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风说事，欢迎您来观看。
01
三亚，亚龙湾希尔顿。
下午三点四十分，CI（办理入住）高峰期。
我站在前台队伍第三位，行李箱靠着腿边，手里攥着两张明早回北京的机票。七点半那班，她说太早，改签到了九点五十。改签费六百二，我付的。
她在旁边接电话。
“嗯，落地了……刚到酒店，人好多……对啊，我跟他一起。”
她侧身对着我，声音压得很低，但我听得见。不是刻意偷听，是她的手机音量太大，听筒里漏出的男声清晰得像我自己的记忆。
“标间？”电话那头问。
“嗯，花园景，两晚。”她顿了顿，“前台说可以升级，你有会员吗？”
那边说了句什么。
她笑了一下。
“那报你的号试试。”
然后她转向柜台，微微踮脚，对工作人员说：“您好，麻烦查一下会员账户，沈让，沈是沈阳的沈，让是谦让的让。”
工作人员敲击键盘。
“沈先生您好，您的钻石卡可以升级至豪华海景房，需要确认入住人姓名……”
“徐宛宜。”她说，“这是我先生的姓，姓简。”
我站在原地。
队伍往前挪了一位。
工作人员开始操作升级。她低头签入住单，无名指上的素圈戒指在灯光下闪了一下。那是我挑的，三千六百块，结婚时买的。
她没回头看我。
也不需要回头。
因为从始至终，她没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我没说话。
队伍又往前挪一位。
轮到我了。
工作人员抬起头：“先生，请问您有预订吗？”
我把身份证递过去。
“跟这位女士一起。”我说。
她终于转头，看了我一眼。
“简程，”她笑了一下，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沈让有钻石卡，升级不用加钱，一年四次权益，他反正也用不完……”
我没看她。
我看着柜台后面那面镜子。
镜子里有个三十出头的男人，灰色衬衫，袖口挽到小臂。他站在那里，手里攥着两张机票，票根被掌心捂热了，边角微微卷起。
他脸上没有表情。
工作人员递回身份证，还有两张新房卡。
“简先生，徐女士，豪华海景房，1712，祝您入住愉快。”
她接过房卡，放进口袋。
我接过身份证，放进口袋。
然后我把那两张机票放在柜台上。
“先生？”工作人员低头看了一眼。
“帮我查一下今晚回北京的航班。”我说。
她愣了一下。
“您要退房吗？还没办理入住……”
“不入住。”我说，“改签。”
她开始敲键盘。
徐宛宜在旁边看着我。
“简程，”她叫我的名字，“你干嘛？”
我没回答。
“明天早上不就回去了吗？”她的声音带着一丝困惑，“今晚为什么突然要走……”
她顿了顿。
“是因为沈让的会员号？”她问。
我看着她。
她的表情是真的不解。
不是装傻，不是心虚，不是欲盖弥彰。
她是真的不明白。
不明白这三年来每一次她提起沈让时，我沉默的那些时刻。
不明白她手术时他在陪护，而我在几百公里外，一个人坐在酒店房间里等到天亮，是靠着什么撑过来的。
不明白她刚才对着前台报出“沈让”这两个字，发音那么自然、那么熟练，就像这三年来她在电话里、在微信里、在朋友聚会上无数次提起这个名字时一样。
她从来不明白。
因为在她心里，这根本不需要明白。
我收回目光。
“最近一班是几点？”我问工作人员。
“晚上七点十五分，首都T3，经济舱余票三张。”
“改这张。”
“原订单是明早九点五十，改签需补差价四百三……”
我扫码支付。
她看着我的手机屏幕。
“简程，”她的声音轻下来，“你生气了吗？”
我没回答。
她把房卡从口袋里拿出来，递向我。
“那我不升级了，”她说，“我们住原来的标间。”
我低头看着那张房卡。
金色的，印着希尔顿的logo，边角被她攥出了几道细痕。
“不用。”我说。
她怔住。
“已经升级了，”我顿了顿，“你住吧。”
我把改签后的电子登机牌存进手机，提起行李箱。
“简程。”她叫我的名字。
