悉的旋律，客人们翻阅着家庭相册。我认出了我的旧学校，那是加拉加斯的一所意大利教育中心，许多意大利后裔都曾在那里求学。
特罗科利先生的女儿玛丽亚·特罗科利翻看着照片，叫出了那些他们早已离开的小巷和故人的名字。“我从未学会游泳，因为我们的全部生活就是工作，”她说。即使在今天，她也从不涉足深水区。
但对许多人来说，辛勤的工作得到了回报。特罗科利先生建造了一栋俯瞰大海的房子，如今这里已成为一家旅馆。
“这所房子，就像卡梅罗塔滨海镇的所有房子一样，完全是用委内瑞拉挣来的钱盖起来的，”他告诉我。
这句话，村里许多人都会反复提起。
滨海镇人在委内瑞拉感到宾至如归并不奇怪：那里温暖的气候和夕阳的光线常常会让感官产生错觉。加上石油繁荣带来的经济富足，让他们在那里停留了数十年。
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个国家的生活发生了急剧的转折：犯罪率上升、政治局势紧张以及当地货币的崩溃，标志着委内瑞拉所谓的“黄金时代”的终结。许多意大利移民开始重返故土。
特罗科利一家表示，仅在1984年这一年，他们就遭到了八次抢劫。他们回到了滨海镇，从此再未回去。
“我每天都在后悔没有回委内瑞拉，”特罗科利先生感慨道，“现在我太老了，回不去了。我是意大利人，因为我出生在这里，但我的祖国——我的精神家园——是委内瑞拉。那是我度过最美好时光的地方。”
近年来，卡梅罗塔滨海镇迎来了一代新的委内瑞拉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因为家乡日益恶劣的环境而被迫离开的。
戴琳·鲁嫁给了巴尼亚蒂先生的儿子安赫尔，她于2021年搬到了滨海镇。她在网上找不到太多关于这个小镇的信息，所以当她面对那些人们大部分时间都闭门不出的宁静冬天时，感到格格不入。
“我想象的是另一种景象，”她说，“这里不是拉瓜伊拉。”她指的是那个位于加拉加斯郊外的海滨城镇。
鲁女士现在在家族经营的名为“金刚鹦鹉”的委内瑞拉餐厅工作，为夏季的客人们制作玉米饼和克里奥尔什锦饭这两种极具代表性的委内瑞拉特色菜肴。
那是去年九月，我最后一次去滨海镇，她的儿子安德烈斯提出送我去火车站。那是夏天的最后一周，海滩上的人潮开始退去。
当我们开车穿过起伏的山丘时，我最后看了一眼萨莱诺外海那湛蓝的海水，那是我的祖父母曾经在另一片土地上追逐过的地平线。
我们的车再次驶过一面飘扬的委内瑞拉国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