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上一个地方，只需要一次旅游；厌倦一座城市，却有千万条理由。
就像我一直没法喜欢沈阳，其城市规模之大，高楼大厦之多，奢侈品商场之繁华，都无法勾起我的热爱之情。相反，对其稀缺的绿色资源、严重的沙尘雾霾、飞舞的纸屑垃圾，倒是印象深刻。一句话，我不喜欢沈阳，一开始就不喜欢。
第一次到沈阳，可以追溯到1997年8月。那时，作为新入学的军校学员，我从哈尔滨乘火车到位于北大营的沈阳军区后勤干部训练大队报到。可能是学校周边过于破旧，抑或是当时沈阳的空气质量太差，反正从到此地的第一天起，我对这座城市就没有好感。
当时，位于沈阳铁西区的那些大型国企还没有完全破产或改制，一个又一个大烟囱没日没夜地冒着黑烟，把整座城市弄得烟尘纷飞、乌烟瘴气。我们早上打扫完室内卫生，紧闭门窗，中午下课回来，宿舍窗台上准有一层薄薄的黑灰，赶紧用湿抹布擦掉，可晚自习归来又是一层黑乎乎的东西，屡屡让人无语。
上学期间，曾随军校同学去过一次位于沈阳东郊的棋盘山，那里有山有水有森林，植被丰茂，空气新鲜，是个绝佳的休闲之处。只可惜离市区太远，去一趟并不容易，要么乘火车，要么坐公交，根本无法改变我对沈阳的不良印象。
2001年春夏之交，我还是大兴安岭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干事时，在沈阳军区《前进报》社通联编辑室时任副主编曹晓春的推荐下，我得以到报社学习三个月。期间，学到了不少采编知识，也发表了一些新闻稿件，可对沈阳这座城市依旧爱不起来。
有时候，我也在反思：既然这么不待见沈阳，为啥还要来沈阳工作？完全可以抛开机关高低、出路大小等虚名的羁绊，一直坚守哈尔滨嘛。
可惜，我是个凡夫俗子，想去更大的城市，想有更好的前途，想通过工作岗位和职务的调整让自己和家人脸上有光。更何况，生活本就充满诸多无奈，哪能因为不喜欢一座城市而放弃更多人生际遇呢？对大多数人而言，任性从来都不是理智之举，选择妥协才是生存和进步的不二法则。
所以，2007年冬，当第三次调往战区机关工作的机会来临时，我没有丝毫犹豫，果断婉拒了我的直接领导、黑龙江省军区政治部宣传处陈国富处长的挽留，铁了心要离开我一直喜欢的冰城哈尔滨。
离开前，分管我们宣传处的省军区政治部李春明副主任找我谈心，动员我留下来，说凭你的文笔和现实表现，一直在省军区机关干下去，准会有所作为。我很想拒绝这个建议，又怕领导不高兴，实在是左右为难。最后，曾在沈阳军区机关工作多年的省军区政治部宋凤鸣主任一锤定音：调军区机关工作是好事，那里发展空间更大，该去去，别犹豫。
就这样，我告别哈尔滨，前往自己并不喜欢的沈阳报到，并使其成为至迄今为止工作和生活时间最长的城市。
最初由宣传科到纪检处，之后从纪检处到宣传处，再从宣传处到纪检部，在两个工作性质完全不同的部门来回折腾，让我明白了一些浅显的道理：岗位是死的，人是活的，只有人无法适应的岗位，没有人干不好的工作；谁都不是天生干某项工作的料，我们缺少的往往不是能力，而是挖掘和展现能力的机会；地球离了谁都转，不存在某个岗位离不开某人，真正离不开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依赖。
话虽如此，频繁变换工作岗位，也并非一件易事。比如我调到沈阳后，尽管从事的是曾经干过的纪检监察工作，新同事也是在省军区纪检处工作期间结识的熟面孔，可初到军区政治部纪检部的那段时间，还是有诸多不便或不适。