我停住脚步。
没有回头。
“沈让的会员权益，”我说，“用不完是他的事。”
身后没有声音。
“我攒了半年假期，”我说，“不是为了来住他升级的房型。”
我走向电梯口。
她站在原地。
身后传来工作人员的声音：“徐女士，您的行李需要寄存吗？”
很久。
“……不用。”她的声音很轻。
电梯门开。
我走进去。
转过身的那一刻，我看见了她的脸。
她站在前台边，手里还攥着那张金色房卡，看着我。
眼眶是红的。
电梯门合拢。
我靠着电梯壁，闭眼。
1712。
豪华海景房。
用沈让的钻石会员卡升级的。
她用他的会员号，报的是他的名字。
沈让。
沈阳的沈，谦让的让。
02
我和徐宛宜是2019年秋天认识的。
那年我在单向街书店办了一场小型分享会，主题是我翻译的那本海洋生态学专著。出版社的编辑说，这种小众书能卖三千册就是奇迹，分享会能来二十个人就谢天谢地。
来了十七个。
她在第十七个。
分享会结束，其他人陆续走了，只有她留在角落，把那本书翻到扉页。
我收拾好电脑，经过她身边。
她抬起头。
“你是简程老师？”她问。
我点头。
她把书翻开，递到我面前。
“这里写的‘听障人士’，”她顿了顿，“是说你听不见吗？”
我取出手机，打字。
“是。”
她低头读那行字。
然后她笑了。
“没关系，”她说，“我可以写给你看。”
那天我们在书店聊到打烊。
她问我是天生听障还是后天，我说天生。她问我怎么学说话，我说没学过，从小读唇语。她问我翻译那本书花了多久，我说两年。
两年。
她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说：“你一定很爱海。”
我没有回答。
不是不爱。是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感觉。
一个从未听过海浪的人，翻译了一整本关于海洋的书。有人说这是讽刺，有人说是执念，有人说是对缺憾的补偿。
只有她说是爱。
那一刻我就知道，她是不同的。
2020年春天，我们在一起了。
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没有鲜花蜡烛，没有精心策划的仪式。
只是某个加完班的深夜，她送我到小区门口。
“简程，”她叫我的名字。
我回头。
她站在路灯下，手插在外套口袋里，呼出的白气在冷夜里凝成雾。
“我好像有点喜欢你。”她说。
我看着她。
很久。
然后我取出手机，打字。
“不是好像。”
她低头读屏幕。
读完，抬起头，眼眶红了。
“那你呢？”她问。
我把那行字删掉，重新打。
“是三年。”
她怔住。
“单向街之前，”我打，“你实习的时候，来出版社送过材料。那天我在，你在前台等了二十分钟。”
她张了张嘴。
“你不记得了。”我打。
她摇头。
“不是不记得……”她的声音有些抖，“我不知道你……”
我关掉手机。
路灯把我们之间的距离照得很短。
她往前迈了一步。
我也迈了一步。
那天晚上我们没有说太多话。她靠着我的肩膀，我靠着单元门冰冷的铁框。
北京的春天，夜里还是零下。
但我们谁都没说冷。
2021年，她带我去见母亲。
阿姨身体不好，那年刚做完一次大手术，瘦得像张纸。她坐在病床上，拉着徐宛宜的手，眼睛却一直看着我。
“小程，”她叫我。
我凑近些，方便她看清我的口型。
“宛宜从小被我惯坏了，”阿姨说，“不太会照顾人。”
我摇头。
阿姨笑了笑。
“你别嫌她。”她轻声说，“她心是好的。”
我点头。
阿姨沉默了一会儿。
“你的耳朵，”她问，“是先天的？”
我点头。
她又问：“能治好吗？”
我摇头。
她没再问了。
只是握着徐宛宜的手，轻轻拍了拍。
“那你就多照顾他。”她对徐宛宜说。
徐宛宜嗯了一声。
阿姨看着我。
“这孩子，”她说，“就拜托你了。”
那一刻我站在病床边，喉咙里有什么东西涌上来。
不是话语。是气流。
我张开嘴。
气流经过声带，震动。
一个音节。
