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敢信吗？咱们国家居然有个“三峡省”，从筹备到“胎死腹中”只用了一年多，最后它的“遗产”还成了重庆的一部分？今天咱们就来谈谈这个差点改变中国地图的“省份”。

上世纪80年代，三峡工程的论证进入关键阶段，百万移民安置和区域发展成了绕不开的难题。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一个大胆的设想被提了出来——干脆在川东鄂西的交界地带，成立一个全新的省级行政区，专门负责三峡工程的配套工作。

这个“孩子”的名字几经变更，从“三峡特别行政区”到“三峡特区”，最后定名为“三峡省”。它的地盘可不小，大致覆盖了今天四川东部和湖北西部的大片区域，面积超过8万平方公里，人口足足有1760万，省会就定在了湖北宜昌。从地图上看，这个“三峡省”就像一条狭长的玉带，紧紧缠绕在长江三峡两岸，扼守着长江中上游的咽喉。

1985年2月8日，“三峡省筹备组”正式成立，由李伯宁担任组长，直接归国务院领导。这个筹备组可不是个空架子，它肩负着五大重任：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组建省级领导班子、协调移民安置……听着是不是像模像样？它的辖区更是具体到了县市一级，包括四川涪陵地区的10个县市、万县地区的10个县市，再加上湖北宜昌地区的9个县、宜昌市和鄂西州的巴东县，一共30个县市，妥妥的一个大省规模。

三峡省的筹备工作刚起步，一场关于“建省还是不建省”的大辩论就炸开了锅。支持建省的人认为，成立三峡省可以打破行政区划的壁垒，集中川东鄂西的资源，高效推进移民安置和工程建设，避免“多头管理”的混乱。

但反对的声音也非常强烈。有人算了一笔账：新成立一个省，就要新建一整套省级行政机构，从省委省政府到人大政协，再到公检法和各种事业单位，这得增加多少行政成本？本来就不富裕的三峡地区，哪经得起这么折腾？还有人担心，建省后会加剧川鄂两省的利益分割，反而影响工程的整体推进。

这场辩论越吵越凶，从地方政府吵到了中央部委，从专家学者吵到了普通百姓。大家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眼看着三峡工程的论证工作受到了影响，行政效率也大打折扣，中央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1986年5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发12号文件，《关于将三峡省筹备组改建为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的通知》。这份文件直接给三峡省判了“死刑”，明确指出“工程论证需时，建省不利于开发建设”，决定将三峡省筹备组改建为“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不再负责建省事宜，转而指导川鄂两省进行移民试点和经济开发。

文件传达后，三峡省筹备组随之撤销，工作人员全被调回原职。这个筹备了一年多的“三峡省”，还没来得及正式挂牌，就正式宣告流产，成了中国行政区划史上一个著名的“流产儿”。

很多人为此感到惋惜，觉得一个大好的发展机遇就这样错过了。但现在回头看，这个决定或许是明智的。它避免了不必要的行政成本和利益纠葛，让三峡工程的论证和建设得以轻装上阵。

虽然三峡省没建成，但它的“遗产”并没有消失。到了90年代，三峡工程正式开工，百万移民的安置工作迫在眉睫。为了更好地统筹管理，中央决定将原属四川的川东地区，也就是当年三峡省规划的核心区域，单独划出，成立了中央直辖市——重庆。

你看，今天的重庆，辖区范围和当年的三峡省高度重合，同样肩负着三峡工程移民安置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任。从某种意义上说，重庆就是“三峡省”的“借壳上市”，是当年那个设想的实践和延续。

当年那些为三峡省奔走的人们，或许没有想到，他们的心血最终以另一种方式结出了果实。而那个差点诞生的“三峡省”，也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史上一段耐人寻味的插曲，提醒着我们：改革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候，退一步，是为了更好地前进。

三峡省的故事，就像一个历史的玩笑。它轰轰烈烈地登场，又悄无声息地落幕，却在不经意间影响了中国的行政区划格局。它告诉我们，任何重大的决策都需要经过反复的论证和权衡，不能仅凭一腔热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