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贞雅第一次见到“抢着买单”的场景，是在北京簋街的一家川菜馆。

那是她作为朝鲜国际旅行社模范导游，赴华研修的第三天晚上。圆桌中间的火盆咕嘟咕嘟冒着红油，毛血旺、辣子鸡、水煮鱼摆得满满当当。她已经学会了不动声色地观察——在中国，餐桌上的丰盛不是表演，而是日常。

饭局接近尾声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这顿我来！”戴眼镜的王老师已经掏出了钱包。

“不行不行，昨天就是你请的。”做建材生意的赵总按住他的手，同时朝服务员招手。

第三个声音插进来：“都别争，说好了今天我做东！”年轻的程序员小陈已经打开了手机支付界面。

三个中国男人几乎要站起来，手臂交叠，嗓门一个比一个大，脸上却都带着笑。服务员站在两米外，见怪不怪地等着——她知道，这场“战争”总会决出胜负。

李贞雅端着茶杯的手停在半空。在她三十一年的人生经验里，付钱从来不是需要“争抢”的事情。

在平壤，一切都有标准。她接待外国旅游团，餐标是旅游局统一制定的：早餐每人3000朝元标准，午餐5000，晚餐7000。结账时，她只需要将单据交给会计，由单位统一结算。个人不需要触碰钱，更不需要选择。

即使是私人聚会——如果那也算聚会的话——也是按配额分配。去年她哥哥结婚，婚宴在“统一食堂”举办。每桌八个菜，每道菜的分量精确到克。来宾不需要付钱，但需要上交粮票和肉票。没有“请客”的概念，只有“共同承担配额”。

“他们……在做什么？”她低声问旁边的翻译小杨。

小杨笑了：“抢着买单啊，中国男人的面子工程。”

“面子？”

“就是尊严，荣誉感。谁买单，谁就有面子。”

李贞雅仔细看着那几个男人的脸。赵总终于“获胜”了，他成功把二维码递给了服务员。扫描成功的“嘀”声响起时，他脸上露出一种混合着得意和放松的表情。而“失败”的王老师和小陈，则摇着头笑着，拍拍赵总的肩：“下次一定我来啊，不许抢！”

那种轻松，那种把付出当成荣誉的姿态，让她感到一阵眩晕。

第二天参观王府井百货，另一场震撼接踵而至。

在女装区，她看见一对年轻情侣。女孩试了一件连衣裙，站在镜子前转圈。男孩靠在柜台边，笑着说：“喜欢就买，你穿好看。”

女孩看了看吊牌，犹豫了：“太贵了，要两千多呢。”

“没事，我这个月项目奖金刚发。”男孩已经掏出了银行卡。

女孩眼睛亮了，搂住男孩的脖子亲了一下。店员包装衣服时，男孩顺手又从旁边的货架上拿了一条丝巾：“这个配着更好看。”

李贞雅突然想起去年春天，平壤第一百货商店来了一批中国进口的羊毛衫。她嫂子排了三小时队，终于抢到一件。全家人轮流试穿——不是买，是“分配”。那件羊毛衫最终给了即将相亲的堂妹，因为“她更需要体面的衣服”。而嫂子自己，继续穿着领口磨破的旧毛衣。

“在中国，”她问小杨，“女人可以自己买衣服吗？不需要丈夫或父亲同意？”

小杨奇怪地看她一眼：“当然可以啊，现在很多女性收入比男性还高呢。”

“那如果……她想买很贵的东西呢？”

“刷自己的卡呗，只要赚得到钱。”

李贞雅摸了摸自己的制服口袋。里面有一张中国的临时银行卡，研修团给每人发了三千元“生活费”，用于体验中国消费。昨晚她查过余额——还剩下两千八百多。她只敢买最便宜的东西：一瓶水，一支笔，一本笔记本。

她不是没有钱。在朝鲜，她的工资算是高的。但钱能买的东西太少了。大部分商品需要配额，需要资格，需要排队。有时候，有钱不如有关系。有时候，有关系也不如有个好成分。

第五天，研修团访问一家互联网公司。休息时，她看见几个年轻员工在茶水间争论午饭吃什么。

“点外卖吧，懒得下楼了。”“我想吃麻辣香锅。”“昨天才吃的，今天换寿司吧。”“要不投票？”