“……好。”
阿姨愣了一下。
然后她笑了。
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在别人面前发出声音。
也是第一次有人对着这个声音，露出了笑容。
2022年，我们领证。
没有婚礼，没有宴席，没有婚纱照。她说不喜欢那些形式，不如省下钱去旅行。我说好。
我们定好了三亚的行程。
机票、酒店、攻略，都是她一手操办。我只负责请年假、收拾行李、把她列的单子一样一样买齐。
出发前三天，她说沈让失恋了。
我没说话。
她问我，能不能带他一起。
我还是没说话。
她以为我默认了。
其实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说不，显得我小气。说好，像在委屈自己。
于是我什么都没说。
像这三年里的每一次。
沈让是她大学学长。
他们认识十年，每年生日互送礼物，微信置顶除了我还有他。她阑尾炎手术，沈让从杭州飞过来签字。她升职那晚喝多了，跟沈让打了三小时电话，我坐在旁边看着，没插一句话。
她不止一次跟我解释过：沈让只是朋友，他喜欢过我，但我拒绝了，他后来也有了女朋友，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
我相信她。
但我没法相信我自己。
我没办法相信，一个听不见、说话含混、连在餐厅点菜都要靠手机打字的男人，值得她放弃那些更健康、更健全、更“正常”的选择。
沈让就是那个选择。
他比她小一届，学金融，现在在投行工作。他能在她加班时开车送她回家，能在她生病时第一时间赶到医院，能在她难过时打电话安慰她。
他能做这些事，不是因为他更爱她。
是因为他比我正常。
这个念头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三年。
我拔不出来，也不敢让她看见。
我以为只要忍下去，这根刺迟早会被时间磨平。
直到刚才，她站在前台，对着工作人员说“沈让，沈阳的沈，谦让的让”。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
这根刺不会自己消失。
它只会越来越深。
深到我退掉机票的那一刻，才第一次感觉到，把它拔出来的疼。
电梯停在一楼。
门开。
我提着行李箱走向礼宾部。
“先生，需要帮您叫车吗？”
我点头。
门童小跑去拦车，我站在旋转门边，看着外面三亚三月的阳光。
很烈，很白。
像她第一次在书店朝我走来时，打在她脸上的光。
手机震了一下。
是她发来的微信。
“简程，你真的要走吗。”
我没有回复。
五秒后，又是一条。
“是因为沈让的会员号吗？我以后不用了。”
我看着那行字。
打了一行：“不是因为你用他的会员号。”
删掉。
又打：“是因为你从来没想过，我会在意。”
又删掉。
最后我打下三个字。
“照顾好己。”
发送。
把手机放进口袋。
出租车停在门口。
门童拉开车门，我弯腰进去。
“师傅，去机场。”
车子驶出酒店大门时，我从后视镜里看见了她。
她站在旋转门边，穿着那件白色针织衫，手里还攥着那张金色房卡。
隔着五十米的距离，隔着反光镜里扭曲的画面，我读不出她的口型。
但我看见她在说话。
她在叫我的名字。
03
首都机场T3，晚上九点十七分。
我坐在到达大厅的长椅上，周围人来人往。接机的人群举着各式各样的牌子，有公司名，有明星名，有“欢迎回家”。
我没有行李。
托运的那只二十三寸箱子，在三亚希尔顿礼宾部寄存着。她发消息说帮我收好了，等我下次来取。
我没回复。
手机屏幕亮着。
飞行模式关了二十分钟，涌入的消息里，置顶对话框依然是那个红色的99+。
我没点开。
不想看。
不是不想看她说了什么。是不想看自己会怎么回复。
我怕我打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带着怨。
