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13日，平壤，朝鲜民俗餐厅。

烤肉的油滴落在炭火上，滋滋作响，青烟袅袅升起。于大姐把一片焦黄的牛舌夹进嘴里，嚼两下，眉头皱起来。

“这肉太肥了，腻得慌。”

她随手把剩下半片搁在盘边，拿起生菜包了一片瘦的。

小金坐在餐桌最边缘的位置，面前还是那套一成不变的工作餐：一碗米饭，一碟泡菜，一碗飘着几片干菜叶的清汤。她吃得很慢，每粒米嚼二十下。

她没往那盘烤糊的牛舌上看。

但于大姐的话让她抬起了头。

“金同志，”于大姐用筷子点着那盘还剩一半的五花肉，“你们朝鲜人是不是特别爱吃肉？我看你们肉做得挺好。”

小金放下筷子。她把那枚双人徽章正了正，坐直身子，声音像新闻联播。

“我们朝鲜人不怎么爱吃肉。”

桌上安静了一瞬。

“肉太腻了，”她微微笑着，“我们朝鲜人喜欢吃清淡的，泡菜、凉菜、清汤，对身体好。我们基本上一个星期只吃一次肉，这样最健康。”

王老板点点头：“难怪你们身材都这么好。”

小金笑着，端起那碗清汤，低头喝了一口。

我坐在她斜对面。汤碗遮住她大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眼睛。

那双眼睛在笑。但笑底下，有什么东西正往下沉。

那天晚上十一点多，我在消防通道抽烟。

安全出口的绿灯把整个楼梯间照成水族箱的颜色。门推开，小金端着她那个军绿色搪瓷缸走进来。

“张同志，豆浆。”

她蹲下来，把缸子放在水泥地上，抱着膝盖，脸埋进手臂里，只露出两只眼睛。

我们并排蹲着，中间隔着一拳距离。

“金同志，”我抽完烟，把烟头碾灭，“你今天在饭桌上说，朝鲜人一周只吃一次肉。”

她没说话。

“那是真的吗？”

沉默。走廊尽头的挂钟滴答滴答走着，大同江在窗外黑沉沉地流。

过了很久，她开口了。

“我爸爸是东海舰队的潜艇兵。”

她没看我，看着地上那道从门缝挤进来的绿光。

“1997年，他最后一次出海。那年我七岁，弟弟五岁。妈妈说爸爸去执行光荣的任务，完成任务就回来。”

她顿了一下。

“第二年春天，来了两个穿军装的叔叔。他们带来一张奖状，一枚一级国旗勋章，还有爸爸的遗物。妈妈说，爸爸牺牲了，成了永远的革命烈士。”

她把脸埋进手臂里，声音闷闷的。

“那天晚上，邻居阿姨送来一碗肉。她说，孩子没了爸爸，要补补身子。那碗肉是五花肉，肥的比瘦的多，妈妈熬了一锅汤，每人分到两块肉。”

“那是1997年我们家最后一次吃肉。”

她抬起头，眼睛亮晶晶的，没哭。

“1998年，苦难行军最苦的时候。妈妈把配给的粮食留给我和弟弟，自己吃橡子面，吃得全身浮肿。弟弟问，妈你怎么不吃米饭。妈说，妈不爱吃米饭，妈爱吃橡子面。”

她顿了顿。

“弟弟信了。他那时候六岁。”

风吹过消防通道敞开的窗，把她的刘海吹乱。她伸手别到耳后，动作很慢。

“张同志，我今天说朝鲜人一周只吃一次肉。”

她转过头，第一次看着我的眼睛。

“那个数字是对的。”

“2014年、2015年，我们配给最好那阵，每人每月能领到400克猪肉。400克分四周，每周100克。100克是几片？三片。比于大姐今天扔掉的半片牛舌还少一点。”

她笑了一下，嘴角扯了扯就停住。

“所以我没说谎。我们真的每周能吃一次肉。三片，一片不能多。”

“只是于大姐问的是‘爱吃肉吗’。我答的是‘不爱吃’。”

她低下头，把搪瓷缸捧起来，贴在胸口。

“我不能告诉她，不是不爱吃，是不够吃。不够分。不够弟弟从八岁长到二十四岁，还没吃过一顿管够的五花肉。”

“我不能告诉中国同志，我们吃不起。”

她终于哭了。

没有声音。眼泪从眼眶里溢出来，顺着颧骨滑下去，滴在搪瓷缸边缘，渗进那双瘦得关节突出的手背上。

她没有擦。

只是把缸子握得更紧，像握着一个快要溺死的人唯一能抓住的东西。

2016年，朝鲜的粮食配给降到每人每天360克。这是1997年以来最低水平。

官方更不会告诉游客，2016年春节，正洙打电话回家说“食堂发了玉米饼管饱”，其实是发烧什么都咽不下去，把玉米饼揣在军装内袋焐着，夜里饿醒啃一口。

小金知道这些。但她不能说。

她只能告诉中国游客：朝鲜人不爱吃肉。一周吃一次就够了。太腻。清淡才健康。

她把谎言练得字正腔圆，像她的普通话一样标准。

第七天，平壤顺安机场。

我在海关检查台前排队。小金站在国际出发厅门口，粉色长裙，双人徽章，手贴着裤缝。

轮到我了。

海关官员翻开我的行李箱，从夹层掏出一包还没拆封的哈尔滨红肠。他看了很久。包装袋上印着大块精瘦的肉，纹理清晰，油光发亮。

“同志，这是肉吗？”

“是肉。”

他点点头。没没收。放回去了。

盖完章，我转身。

小金还站在那儿。

我走过去，把那个帆布挎包从肩上拿下来，递给她。

“里面有几包饼干，两袋榨菜，还有一包红肠。安检已经查过了，你带走。”

她没接。

“张同志，我不能……”

“不是给你的。”我把挎包挂在她手腕上，“给你弟弟的。”

她低下头。那只瘦骨嶙峋的手攥住挎包带子，指节发白。

“张同志，”她很小声地问，“你说，中国同志以后还会来朝鲜旅游吗？”

“会。”

“那你说，那时候的朝鲜，能吃得起肉了吗？”

我张了张嘴，答不上来。

她等了三秒。

然后笑了，把挎包背到肩上，退后一步。

“祝中国同志一路平安。”

标准的播音腔，尾音收得干干净净。

她转身，往外走。

走到旋转门前，停住。

没回头。

只是抬起右手，在空中停了两秒。

那只手很瘦，关节突出，指甲剪得很短。2016年秋天的阳光从落地玻璃斜射进来，照在她手背上，那道被搪瓷缸烫过的小疤泛着淡粉色的光。

然后那只手落下去，消失在旋转门的阴影里。

2026年2月，上海。

窗外冻雨敲着玻璃。我从书柜底层翻出那张2016年的旧照片——妙香山友谊展览馆门口，她站在老银杏树下，粉色长裙，胸章反光，头发上落着一片叶子。

照片背面有一行字。

不是我写的。

是出发前一天晚上，她从我放在酒店的笔记本里抽走一页纸，第二天还回来时，背面多了这行字。

蓝色圆珠笔，一笔一划，像小学生临帖：

“张同志，我从来没吃过一顿管够的肉。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

但我会告诉游客，肉太腻了，我们不爱吃。

说着说着，有时候自己都信了。

祝中国同志永远不用学会说这种话。

金恩珠

2016.9.12 于平壤”

那页纸的边缘已经卷曲，折痕处磨出了毛边。十年了，我搬了五次家，扔过衣服、书、家具，没扔过这张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