他们真的掏出手机，发起了一个五分钟的投票。最后麻辣香锅以两票优势胜出。一个女孩开始操作手机：“那我下单了，老规矩AA，微信转我啊。”

五分钟后，每个人手机都响起了转账成功的提示音。

李贞雅站在茶水间门口，感觉自己像个来自古代的穿越者。在她的单位，午饭是食堂统一配发的：一勺米饭，一勺泡菜，一碗汤。如果有重要接待任务，可能会加一勺炖土豆。没有选择，也不需要选择。大家端着一样的饭盒，坐在一样的长凳上，吃着一样的食物。

“你们每天……都可以自己决定吃什么吗？”她终于忍不住问。

一个戴眼镜的男孩抬起头：“差不多吧，附近外卖有几百家呢。就是容易选择困难症。”说完他自己先笑了。

选择困难症。

李贞雅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在她的世界里，选择是奢侈的，甚至是危险的。小时候，她因为说“想吃苹果而不是橘子”，被老师批评“有资产阶级享乐思想”。从那以后，她学会了只说“组织分配的都好吃”。

研修进入第二周，真正的冲击来了。

周末，小杨带她去自己家做客。八十平米的两居室，装修简单但温馨。小杨的妈妈在厨房忙活，爸爸在沙发上看电视，七岁的儿子在玩平板电脑。

午饭很家常：西红柿炒鸡蛋、青椒肉丝、清炒西兰花、紫菜蛋花汤。但李贞雅注意到，每个人面前都有一小碟不同的蘸料——爸爸的加了更多辣椒，妈妈的放了醋，孩子的有番茄酱。

“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嘛，”小杨妈妈笑着说，“自己调自己喜欢的。”

吃饭时，电视里在播一档购物节目。主持人亢奋地推销着空气炸锅：“现在下单，立减三百！还可以分期付款，每月只要八十八！”

小杨爸爸哼了一声：“又是骗人的。”小杨妈妈却有点心动：“我看王阿姨家买了一个，炸薯条不错。”“你想买就买呗，”小杨说，“我帮你下单。”“不要不要，我就说说。”

但李贞雅看见，小杨已经偷偷拿出手机，几分钟后抬头说：“妈，下单了，后天到货。”

小杨妈妈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拍了一下儿子的肩：“你这孩子！”

那种轻松，那种“想买就买”的自由，让李贞雅鼻子突然一酸。她想起自己的母亲，去年咳嗽一直不好，医院开的药效果不佳。有亲戚说中国有一种止咳药很好，但那是“进口药品”，需要特别审批。父亲跑了一个月，盖了七个章，最后还是没批下来。母亲说：“算了，老毛病了，忍忍就好。”

吃完饭，小杨的儿子跑过来，举着平板电脑：“妈妈，我想买这个乐高。”

小杨看了一眼价格：“太贵了，等你生日再说。”“我用我的压岁钱买！”“压岁钱不是让你乱花的。”“可是我真的想要……”

最后是爷爷解的围：“这样吧，如果你这星期自己整理房间，不让你妈催，爷爷赞助一半。”

孩子欢呼着跑开了。

李贞雅看着这一幕，突然明白了“抢着买单”背后更深层的东西——那不是简单的面子，而是一种权力。一种“我可以决定”的权力，一种“我能让我爱的人快乐”的权力，一种“生活可以有选择”的权力。

在朝鲜，权力属于国家，属于集体，属于领袖。个人不需要权力，只需要服从。

但在中国，每个普通人都握着一份小小的权力：决定今天吃什么，决定给家人买什么，决定如何花自己的钱。这份权力如此普通，普通到中国人自己都察觉不到它的存在。就像鱼察觉不到水。

