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平壤羊角岛饭店大堂，朝鲜导游李英哲第一次看见一整箱矿泉水被随手丢弃。

中国旅游团刚办理完入住，四十多人的队伍拖着崭新的行李箱。一个穿POLO衫的中年男人从包里掏出两瓶还剩三分之一的农夫山泉，看都没看就扔进垃圾桶。塑料瓶撞击桶壁的声音，在寂静的大堂里清脆得像耳光。

“李先生，请问哪里能买水？”男人转向李英哲，手里晃着红色的百元钞票，“要冰的。”

李英哲的喉结动了动。在他的认知里，水是配给品——每月每户八立方，装在军绿色的水桶里，需要去公共水站排队打。而眼前这个男人，用两块钱人民币（相当于平壤普通工人半天的工资）买一瓶水，喝几口就扔掉。

“饭店商店有售。”他听见自己用训练过无数遍的平稳声音回答。

商店柜台后，售货员崔大嫂的眼睛瞪大了。男人不是买一瓶，是指着冰柜：“这些全要，帮我搬到二楼餐厅。”

那是二十四瓶矿泉水。崔大嫂的手指在算盘上颤抖——不是不会算，是被这个数字吓到了。她一个月工资折合人民币约三十元，这一单就抵得上她半个月收入。

李英哲帮着把水搬到餐厅。中国游客们已经围坐三桌，桌上摆着旅行社安排的“豪华欢迎宴”：铜碗饭、九折板、烤鸭肉、人参鸡汤。这在朝鲜已经是国宴规格。

但穿POLO衫的男人皱起眉：“就这些？酒呢？来点好酒！”

同行的一个女人从行李箱里掏出两瓶茅台：“从国内带的，就知道这儿没好酒。”

水晶瓶身在吊灯下反着冷光。李英哲知道这种酒——在涉外商店的橱窗里见过，标价三百美元。那是他两年不吃不喝才能攒下的数字。

第二天行程包括参观“平壤第一百货”。

这座五层建筑是展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橱窗。一楼食品区，货架上整齐陈列着罐头、饼干、糖果。种类不多，但包装鲜艳——都是给外国人看的。

中国旅游团涌进来时，售货员们立刻挺直腰杆。这是她们训练过无数次的场景：微笑，介绍，但不过分热情。因为真正的好东西，不在这里。

“这巧克力怎么卖？”一个年轻女孩指着印有俄文的铁盒。

“三美元。”售货员用中文回答。

女孩转头对同伴说：“才二十块钱！国内这种进口的得一百多！”

她买了十盒。不是自己吃，是“回去送同事”。其他游客见状，开始扫货：高丽参、虎骨酒、刺绣、邮票册……他们用美元、欧元、人民币付款，像在买白菜。

李英哲看着收银台后的外汇兑换单。一张张绿色钞票被收进抽屉，发出令人眩晕的沙沙声。他想起昨晚崔大嫂偷偷告诉他：商店实际库存只有货架上的一半，其他都是空盒子。如果外国人真要大量购买，需要“从仓库调货”——其实就是临时从其他商店拆借。

但现在没人拆穿这个魔术。中国游客沉浸在“捡便宜”的快乐中，他们不知道，自己随手买的一盒巧克力，够一个朝鲜家庭吃三天饱饭。

真正的冲击在二楼服装区。一个中国女人试穿了一件“民族服装”——其实是改良过的表演服，绣着金线，标价八十美元。

“太便宜了！”她惊呼，“这手工，在北京得卖三千！”

她买了三套，不同颜色。付款时，她掏出的钱包里露出一叠百元美钞，厚得像砖头。售货员找零时手在抖——不是紧张，是一种混合着羞愧和渴望的颤抖。

行程第三天晚上，旅行社安排了一顿“自主烧烤”。

地点在平壤唯一一家对外的烤肉店。中国游客们走进包厢时，桌上已经摆好了铜锅、炭炉、和五盘肉——在朝鲜标准里，这已经是超规格接待。

但穿POLO衫的男人又皱起了眉：“肉太少了，再加十盘！啤酒呢？先来两箱！”

服务员愣在原地。店里规定，外宾每人限供三盘肉。不是吝啬，是整个平壤的肉类供应都紧张。这家店的肉，是每天清晨从特殊渠道运来的，限量供应。

领班快步走过来，用朝语对李英哲说：“告诉他，最多再加两盘。”

李英哲翻译时，声音有点干：“各位，我们店里的肉是定量……”