更怕我打出来的每一个字，她还是看不懂。
手机震了一下。
不是她。是周老师，听力语言康复中心的老师。
“简先生，周三的课您还来吗？”
我盯着那行字。
来吗。
来干什么。
学了又有什么用。
就算我有一天能像正常人一样流利地说话，能像正常人一样在电话里喊她的名字，能像正常人一样在她朋友聚会上谈笑风生——
那又怎样呢。
她需要我开口吗？
她需要的从来不是我的声音。
她需要的是一个不介意她带着男闺蜜度蜜月的丈夫，一个不在这种小事上计较的男人，一个足够“懂事”的伴侣。
我做不到。
所以我走了。
这是我三十三年人生里，做过的最不懂事的事。
但我没有后悔。
周三，我还是去了康复中心。
周老师看见我，什么也没问。
她只是把当天的训练材料递过来，说：“今天练复韵母，ai, ei, ui, ao。”
我坐在镜子前，张嘴。
“a——”
气流从喉咙涌出。
“——i。”
周老师点头。
“再练一遍。”
我练了三十遍。
下课的时候，窗外天已经黑了。
周老师收拾教具，头也不抬地说：“简先生，你进步很大。”
我没说话。
“不是技巧上的进步。”她顿了顿，“是你愿意发出声音了。”
我看着她。
她抬起头。
“以前你来上课，声音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她说，“像怕惊动什么。”
她把教具装进布袋。
“今天的声音是从这里来的。”她指了指胸口。
我怔住。
“人只有在决定面对自己的时候，”她轻声说，“声音才会落在这里。”
她没有问发生了什么。
也没有问那个每次都陪我来上课的姑娘，这次为什么没来。
她只是说：“下周见。”
我点头。
走出康复中心大楼，北京三月的风依然冷。
我把外套拉链拉到顶，双手插进口袋。
左手摸到一样东西。
那枚海玻璃戒指。
从三亚回来后，我把它从行李箱里翻出来，一直揣在身上。
此刻它躺在掌心，泛着淡绿的光。
我用拇指抚过边缘。
还是那么光滑。
像三年前我在西沙那片无人礁盘上捡起它时一样。
那是我第一次独立出海勘测。
船在礁盘外抛锚，我坐小艇登岸。退潮后的沙滩上，散落着无数被海浪打磨多年的玻璃碎片。
队友说那是附近渔船丢弃的酒瓶，被海水冲刷了几十年。
他们捡了几块好看的，说带回去送女朋友。
我也捡。
捡了半瓶。
回到三亚，那半瓶海玻璃放在出租屋窗台上，一放就是三年。
瓶子后来碎了，玻璃片收进抽屉，只剩下这一块。
我一直不知道要送给谁。
或者说，我一直没敢送给谁。
因为送出去，就意味着承认自己心里有人了。
承认自己想被那个人看见。
承认自己愿意把捡了三年的海玻璃交到她手上，然后等她问一句：
“这是给我的吗？”
我没等到这句话。
不是因为没送出去。
是因为我从来没敢递到她面前。
手机又震了。
不是她。是陌生号码，归属地杭州。
我接起来。
“简程。”
男声，低而沉。
我认出了这个声音。
“沈让。”我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你说话了。”他说。
我没回答。
“徐宛宜说你一直在做康复训练。”他顿了顿，“我以为还要很久。”
“有事？”我问。
他沉默。
很长的沉默。
久到我以为电话断了。
然后他开口。
“她没告诉你。”
不是问句。
“告诉我什么。”我说。
“2019年单向街书店。”他说，“不是她自己去的。”
我攥着手机。
“是我让她去的。”
风从长安街的方向吹过来，灌进话筒，发出低沉的呜鸣。
“那本书我买了三本。”他说，“一本自己看，一本送她，一本寄到出版社，说译者的分享会应该有人去。”
我听着。
“她问我为什么自己不去。我说我去了，你认不出我。”他顿了顿，“但你一定能认出她。”
我没有说话。
“你译的那本书，我本科毕业论文就是那个方向。”他的声音很平，像在陈述一份报告，“海洋生态修复，珊瑚白化，南海礁盘。你的每一篇论文我都读过。”
风停了。
“你知道吗，简程。”他忽然叫我的全名，“徐宛宜根本不是学海洋的。”