研修最后一天，欢送宴上又上演了抢着买单的戏码。这一次，李贞雅没有感到震惊，而是感到一种深深的、骨髓里的悲哀。

她悲哀不是为中国，是为自己，为那个她必须回去的世界。

赵总又一次“获胜”了。他举着付款成功的手机，像举着一面胜利的旗帜。大家起哄让他讲两句，他站起来，说得很简单：“能请大家吃饭是我的荣幸，真的。咱们这半个月处得跟兄弟姐妹似的，这点钱算啥。”

没有豪言壮语，但每个人都鼓掌。李贞雅也跟着鼓掌，手掌拍得生疼。

散场时，小杨悄悄塞给她一个信封：“李姐，这是我们几个凑的一点心意，你拿着，回去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

李贞雅像被烫到一样缩回手：“不行，不能……”

“没事的，就当我们请你的。”小杨硬塞进她手里，“你回去……就用这钱，给自己买件好看的衣服。不是制服，就是普通的、好看的衣服。”

信封不厚，但握在手里沉甸甸的。

她摸了摸口袋里的那个信封。里面有两千块钱，还有一张小纸条，上面是小杨的字迹：“李姐，要对自己好一点。”

对她好一点。

在朝鲜，没有人告诉她可以对自己好一点。她学到的是：对祖国忠诚，对领袖热爱，对工作负责。自己？自己是集体的一分子，是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螺丝钉不需要对自己好，只需要牢固。

回到平壤的第二天，李贞雅去了第一百货商店。她拿着那两千块钱——已经换成了朝元，厚厚的一叠。

女装部在二楼。货架上挂着的衣服款式陈旧，颜色黯淡。她看中了一件深红色的毛衣，摸上去很柔软。她看了看价格标签：150,000朝元。

她三个月的工资。

导购员走过来，面无表情：“同志，需要帮忙吗？”

李贞雅想说“我看看”，但话到嘴边变成了：“这件……需要配额吗？”

“不用，外汇商品，付现就行。”

外汇商品。也就是用人民币、美元才能买的“特供区”。她手里的朝元，在这里和废纸差不多。

李贞雅在柜台前站了很久。导购员已经不耐烦地去整理其他货架了。最后，她默默地转身离开。

走出百货商店时，平壤的天空灰蒙蒙的。她攥着口袋里那叠厚厚的朝元，突然想起了在北京看到的那个买连衣裙的女孩，想起了小杨一家吃饭时每人不同的蘸料，想起了那几个为午饭投票的年轻人，想起了赵总抢着买单时脸上的光。

回到旅行社宿舍，李贞雅打开行李箱。最底层，用衣服仔细包着的，是小杨送的那支口红。中国品牌，色号叫“正红”。

她走到镜子前，慢慢地、仔细地涂上口红。镜子里的人嘴唇鲜红，脸颊却苍白。制服笔挺，但空荡荡的。

有人敲门，是同事：“贞雅同志，主任让你去一趟，汇报研修成果。”

“好的，马上来。”

她对着镜子最后看了一眼，然后拿起纸巾，一点一点擦掉口红。鲜红色在纸巾上化开，像血，像那些她见过却再也摸不到的中国霓虹灯。

擦干净嘴唇，她重新变成李贞雅同志——朝鲜国际旅行社模范导游，政治可靠，业务熟练，永远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推开宿舍门时，走廊尽头传来电视声，是晚间新闻开始了。女主播字正腔圆的声音在走廊里回荡：“在我党英明领导下，我国人民生活幸福安康，社会主义优越性充分显现……”

李贞雅挺直腰背，朝主任办公室走去。

高跟鞋敲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清脆而空洞的声响，一下，一下，像心跳，也像倒计时——倒计时到下一次，她必须再次微笑着对游客说：“我们国家实行最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每个人都过着幸福满足的生活。”

而她知道，在鸭绿江的另一边，此刻正有无数普通人在决定今晚吃什么，在给家人买礼物，在为了谁买单而笑着争执。那些平凡的、琐碎的、不值一提的选择，构成了一个她永远无法真正拥有的世界。

那个世界不完美，但它允许人们有“选择困难症”。而在她的世界里，最大的困难恰恰是——没有选择。

选择的奢侈：当朝鲜导游发现“决定今晚吃什么”是一种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