“钱不是问题！”男人打断他，掏出一沓人民币拍在桌上，“这些够不够？不够我还有！”

粉红色的钞票在灯光下摊开，像一片片凋零的花瓣。李英哲数了数——至少两千元。相当于店里半个月的流水。

领班的脸色变了。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鞠躬：“请稍等，我去协调。”

协调的结果是：从其他包厢的配额里挪，从明天的储备里借，甚至可能从某个特殊渠道紧急调货。十五分钟后，十盘肉上桌了。每一片都切得极薄，在盘子里铺成稀疏的一层——这是朝鲜烤肉店的智慧：看起来很多，实际上很少。

但中国游客不在乎。他们烤着肉，喝着啤酒，大声说笑。一个年轻人举起手机拍视频：“老铁们看看！在朝鲜吃烤肉！双击666！”

闪光灯亮起的瞬间，李英哲看见领班在门外，背对着包厢，肩膀在微微颤抖。他不知道领班是在哭，还是在压抑愤怒。

烤肉吃到一半，穿POLO衫的男人突然问：“李先生，你们平时能吃上这种肉吗？”

全桌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向李英哲。

这是最危险的问题。按照培训手册，他应该回答：“在伟大领袖的关怀下，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但此刻，看着桌上堆积如山的肉盘（虽然每盘都很薄），闻着空气中奢侈的油脂味，李英哲的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

“偶尔。”他最终说。

这个回答既不违背规定，也不完全是谎言。但中国游客们交换了一个眼神——那眼神李英哲读懂了：同情。

比轻蔑更伤人的，是同情。

行程最后一天，在去机场的大巴上，中国游客开始分发自带的零食。

“这些带不回去了，李先生你拿着。”一个女人塞给李英哲一大袋东西：巧克力、饼干、火腿肠、甚至还有两包方便面。

“还有我的。”另一个男人递过来一瓶没开封的茅台，“这个太重，不想背了。”

“我这有点人民币零钱，你也拿着。”

东西一样样递过来，像一场温柔的施舍。李英哲的怀里很快堆满了——这些在中国游客眼里“不值钱”、“懒得带”的东西，在平壤黑市上可以换到一家人一个月的口粮。

穿POLO衫的男人最后一个走过来。他没给东西，而是直接塞过来一沓人民币：“这几天辛苦了，一点心意。”

李英哲低头看。五百元。相当于他五个月的工资。

他的手在抖。不是激动，是羞辱。他知道这是“小费”，是旅游业的惯例。但此刻，这笔钱像烧红的烙铁，烫穿了他所有的尊严。

按照纪律，他应该拒绝。按照培训，他应该上交。按照一个朝鲜公民的骄傲，他应该把这沓钱摔回对方脸上。

但他想起妻子浮肿的脸——那是长期营养不良的征兆。想起儿子想要一本彩色画册，他攒了半年钱还没买得起。想起母亲咳嗽时需要的那种药，只在涉外商店有售，价格是他不敢想象的天文数字。

“谢谢。”他听见自己说。声音小得像蚊子。

大巴抵达机场。中国游客们拖着行李箱走进候机楼，很快消失在安检口后面。李英哲站在大巴旁，怀里抱着那些“礼物”，裤兜里揣着那五百元。

他转过身，看见司机老金正盯着他。老金的眼神很复杂：有羡慕，有鄙夷，有一丝同样的渴望。

“上交吗？”老金问。

按照规矩，外宾赠予的一切物品都必须上交组织，统一分配。但此刻，李英哲突然不想遵守这个规矩了。

“分你一半。”他说。

老金愣住了。两人对视了几秒钟，然后同时移开目光。一种默契在沉默中达成：他们不会举报彼此，因为他们已经是共犯。

回程的大巴上空荡荡的。李英哲坐在最后一排，打开那袋零食。他先拆开一包饼干——甜的，酥的，有奶油的香味。他吃了一块，又一块，停不下来。

吃第三块时，他哭了。不是嚎啕大哭，是眼泪无声地流，混着饼干的碎屑，咸涩不堪。

他想起中国游客扔掉的半瓶矿泉水，想起那件八十美元的“便宜”衣服，想起拍在桌上的两千元人民币，想起最后那沓五百元的小费。

李英哲擦干眼泪，把剩下的饼干仔细包好，塞进公文包最里层。他会带回家，给妻子尝尝，给儿子尝尝。他不会告诉他们这些饼干的来历，不会说它们来自一场温柔的羞辱。

他只会说：“外宾送的。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