我知道。
“她是学财务的。”他说，“注册会计师，在审计公司做了五年。”
我知道。
“她连鹿角珊瑚和桌面珊瑚都分不清。”他说，“但她把你那本书读了三遍。”
我闭上眼。
“为什么告诉我这些。”我问。
他沉默了很久。
“因为她欠我的人情，”他说，“我替她还了。”
电话挂断。
我站在康复中心楼下的路灯旁，攥着手机，掌心全是汗。
屏幕亮了。
是她发来的微信。
“简程，沈让刚才给我打电话。”
“他说联系你了。”
“他说了什么？”
我盯着那三行字。
很久。
然后我打下回复。
“2019年书店，”我打，“是谁让你去的。”
消息显示已读。
正在输入。
很久。
屏幕跳出一行字。
“是我自己。”
我看着那行字。
眼眶忽然热了。
“我去单向街，是因为学姐说译者是个听障者。”
“我很好奇，一个听不见的人，怎么翻译关于海的书。”
“后来我把那本书读完了。”
“读到第三遍的时候，我发现我好奇的不是他怎么翻译海。”
“是他这个人。”
“所以我去了分享会。”
“我坐在最后一排，看你对着十七个人讲了两小时。”
“你一直没抬头。我以为你紧张。”
“后来你送完最后一本书，终于抬起头，看向门口。”
“你在看什么？”
“我不知道你在看什么。但那一刻我在看你。”
“然后你走过来了。”
“你停在我面前。”
“简程。”
“是你先走向我的。”
我看着屏幕。
那些字一个一个浮现在眼前，像退潮后露出的礁石。
原来她一直记得。
记得那天的每一个细节。
记得我没抬头。
记得我在看门口。
记得我走过去，停在她面前。
我记得的，只有她举着书问我“你是简程老师吗”。
而她记得的，是我先走向她的。
手机又震了一下。
“简程。”
“你还愿意回来吗。”
凌晨三点。
我拨通了她的电话。
响一声。
接起来。
“简程。”她的声音带着睡意，又像根本没睡着。
我张开嘴。
“徐宛宜。”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从胸口那个位置涌上来。
“机票退了，”我说，“明早没有航班。”
她沉默了两秒。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现在。”我说。
“现在没航班……”
“高铁。”我说，“四个半小时。”
她没说话。
我听见她吸气的声音。
很轻，像海浪退潮时最后一道波纹。
“我来接你。”她说。
04
凌晨四点半，北京南站。
我从出站口走出来，远远就看见了她。
她站在到达大厅中央，穿着我那件藏青色冲锋衣，拉链拉到下巴。头发随意挽着，几缕散落在脸颊边。
她看见我。
没有跑过来。
只是站在原地，看着我一步一步走近。
我站在她面前。
三月的夜风从出站口灌进来，把她的发丝吹乱。
她没有抬手拨。
我也没有替她理。
就这么面对面站着，隔着五十公分的距离。
“简程。”她开口。
我看着她。
“沈让都告诉你了。”她说。
不是问句。
我点头。
“2019年单向街，”她顿了顿，“不是我让他告诉我的。是他自己查到的译著信息，自己买的书，自己建议我去。”
她低头看着脚边地砖的缝隙。
“但他问我，宛宜，你想去吗。”
她的声音很轻。
“我说想。”
“他说，那就去。”
她抬起头。
“我去了，不是因为他的建议。”
“是因为我想见你。”
我没有说话。
“那天我坐在最后一排，”她说，“你一直在低头，不敢看观众。”
她顿了顿。
“我以为你紧张。”
“后来我知道，你不是紧张。”
“你是在数来了多少人。”
我看着她。
“十七个。”她说，“你数了三遍。”
我张了张嘴。
“你怎么知道……”
“你翻书的次数。”她说，“每翻一次，眼皮抬一下，从左到右，一共十七次。”
我怔住。
她笑了一下，眼眶红了。
“简程，我不是不懂你。”
“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让你知道，我懂你。”
出站口的夜风停了。
