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扬州市区文昌路中间的绿化道上有一座千年石塔，建于唐开成三年（838），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石塔为仿阁楼式，5层6面，青石构筑，高约10米。石塔塔身共5层，从下往上逐渐缩小，每层有6面，精雕佛像，其中南北两面第一、三、五层有拱形洞门，第二、四层有雕像，其余各面隔层具有高浮雕佛像。
塔檐屋面仿作筒瓦瓦陇，檐角微微起翘，塔顶为六角攒尖式，上冠葫芦形塔刹和宝瓶、宝珠。塔的下方是须弥座基，座高近1米，各面上雕刻有鹿、马、牛等。
（位于文昌路上的唐代石塔）
石塔与石塔寺
石塔寺是先有寺庙，后有石塔，而寺庙又因石塔而闻名。据《宝祐志》记载，晋时古刹——蒙因显庆禅院，在刘宋元嘉十七年（440）名慧照寺，又名高公寺。唐先天元年（712）改名安国寺，乾元年间再改名木兰院。唐开成三年，石塔建造于木兰院内，作用是供奉古佛舍利，木兰院改名为石塔寺。
（50年代石塔寺还在寺院内）
石塔在南宋绍定年间曾经倒塌，不久寺内和尚就在原址重建。到了南宋嘉熙年间，石塔寺被迁至城内浮山观之西，即今天的地址。接下来的数百年间，石塔先后在宝祐年间、崇祯年间、清康熙四十七年，经历贾似道、寺僧三昧、寺僧抚生等组织的大修。到了咸丰三年（1853），寺庙毁于太平天国战火，仅存石塔和戒坛。后寺僧月辉、祥坤相继修建。
解放初，寺内建筑先后拆除改建，唯将寺中楠木藏经楼移建前院。
王播与木兰院
王定保的《摭言》里记载了木兰院里“饭后钟”的故事。一个叫王播的文人，年幼时家里贫困，就寄居在扬州城内的这座木兰院里，跟着和尚们一起吃斋喝粥。起初，王播听到吃饭钟一敲，就知道饭点到了，准时进斋堂，坐下就吃，吃了就走。
日子久了，有个别和尚故意捉弄他，待到斋饭吃完，才开始敲钟。等王播走进斋堂，和尚们已经开始收拾碗筷，打扫卫生，一番景象让王播十分尴尬难堪。王播在气头上愤而提笔，写下：“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梨饭后钟”。不久，他就离开木兰院。
（1979年拓建马路，石塔和寺内一株唐代银杏树保留下来）
而后，王播进士及第踏上仕途，从一名县尉做起，官运亨通，后被调任淮南节度使，兼盐铁转运使，出镇扬州。王播故地重游，来到木兰院，看看曾经题诗的地方。只见曾经居住的房屋已久，题句依然在墙上，赫然多了一个碧纱笼。不等王播询问，和尚们恭敬有礼地说：“大人的墨宝必要珍藏，用碧纱笼罩住，防止损坏”。一番遮掩之词，让王播啼笑皆非，随即写下，“二十年前尘土面，于今始得碧纱笼”。还写下，“二十年前此地游，木兰花发院新修。如今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
然而可惜的是，这一点人生的感慨，并未从内心触动王播的正义之情，因为王播为官作恶太多，到了也未收敛，难怪百姓对其多为怨恨。
苏轼与石塔寺
苏轼曾与石塔寺的僧人有过一些交往。据《嘉庆重修扬州府志》记载，一次，苏轼经过扬州，住在石塔寺的戒禅师前往迎接。苏轼还特别写下《石塔寺戒衣铭》：“石塔得三昧，初从戒定入。是故常保护，登坛受戒衣。吾闻得道人，一物不可留。云何此法衣，补缉戒百纳。”
“石塔得三昧”的说法后来流传很广，因为在明崇祯年间，石塔寺真的来了一位有为能干的僧人——寂光律师，字三昧，他带领众僧重修寺庙、修缮石塔、建造九佛楼，石塔寺得以再次兴旺。
（文学家、诗人苏轼）
就王播和饭后钟的事，苏轼还写过一首有趣的诗——
“饥眼眩西东，诗肠忘早晏。虽知灯是火，不悟钟非饭。
山僧异漂母，但可供一莞。胡为三十年，记忆作此讪。
斋厨养若人，无益只遗患。乃知饭后钟，阇梨盖巨眼。”
诗中既道出了僧人的“饭后钟”对王播早年勤奋苦学的促动作用，也透露出了对王播日后为官品行不佳的批评。
苏轼还在石塔寺与朋友小聚品茶，写下《到官病倦，未尝会客，毛正仲惠茶，乃以端午小集石塔，戏作一诗为谢》，“为君代羔豚，歌舞菰黍节。禅窗丽午景，蜀井出冰雪。坐客亦可人，鼎器手自洁。金钗候汤眼，鱼蟹亦应诀。遂令香色味，一日备三绝。报君不虚受，知我非轻啜。”
此诗的意思是中说：石塔寺的禅房外风和日丽，苏轼亲自擦洗茶具，用蜀井的好水泡上好茶款待朋友。观茶色、闻茶香、品茶味，轻啄一口，很是惬意！
宋徽宗与石塔寺
《扬州风土纪略》上转载了宋人曾敏行《独醒杂志》的一则小故事，宋徽宗退位之后，居住在位于外城、景龙江以北、与皇城有夹城相连龙德宫中，他整日无所事事，愈发向往文人墨客的生活。
一行人“烟花三月下扬州”，路过石塔寺，宋徽宗惊叹石塔制作精巧，他不禁赞叹：“京师无此制作。”这时，旁边有个和尚表情凝重、低吼了一声：“何不取充花石纲！”
（宋徽宗画像）
花石纲是中国历史上专运送奇花异石以满足皇帝喜好的特殊运输交通名称。宋徽宗时，10艘船称一“纲”。花石船队所过之处的百姓不仅交钱、贡粮，还要服役，有的地方甚至为了让船队通过，拆毁桥梁，凿坏城郭。江南百姓苦不堪言。
耿直和尚的话让宋徽宗身后随行的人听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宋徽宗更是气愤难当，但碍于彼时太上皇的身份，只好拂袖而去，打道回府。
一介平民的冒犯之言，让一个威风八面的太上皇败兴而归，是他善于纳谏和自省？还是他深知百姓疾苦隐忍不作？也或许他就是这么个“软柿子”。
《独醒杂志》记载的故事多为两宋时期的轶闻趣事，《四库全书总纲纲要》称其可补史传之阙，宋徽宗在石塔寺的这番囧事是否真切，还待有兴趣者继续考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