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由热变冷，雷公山上银装素裹，一年一度的春节快到了。每当这时，记忆里的老家乔洛村，炊烟便带着腌肉、米酒的香气，在吊脚楼的飞檐间缠绕。这座藏在苗岭深山中的苗寨，向来都是双重年味的聚集地——苗年的芦笙、铜鼓还在耳畔回响，春节的红联已悄悄地贴上了木门。于我而言，最刻入骨髓的年味儿，始终藏在除夕守岁的时光里，从童年苗寨的鸡鸣破晓，到当下城市的午夜钟声，从未褪色。

春节的起源，像一条奔涌不息的巨流，裹挟着千年的传说与烟火。有人说它始于虞舜时期的祭天盛典，舜帝登位那日率部下祭拜天地，百姓效仿，便有了岁首欢庆的雏形；也有人说它发轫于殷商的祭神祭祖，祈愿来年五谷丰登。说法各异，但都有一个指向：辞旧迎新，祈福纳祥。从上古的祈年祭祀到万年创历法定岁首，到民国时期正式定名为春节，再到2024年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个节日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时间节点，成为中国人心中最深刻的文化象征。

在众多春节习俗中，守岁无疑是最具仪式感的一环。西晋《风土记》中“除夕达旦不眠，谓之守岁”的记录，是这一习俗最早的文字记载，唐太宗曾写下“暮景斜芳殿，年华丽绮宫”的守岁诗篇。古老传说里：为了赶走会摸孩子头的“祟”妖，家人通宵亮灯不睡，其后演变成“守祟”与压岁钱的习惯；为了躲避凶猛的年兽，人们关门闭户、通宵相守，用鞭炮声驱散恐惧；人们总觉得祖先能感应到家，供桌上便烛火不熄、香火不断，守岁是对先人的敬重与思念。说到底，守岁是中国人与时光的对话，是对旧岁的惜别，更是对新年的期待。

我的老家乔洛村，是苗族村寨，从未缺席过春节的热闹。苗年的银饰叮当与春节的鞭炮声齐鸣，在村落的沟壑中交织成非凡的年韵。记得50年前，小时候的我对春节总带着一种纯粹的期盼：盼着能吃上软糯的米粑，盼着年夜饭桌上偶尔的鱼、肉，盼着能穿上一件新衣裳。而这期盼的顶点，便是除夕守岁。与如今人们熬夜到零点不同，我们苗寨的守岁，是一场酣眠后的苏醒。父母会提前叮嘱，除夕夜要早些睡觉，等到鸡鸣两遍，天准备亮时，便是守岁的关键时刻。

记得那时，窗外的鸡叫声刚过第二遍，父亲便会点亮马灯，唤醒睡眼惺忪的我们。我和哥哥揉着眼睛，追随父亲来到家门口，他从墙角扛起那支狩猎用的老旧火药枪，我则捧着一挂红鞭炮。“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划破村寨的寂静，紧接着，火药枪“砰砰”地一声声巨响，惊起山野间的鸟雀，也宣告着新年的到来。父亲说，这鞭炮和枪声，是为了驱赶邪祟，也是为了迎接福祉。放完鞭炮，老妈会带姐去河边挑水，我则随哥到村寨边的山林里扛柴。那时候村里没有自来水，新年的第一桶水被称为“新水”，相传喝上“新水”能洗去身上的病痛；而扛回的柴谐音“财”，表示招财进宝。刺骨的河水冻得手指发红，扛柴的肩胛骨也被压得生痛，但想到这是在为新年祈福，我们浑身是劲。回到家时，老爸正在灶房忙着，糯米饭的香气烧得红红的青杠炭的温暖，将室内填得满满的。一家八口人围坐在火坑边，听长者们讲关于春节的故事，聊着一年的成果，温馨着呢。

岁月流逝，父母相继离世，我也走出苗寨，到城里工作。过去的木楼渐渐染上尘埃，因生产方式的改变，那支火药枪早已上交。城里的春节，照样热闹，却多了几分不熟悉。守岁的规矩变了，不是鸡鸣后的苏醒，而是熬到午夜十二点。除夕夜的客厅里，电视播放着春晚，家人坐在一块嗑瓜子、吃水果，刷着微信看祝福语。等到零点的钟声敲响，窗外便响起阵阵的鞭炮声，绚烂的烟花映照苍穹，却照不进我的内心，填不满那份空落。没了挑水、扛柴，没了火塘边的絮絮叨叨，两三个人围坐总找不到以往的那种仪式感。日子好了，再也无须盼着新年才吃上肉、穿上新衣，可那份简单的快乐，却仿佛随着童年的纯真一起离去了。

偶然会忍不住问，哪种守岁更好，是童年贫苦里纯粹的欢乐，还是如今宽裕中的些许孤独？是苗寨鸡鸣后的鞭炮声，抑或城市午夜的烟花雨？过去的团圆是七八个人环坐壁炉，今天的团圆是两三个人对着荧屏。我既想留住童年的记忆，又想驱逐记忆里的悲楚。

但认真盘算，守岁的初心不曾有变。无论是魏晋时期的达旦不眠，还是村里的鸡鸣而起，无论是城里的午夜狂欢，抑或苗寨里的环炉夜话，守岁始终是对团聚的向往，对幸福美满的憧憬。糯米粑香甜或许会淡去，挑水、扛柴的仪式可能会弱化，但那份对新年的热忱，那份对亲人的惦记与依凭，早就融入骨子里，变作生活中最温暖的底色。

一年除夕又至，我仿佛又听到了苗寨的鸡鸣，看到了老妈挑“新水”的身影。原来，守岁守的从来不是时间，而是记忆里的那份真情，是心底里的那份乡愁，是跨越千里、超越岁月的合家团圆之愿。愿人间每个守岁的夜晚，个个都有人可念，有暖可依！

文/韦向东