我们站在逐渐空旷的大厅中央，早班列车的旅客还没到，夜班列车的旅客已经走光。
只有我们两个人。
“三亚那天，”她开口，“你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在1712坐了一整夜。”
她没等我问，继续说。
“我想了很久。想你为什么不高兴，想我以前是不是也让你这样不高兴过。”
她低下头。
“我才发现，我根本不知道。”
“你从来没有说过。三年了，你从来没有在我面前发过一次脾气，没有说过一次‘不’，没有表达过任何不满。”
她的声音开始发抖。
“我以为你不在乎。我以为你性格就是这样，不会生气，不会吃醋，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她吸了吸鼻子。
“我不知道你在忍。”
我攥紧拳头。
“徐宛宜。”我叫她。
她抬起头。
“不是你的问题。”我说。
她看着我。
“是我从来没让你看见过。”
我顿了顿。
“我怕你看见一个会计较、会吃醋、会小心眼的简程。”
“我怕你发现，原来我也不比沈让大度多少。”
“我怕你终于承认，”我顿了顿，“选我是错的。”
她摇头。
很慢，很用力。
“不是这样的。”她说。
我等她。
“沈让是很好，”她轻声说，“但他不是你。”
她向前迈了一步。
距离缩短到二十公分。
“他能在手术室外守一夜，能在凌晨接我下班，能在失恋时让我陪他散心。但他不会像你一样，在翻译一本书时查三遍资料，只为了确认一个专业术语。”
她看着我。
“他不会像你一样，把我随口说过的一句‘想去看海’记在心里，攒半年假期订三亚的行程。”
她顿了顿。
“他也不会像你一样，”她的声音很轻，“在听见我报他会员号时，什么都不说，只是把机票退掉，一个人走。”
她的眼泪落下来。
“你走的时候，”她说，“我在旋转门边叫你。”
“你没回头。”
我闭上眼睛。
“不是不想回头。”我说，“是怕回头了，就走不了了。”
她握住我的手。
“那你现在回头了。”她轻声说。
我睁开眼。
她站在我面前，眼眶红透，睫毛上挂着没干的泪。
我抬起手，用拇指抹去她脸颊上的泪痕。
“徐宛宜。”我叫她。
她应了一声。
“会员号的事，”我说，“以后不用了。”
她点头。
“他的微信，”我顿了顿，“置顶可以取消了。”
她点头。
“他再失恋，”我说，“你让他自己扛。”
她点头。
“他欠你的人情，”我说，“还完了。”
她点头。
“以后你欠的人情，”我说，“我来还。”
她的眼泪又涌上来。
“你怎么还。”她轻声问。
我想了想。
“用一辈子还。”我说。
她扑进我怀里。
我把下巴抵在她发顶。
她的头发还是三年前那个味道。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洗发水，但在这一刻，我知道这是我以后一辈子都会记得的味道。
“简程。”她闷在我胸口，声音瓮瓮的。
“嗯。”
“你还生气吗。”
我想了想。
“还生气。”
她没说话。
“但不是因为你。”我说。
她抬起头，看着我。
“是气我自己。”我说，“气自己不敢说。”
她怔怔地听。
“三年前在书店，我应该告诉你：你是第十七个来的，我数了三遍。”
“两年前在病房，我应该告诉你：第一次叫阿姨那声‘好’，是你妈妈让我开口的。”
“一年前你手术，我应该告诉你：我在杭州酒店坐了一夜，买了三张机票，每一张都没登机。”
我看着她。
“因为我怕去了，会忍不住当着沈让的面把你带走。”
她的眼泪一滴滴落在冲锋衣上。
“简程。”她叫我的名字。
“嗯。”
“以后这些话，”她说，“你都告诉我。”
我点头。
“说不出来就写，写得太慢就比划，比划我看不懂——”
她顿了顿。
“我就等你重比划一遍。”
我笑了。
她看着我的笑容，愣了一下。
“你笑什么？”
我摇头。
她没再追问。
只是把脸重新埋进我胸口。
“简程，”她轻声说，“三亚你还想去吗。”
我看着远处渐渐亮起的晨曦。