应该说，我很幸运，一到沈阳，就住进了一套位于一楼、被附近高楼遮挡、终日不见阳光、一百多平方米的师职公寓房，虽然很破旧，格局也不好，但面积足够大，除去厨房和卫生间，还有大大小小五间房子，并且只有我一个人居住，想一想都觉得牛气。
这套老房子，原本是纪检部和编研室共用的单身宿舍，我来时，已经荒废了一年多，连钥匙都找不着了。去火车站接我的三位同事都是急性子，其中一位更是猛男，抬脚一踹，房门应声而开，我们进屋，正惊叹满屋的蜘蛛网，几只肥硕的老猫数声惊叫，循着破损的玻璃夺窗而逃，惊起阵阵灰尘。
住了一些时日，我才知晓自己“强占”了老猫们的老巢。因为之后的数月时间里，一群流浪猫总是徘徊在窗前，夜里冻得吱哇乱叫，用爪子撞击着紧闭的窗户。等到来年开春，发情的母猫们更是疯狂，不分白昼地在墙根下像婴儿一样呜咽。
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还有老猫们不离不弃地“守候”，夜深人静之际，真有些毛孔悚然。所幸我胆子还算大，又从哈尔滨家里拎来一个收录机，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不是听广播就是放流行歌曲，倒不至于孤枕难眠。
两地分居的日子并不好过，吃不香，睡不踏实，一到晚上想老婆想儿子，闭上眼睛全是在哈尔滨工作和生活时的场景。
纪检部的部处领导非常体贴部属，没有十万火急的任务，一般每隔两周会安排我回一趟哈尔滨，周五中午坐火车回去，周一早上再赶回来。如此人性化的安排，足以缓解相思之苦，但也有问题，就是太折腾人，来来回回坐车，感觉很疲惫。再就是费钱，一家三口半个月或更长时间不见，总要聚聚餐，偶尔给妻儿买衣物或玩具也特别慷慨，几个月下来，银根紧缩，钱包渐瘪，压力空前。
转眼到了2008年5月12日，汶川突发特大地震，牵动着全国人民的神经。作为在外漂泊的川渝人，为收看灾区新闻，我花五百元钱到旧物市场买了一台TCL彩电，一有空闲就守在电视机跟前，和灾区的父老乡亲们一起悲伤、一起加油，独自度过了一段悲痛与泪水、伤感与感动相伴的特殊日子。
当年7月中旬，正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放暑假后，妻子把小屁孩一个人暂时寄居在四川老乡文付强家里，赶到沈阳全权负责监督那套破房子的整修工作。期间，我则忙着给妻儿迁户口，为儿子联系学校，找了一些人，费了不少劲，终于赶在开学前办妥一切手续，一家人得以在沈阳团聚。
又过了两三个月，营房部门的同志找上门来，说我们一家三口所住的房子早已不是单身宿舍，已收回多时，纪检部的有关同志对此并不知情，还称此房已作为周转房分配给机关一名副团职干部，令我限期搬走。
这个消息，真让我措手不及。纪检部领导倒是不急，帮我想办法、出主意，又是当面请示政治部首长，又是上报阅批件，总算重新给我争取了一套公寓房。
在哈尔滨期间，妻子本来是有工作的，部队干休所，非现役公勤人员，当初费了不少心思。但为了支持我的工作，她只能忍痛辞职，带着儿子来到人生地不熟的沈阳生活。
我需要做的，就是再次启动为妻子找工作的艰难历程。
找工作，谈何容易？随军家属工作安排，尽管国家有政策规定，但如果个人不去努力，显然是镜中花或水中月，可望而不可即。好在我总能遇到贵人，在纪检部宋保华部长的直接过问和协调下，妻子的工作总算有了着落，并且依然是在部队干休所，依然从事之前的工作。
至此，不管我个人喜欢与否，属于我们三口之家的沈城生活，就这样波澜不惊地开始了。
渝夫2015年11月16日草于辽宁沈阳，2026年2月3日完善于天津南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