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古称“沪渎”。

渎是指大河的入海口，而“沪”则是指栅栏状的渔具。在大河的入海口，以竹制栅栏为网捕捉大鱼。

这个古称揭开了上海的身世。三国时期，孙权在今天上海西郊建造的龙华塔，便是如今龙华寺的前身。

从那时起，以“沪”为生的渔民们已经开始在此聚居。

宋朝咸淳三年（1267），“市舶司”的旗帜挂了起来。

官吏们在码头验货、征税，银钱的哗啦入账声，与黄浦江的浪声相合。

商船自海上而来，运来暹罗的大米、波斯的香料、南洋的珍珠，上海自此学会贸易。

直到元朝（1291年），上海才升级为当时最小的行政单位“县”。

一座没有城防、却流淌着真金白银的城邦，引来了倭寇的垂涎。为防袭击与屠杀，上海在两个月内快速建起了一道拥有六个城门的高大城墙。

自此，上海被冠以“东南之壮县”。

其飞速发展的贸易与日益重要的航运地位，也得到康熙皇帝的重视。

清帝在此设立“江海关”，上海开始迎来空前的繁荣。

晚清时代，作为鸦片战争的牺牲品，上海与宁波、福州、厦门、广州一同沦为通商口岸。

随着大量外侨前来居住通商，上海最先辟设租界，并凭借优越的水陆交通，确立了近代中国首要外贸海港的地位，成为连接国内经济与国际市场的主要门户，跻身远东近代都市之列。

正因如此，十里洋场、芜杂颓废的都市气质，构成了人们对近代上海的印象。

各色人种的面孔、迥异的建筑与风俗，形成了上海远观清晰、近看模糊的都市景观。公共租界、法租界与老城厢的原住民，共同构成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三界四方”的上海城。

“摩登”（modern）一词漂洋过海，在上海滩着陆。外侨带来依法自治的管理模式，让“摩登”逐渐成为近代上海的代名词。

上海的人口前所未有的多元：从日夜劳作的工人，到身着开衩旗袍的摩登女郎；从新型银行职员到报社编辑、电影从业者。

随着近代意义的生长，新的“上海人”也在摩登进程中迈出大步。

摩登如同《红楼梦》中一体两面的“风月宝鉴”：镜前是霓虹，镜后是魅影。鸦片馆青烟缭绕，赌场筹码如山，妓院莺声燕语。

犯罪像霉菌，在繁华的褶皱里滋生。茅盾在《子夜》里写道：“上海是天堂，也是地狱。”天堂与地狱之间，是无数普通人的日常：职员在银行打算盘，女工在纺织厂踩缝纫机，报童叫卖号外，青帮在街头游荡。他们构成共同的市民群体，在电车叮当声里，建立起以“利”为轴心的价值观。

电影初到上海时，像个羞涩的客人。在电影发明后的第二个年头，它就传入中国。

徐园主人徐凌云购得一套电影放映机，最初仅供亲朋好友娱乐，但因前来看“西洋戏”者众多，徐凌云决定公开放映。

1896年8月10日至14日，他在《申报》副刊刊出广告，宣布自8月11日起在徐园放映“影戏”。公映票价三毛，在中国传统游艺节目中穿插放映“西洋影戏”，大受观众欢迎。

上海徐园与“西洋影戏”在百年中国电影史上书写了第一笔，奠定了上海作为中国电影发祥地的地位。

香港爱上上海，是在失去上海之后。

抗日战争结束前后，大批上海人迁往香港，他们带去了公司的账本、裁缝店的皮尺、剧院的曲谱，还有上海的往事。

上海是个滋生故事的好地方。在电影中，影片反复玩味男女主人公之间生生相息的眷恋，努力营造与怀念的，正是那种“如梦如幻月，若即若离花”的梦幻海派情调。

1980年，丽的电视台制作播出《大地恩情》与《家在珠江》，使无线电视雄霸黄金档的“翡翠剧场”遭遇败绩。为挽回局面，无线转向制作中篇电视剧。25集的《上海滩》作为王牌在香港播出，随即引起轰动。

不久，上海也播放了这部港剧。1985年4月16日的《参考消息》记载：“自上海电视台以两个频道日夜播放《上海滩》以来，男女老少追着看，甚至发生商店营业员为看《上海滩》将顾客轰出、提早关门的事情。”周润发、赵雅芝、吕良伟等演员激起了港人对海上繁华的无限回味，也让上海人迷醉其中。

商业成功带来巨大利益，使“上海”如同内地“清宫剧”一样，一部成功作品引来无数跟风。由于《上海滩》热播，“上海”成为影视剧的热门题材。上海在空间上远了，在记忆中却近了。

香港导演借到“上海”的东风：徐克在1984年拍摄《上海之夜》；

同年，许鞍华邀请周润发、缪骞人出演由张爱玲小说改编的《倾城之恋》，这也是张爱玲作品首次搬上银幕。

张彻的《上海滩十三太保》票房出色。1988年，黄志强导演以上海滩为背景的《天罗地网》；1990年，泰迪罗宾执导《乱世儿女》。

1991年，许鞍华创作《上海假期》。王晶奉上《上海滩赌圣》。

1992年，关锦鹏的《阮玲玉》屡屡获奖。1993年，潘文杰根据杜月笙生平拍出《岁月风云之上海皇帝》。后来的《胭脂扣》《花样年华》虽讲香港情事，但片中的旗袍、上海话、塘西风月场景，都充满旧上海气息。

《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半生缘》回味着移植而来的旧上海缠绵情绪；《阮玲玉》则传达了对30年代十里洋场“却是旧时相识”般的情感。

上海这个骨子里与香港相通、气质吻合的城市，成了香港电影通往过去的“桥梁”与瞭望的“斜塔”。香港导演镜头中的上海，半是历史，半是想象；半是考证，半是抒情。如同《胭脂扣》里如花返回阳间寻找十二少，香港也在银幕上寻找上海的旧影，寻找那个或许从未真正存在过的、完美的“前世”。

现在回到“沪派江南”身上。什么是沪派江南？它是竹栅捕鱼的古法，也是外滩银行的立柱；是龙华寺的晨钟，也是电影院的胶片；是吴侬软语，也是洋泾浜英语；是青布长衫，也是西装旗袍。沪派江南不是凝固的风景，而是流动的状态。它像黄浦江的水，咸淡水在此交汇，清浊彼此交融。就像江南的雨季，雨丝纷乱，却让万物生长。

上海题材、上海视角、上海故事从开始便一直在镜像中若隐若现，带着使命、情结与宿命的轮回。

岁月从一代代电影人的胶片转动中逝去，关于岁月的记忆却永恒记录在那些泛黄的影像里。

双城互动的历史赋予了这些历史交错感镜像的语境，而辗转时空的镜像又息息相关于两座迷幻之城的历史。

电影自诞生之初，便因它能刻录时间、凝缩空间而让电影人沉迷。 通过影像，电影人自成一派的风格、镜头语言的内涵以及创作初衷里的情怀，都被摄像机捕获

上海的历史在身份认同、旧梦追寻与历史感怀中被重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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