“想。”我说。
“那我重新订房。”她说，“不用会员号。”
“嗯。”
“不升级。”
“嗯。”
“就住标间。”
我低头看着她。
“为什么是标间。”我问。
她抬起头，有点不好意思。
“因为大床房贵。”她说。
我看着她。
她看着我。
然后她笑了。
我也笑了。
晨曦从出站口的天窗倾泻下来，落在我们肩头。
她牵起我的手。
“走吧，”她说，“回家。”
05
2024年4月，三亚。
亚龙湾希尔顿，1712房。
还是这间房。
还是这片海。
还是我们两个人。
她在阳台上晒日光浴，戴着墨镜，头发用发夹随意绾着。防晒霜的味道混在海风里，淡淡的椰子香。
我坐在床尾，低头看手机。
屏幕上是一封来自康复中心的邮件。
周老师说，我的康复课程第一阶段已经完成，第二阶段可以开始语音社交训练。建议我参加线下互助小组，每周一次，和其他康复者一起练习日常对话。
我回复：好的。
然后我抬起头。
她正从阳台探头看我。
“简程，”她摘下一只耳机，“你在干嘛？”
“回邮件。”我说。
她点点头，又把耳机塞回去。
我看着她。
阳光从落地窗倾泻进来，把她晒成暖洋洋的金色。她跟着耳机里的音乐轻轻晃着头，脚丫悬在躺椅边缘，一晃一晃。
我走过去，站在她旁边。
她睁开眼。
“怎么了？”
我看着她。
“徐宛宜。”
她摘下耳机。
“嗯？”
我张开嘴。
“你——”我说，“想不想学手语。”
她怔了一下。
“怎么突然问这个？”
我沉默了几秒。
“周老师说，”我说，“语音社交训练需要练习对象。”
她看着我。
“我想让你当我的练习对象。”我说。
她没有回答。
只是从躺椅上坐起来，摘下墨镜，认认真真地看着我。
“简程。”她说。
“嗯。”
“你是在邀请我，”她顿了顿，“跟你一起学手语吗？”
我想了想。
“是。”
她笑了。
那个笑容和三年前单向街书店里一模一样。
“好。”她说。
当天下午，我们去了三亚市聋人协会。
接待老师姓陈，也是听障者。她用流利的手语跟我交流，知道我也是聋人后，很自然地切换成慢速手语，配合口型。
徐宛宜坐在旁边，看得目不转睛。
“第一次学？”陈老师问她。
她点头。
陈老师笑了。
“从最简单的开始吧。”她竖起食指。
“这是数字1。”
徐宛宜跟着竖起食指。
“这是‘你’。”
食指指向对方。
徐宛宜学着指向陈老师。
“这是‘我’。”
食指指向自己。
徐宛宜指向自己。
“这是‘爱’。”
双手在胸前交叉成心形。
徐宛宜看着那个手势。
她转头看了我一眼。
然后她跟着做。
双手交叉成心形，向前推出。
“这是‘你’。”陈老师又竖起食指。
徐宛宜的手势停在空中。
她看着我。
食指指向我。
心形还在胸口。
“我——爱——你。”
她的手指一个一个动作分解，生涩，但完整。
陈老师笑着鼓掌。
我站在原地。
喉咙里有什么东西涌上来。
不是气流。
是很多年前，在西沙那片无人礁盘上，我弯腰从沙子里捡起第一块海玻璃时，心里涌起的那种感觉。
那时我不知道这种感觉叫什么。
此刻我知道了。
叫“被看见”。
那天晚上，我们回到1712房。
她趴在床上，对着手机学手语视频，手指一遍一遍比划那几个动作。我在旁边看着，偶尔纠正她的手势方向。
“是这样吗？”她举着双手，比划出一个不太标准的“爱”。
我摇头。
握住她的手腕，帮她调整角度。
“手腕要转过来一点。”我说。
她照做。
“这样？”
我点头。
她继续对着镜子练习。
我看着镜子里她的倒影，一遍又一遍地比划着同一个动作。
“徐宛宜。”我开口。
她回头。
“你下午那句话，”我说，“再说一遍。”
她愣了一下。
“哪句？”
“手语那句。”
她想了想。
然后她举起手。
食指指向我。
双手交叉成心形。
向前推出。
她做得很慢。
每一个分解动作都努力做到标准。
她不知道，她的动作其实还是不太标准。
但她也不需要知道。
因为我已经看懂了。
“我——也——爱——你。”我用手语比划。
她怔怔地看着我的手。
然后她的眼眶红了。
“简程，”她轻声说，“你手语比划得好标准。”
我看着她。
“练了多久？”
我沉默了几秒。
“三年。”我说。
她的眼泪落下来。
“2020年冬天，”我说，“你去上海出差。”
她点头。
“我报了一个手语班。”
她怔住。
“老师说成年人学手语很难，”我说，“手指不灵活，记不住动作。”
我顿了顿。
“我就每天对着镜子练。”
她捂住嘴。
“练到手指抽筋。”我说。
她哭出声。
我走过去，站在她面前。
“那时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学。”我说，“只是觉得，如果有一天，我始终开不了口……”
我顿了顿。
“至少还有手语可以告诉你。”
她抬起头，满脸泪水。
“告诉我什么？”
我看着她。
双手抬起来。
食指指向自己。
双手交叉成心形。
向前推出。
她的眼泪流得更凶。
“徐宛宜。”我开口。
她应着。
“这些话我等了三年，”我说，“今天终于能告诉你了。”
她没有说话。
她只是伸出手，握住我的手。
十指交扣。
那枚海玻璃戒指还套在我无名指上，硌在她的掌心。
她没有躲。
她只是把它握得更紧。
窗外，夜里的海很静。
海浪一下一下涌上沙滩，又退回去。周而复始，不知疲倦。
她靠在我肩上。
“简程。”她轻声说。
“嗯。”
“以后每年都来看海好不好。”
“好。”
“去不同的地方，”她说，“看不同颜色的海。”
“好。”
“等你有一天不用助听器也能听见海浪，”她说，“我们就坐在沙滩上听一整天。”
“好。”
她忽然抬起头。
“你会不会觉得我很烦。”
我看着她。
“不会。”
“为什么。”
我想了想。
“因为你是徐宛宜。”我说。
她笑了。
那笑容和三年前一模一样。
四天后，我们回到北京。
从机场回家的出租车上，她靠着窗睡着了。三月的阳光从窗帘缝隙漏进来，落在她侧脸上。
我看着她。
看了很久。
然后我打开手机，订了两张去威海的票。
不是现在。
是明年春天。
备注栏里我写了一行字：
“贝壳还没捡完。”
她没醒。
但嘴角有一点弧度。
我知道她在装睡。
我没有戳穿。
只是把手机收进口袋，看向窗外。
北京三月的天空灰蒙蒙的，但远处地平线上已经有一线亮光。
春天快到了。
我低下头，看着自己无名指上那枚海玻璃戒指。
阳光把它照成淡绿色，边缘光滑如初。
像三年前我从西沙带回来时一样。
像很多年后它依然会是的样子。
我闭上眼睛。
耳边是她轻轻的呼吸声。
窗外，这座城市的喧嚣隔着双层玻璃，只剩下一片模糊的嗡鸣。
我听不见那些声音。
但我听得见她。
“师傅，”我开口，“麻烦在前方路口右转。”
司机应了一声。
她动了动，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靠在我肩上。
没有醒。
阳光从云层缝隙漏下来，把整条长安街镀成金色。
车流在金色里缓缓移动。
她的呼吸声在金色里绵长而平稳。
我把头轻轻靠在她发顶。
闭上眼。
这些年所有的等待、隐忍、恐惧，此刻都沉进那片三月的海平面以下。
很深的地方。
有光从那里透上来。
不是阳光。
是很多年前，一个听不见海浪的人，在无人礁盘上弯腰捡起第一块海玻璃时，心里涌起的那个念头——
原来海也是有声音的。
不在耳朵里。
在这里。
我按了按胸口。
她在我肩头轻轻动了动。
“简程。”她含混不清地叫我的名字。
“嗯。”
“到家叫我。”
“好。”
她沉沉睡去。
我继续看着窗外。
车在长安街上平稳地行驶，穿过一个又一个路口。
无名指上那枚海玻璃戒指，映着窗外流动的光，一闪一闪。
像很远的海面上，某座灯塔的微光。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倾听，希望我的故事能给您们带来启发和思考。我是听风说事，每天分享不一样的故事，期待您的关注。祝您阖家幸福！万事顺意！我们下期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